1996年,上海一场订婚宴上,安徽和县来的马林父母,面对台湾亲家提出的100万元人民币聘金,半天没有接上话。马林的父亲甚至低声问儿子:“这是真的吗?不是开玩笑吧?”
这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松承担的数字。上世纪九十年代,100万元在上海也称得上巨款,更何况马林当时的收入并不高。原本热闹的宴席,因一句“台湾有聘金风俗”,气氛突然变得凝重。
有意思的是,这场婚事的起点,并不在订婚宴,而在一次交通事故。
1992年,上海长宁区交警大队楼下,马林看到一辆黑色公爵王轿车。车盖凹进去一大块,他随口说了句:“这车撞得不轻。”话音刚落,一名年轻女子急忙跑来追问:“在哪里?”
她叫赖敏英,刚从虹桥路发生的事故中缓过神来。车辆被暂时扣留,她又不熟悉上海的办事流程,整个人显得十分慌乱。马林便把处理事故的大致程序讲给她听,告诉她扣车只是调查需要,并不等于车辆被没收。
事情办妥后,马林没有留下姓名便离开了。赖敏英却一直想找到这位热心人,十多天后,两人在交警大队再次碰面,才留下了联系方式。
赖敏英出生于台湾富商家庭,来上海时身边熟人不多。她原本准备在扬子江大酒店请马林吃饭,临到头却改变主意,拉着他去了中山公园的肯德基。那顿饭花了55元,最后还是马林掏的钱。
当时的马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对方待人处事太随意。后来他才明白,赖敏英并非故意失礼,只是性格直率,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两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第一次接触出现误会,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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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渐深后,赖敏英发现马林办事可靠。钱丢了,他帮忙寻找;宠物走失了,他也愿意四处打听。马林生病时,赖敏英还带着医生上门照料。关系就是这样一点点靠近的,不靠豪华饭店,也不靠刻意安排。
直到一次在马林宿舍翻看照片,赖敏英指着一张合影问:“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吗?”旁边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照片中的老人正是邓小平。
马林没有把这段经历挂在嘴边。1987年,他从安徽入伍后被调往北京,进入中央警卫团,曾在邓小平身边担任警卫战士。按照岗位轮换,他在那里工作两年,之后调往上海。
那段警卫岁月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只是严格的安保任务。邓小平待警卫人员较为亲切,也很重视他们的成长。马林尤其记得,邓小平对游泳十分热爱,即便年事已高,到了北戴河仍常常要求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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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赖敏英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上海,两人决定订婚。赖家父母专程从台湾赶来,马林父母也从安徽到上海。双方本来谈得顺利,赖敏英母亲却提出100万元聘金,马林一家当场陷入沉默。
关键时刻,赖敏英父亲私下找到马林父母解释。他说,聘金在当地更多是一种礼俗,体现父母养育女儿的心意,并非真要男方拿出100万元。只要两个孩子感情稳定,钱不是婚姻的根本。
马林父亲这才松了口气。双方经过商量,马家准备了金饰,又东拼西凑拿出9万元作为礼数。订婚仪式结束当晚,赖敏英父母便把这笔钱交给女儿,赖敏英随后又转交给马林。
这一幕很能说明两家人的态度:数字先摆在桌面上,真正落到生活里,看的还是双方能不能相互体谅。台湾与大陆的婚嫁习俗存在差异,若只盯着“100万元”这个数字,难免把礼俗误读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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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18日,马林与赖敏英举行婚礼,地点特意选在上海西郊宾馆。那里曾是马林执行警卫任务的地方,对他而言,这既是工作经历的留痕,也是人生转折的见证。
婚后,两人的摩擦并没有消失。赖敏英习惯凡事商量,马林表达关心的方式却是直接把认为有用的东西买回家。电视、电脑、摄影机添了一台又一台,家里的机器一度比人还多。
有一次,马林看中一张带弹簧的沙发,付款后才想起没有征求妻子意见。他赶紧打电话说:“你先过来看看,躺着看电视很舒服。”赖敏英听到这句话,态度便缓和下来,沙发也顺利搬进了家。
两个人的争执,多半来自习惯不同,而不是感情破裂。赖敏英生病时,马林会守在身边照料;她怀孕期间还想外出工作,马林便想办法劝阻,甚至悄悄收起车钥匙。日常有争吵,也有照顾,婚姻就在这些具体琐事中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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