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11月，北京301医院，病房里的谭政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听到老战友病情突然加重，李聚奎顾不上自己身体不适，急忙赶去探望。两位相识半个多世纪的将军，最后一次见面，没有长谈，只有一双紧紧相握的手。
此前，两人还曾在医院院内散步。那天上午，谭政、梁必业和李聚奎边走边聊，气氛并不沉重。到了下午，梁必业突然告诉李聚奎：“谭主任发病了，不能说话。”
李聚奎立即赶到病房。谭政见到他，伸手紧紧拉住，始终没有松开。李聚奎拍着他的手安慰：“不要着急，慢慢治，会好起来的。”可这一次，谭政已经很难再回应。
这双手，牵出的并不只是病房里的告别。
1933年8月，江西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进行部队改编。李聚奎调任红一师第二团团长，不久升任师长；谭政则担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一个负责军事指挥，一个负责政治工作，从此成为并肩作战的搭档。
李聚奎出生于1904年湖南安化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没有受过完整教育。谭政出生于1906年湖南湘乡，早年曾就读东山小学，文化基础较好。两人的性格和经历不同，却在部队中形成了很有特点的配合。
李聚奎后来回忆，自己主要抓作战，谭政则重视思想动员、群众纪律和部队组织。说得直白些，一个带着队伍冲锋，一个想办法让队伍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散。
1934年9月，高兴圩战斗打响。这里是进入兴国苏区的重要通道，地形狭窄，敌军若突破，便可能威胁苏区腹地。李聚奎负责部署防御，谭政则深入阵地，反复向官兵说明修筑工事的意义。
他对战士们说：“多流一滴汗，打仗时就可能少流一滴血。”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很实在。红军官兵在炮火和飞机轰炸下坚守一个多月，地方群众也冒险送水送饭，赤少队协助传递消息，军民关系在战场上变成了实际力量。
高兴圩之后，红一师参加长征，承担过掩护主力、阻击追兵等艰险任务。湘江战役前，部队在潇水河西岸防守，面对敌军强渡，红军展开近距离搏斗。谭政后来在战时政治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官兵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的顽强意志。
有意思的是，谭政的影响并不只在战场上。长征途中，他还督促李聚奎学习文化。李聚奎坦率地说：“我没读过书，学起来困难。”谭政回答：“不学文化，工作会更困难。”
行军休息时，谭政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教李聚奎认字、读报、看文件。条件很差，时间也零碎，但这件小事持续了很久。后来李聚奎能够较为顺畅地阅读文件，处理事务更有条理，和当年的教导分不开。
谭政后来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代表性领导者。1936年，他向中央和中革军委提交《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1944年，在延安主持和参与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些工作，使政治教育、组织建设和战斗任务结合得更加紧密。
李聚奎则在军事指挥和后勤保障方面展现才能。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东北担任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以及辽沈、平津等战役的保障工作。粮食、弹药、车辆和运输线，样样都关系前线胜负。
抗美援朝战争中，李聚奎负责东北军区后勤工作，后承担志愿军后方保障任务。针对敌机轰炸运输线，他提出在公路沿线设置防空哨，利用信号传递预警，减少车辆损失；炒面作为便于保存和携带的干粮，也成为战争初期的重要补给方式。
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主持和参与全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李聚奎当年出任石油工业部长，未参加授衔。1958年，他回到总后工作，中央军委决定补授军衔。面对军衔等级问题，李聚奎只说：“就低不就高。”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
晚年，两人仍有交集。谭政分管后勤政治工作期间，曾与李聚奎一道到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调查，走连队、工厂和有关单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李聚奎看到的，依然是那个重视调查、说话踏实、做事细致的老战友。
1988年11月，谭政病逝。临终前，李聚奎再次来到病房。谭政嘴里发不出声音，只是拉着他的手不松，眼泪从眼角流下。李聚奎后来回忆，那一刻，自己也没有再说什么，只任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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