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周恩来从国外回到北京后,曾向有关方面询问一位湖北篾匠的下落:章水泉在哪里?这个名字并不见于显赫人物的名单,却让总理专门过问。原因很简单,一床竹丝蚊帐,竹丝细如发,展开柔软,折叠自如,令参观者印象极深。
陪同人员介绍,这件作品出自中国湖北武穴的章水泉之手。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要找到这位民间艺人。消息传到湖北,地方政府很快查明,章水泉当时生活在武穴,也就是旧称广济的地方。
章水泉祖籍江西。早年家乡遭遇水患,曾祖父迁到湖北谋生,靠编制竹器开了一间小店。篾匠活看着精巧,收入却十分微薄,民间有“竹子节节高,篾匠代代穷”的说法,正是许多手艺人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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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章桂和吃过手艺人的苦,不愿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所以迟迟不肯教他。可章水泉偏偏对竹器着迷,父亲做活时,他就在一旁盯着看。白天不能动手,便等家人睡下后,借着月光摸索。
有一次,他偷偷学做竹椅,被父亲当场发现。竹竿落在身上,疼痛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执着。后来,父亲见儿子确实有天分,只好把祖传手艺正式传给他。章水泉由此从旁观者,变成了真正的篾匠。
他没有停留在竹椅、竹篮这些日常器物上,而是把木器家具的结构和竹子的特性结合起来,发展出竹编、竹雕等技艺。竹片削得薄如纸,竹丝抽得细如发,经过煎煮、晾干,再进行拼接和打磨,成品既牢固,又不显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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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章水泉做竹器,讲究的不只是好看。竹桌竹椅表面由细小竹片拼成,严密平整,不夹衣物,也不容易渗水。经过多年使用,色泽可能变化,结构却依然稳定。这种实用性,正是民间工艺能够留下来的根本。
1915年,国民党农商部征集参加巴拿马工艺品赛会的展品。武穴商会会长来到章水泉的店铺,看中了一批花竹椅。为了检验质量,他提出当众试摔。章水泉没有争辩,只搬来椅子,和众人来到祠堂高处,将竹椅从楼上摔下。
椅子落地后,竟没有散架。消息传开,花竹椅被送往参赛,并获得四等奖。后来,一名日本商人将其带到大阪工艺品赛会,又取得二等奖。名声虽然传开,章水泉本人却没有得到相应收益,奖品和奖金多被中间环节截留,他只拿到一纸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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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地方人员借庆贺之名索取竹器,过路军官以“欣赏”为由白拿作品,商贩和闲杂人员也不断上门讨要。章水泉不仅没有因获奖改善生活,反而欠下债务。女儿患病无钱医治去世后,他一怒之下,将那张奖状砍成两半。
这件事很能说明旧社会民间艺人的处境:手艺可以替地方争光,却未必能保护手艺人的生活。作品被送到国外,技艺受到赞誉,创作者却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章水泉的经历并非孤例,而是传统工艺长期受压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出现变化。1951年劳动节,章水泉用竹片编成长龙,嵌入小镜子作为龙珠,参加武穴镇游行并获奖。同年国庆节,他制作竹制兵舰模型,舰上的小飞机还能随模型转动,在湖北省行业展览中再次获得一等奖。
这时,章水泉的手艺开始被当作值得保护的劳动成果。1952年周恩来寻找他,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接到指示后,要求地方特别关照这位老艺人。当地按月给予生活待遇,并帮助解决住房问题,还组织青年工人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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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水泉没有把绝活藏在手里。他带着徒弟改进四方桌,制作八方桌,又把竹丝、竹片和雕刻图案组合起来,使桌面呈现虚实相间的效果。后来,他还主持制作竹架丝垫沙发、竹屏风等家具,部分作品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湖北厅。
1956年,章水泉因病住院,湖北方面安排其免费治疗。随后,他从武穴迁到武汉,担任竹器工艺社负责人,继续培养工人。周恩来到武汉时,也曾托人看望或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章水泉每次接到消息,都会问:“总理好么?”
章水泉于1962年4月在武汉病逝,享年69岁。按照遗愿,骨灰送回武穴安葬。后来,传统竹器生产一度衰落,竹器厂在1998年前后解散,老艺人逐渐减少。2009年,武穴章水泉竹艺列入湖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关传承与开发工作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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