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康八世登基、长女英格丽德成为挪威600年来首位女王储的消息,和西班牙莱昂诺尔、荷兰阿玛莉亚、比利时伊丽莎白这几个同龄公主的名字放在一起,“欧洲王室即将迎来女王时代”的说法确实很有画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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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伊丽莎白公主佩戴王冠盛装出席正式活动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把目光从欧洲往东移到日本,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东京正在发生的事会让这个叙事站不住脚——那里刚刚用一次修法,彻底堵死了女性继承的可能。
拿日本来比,不是因为它和欧洲王室相似,恰恰是因为它们在同一时间点上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两者的制度起点——男性优先继承的君主制——原本高度可比,但面对“继承人性别”这个问题时的决策逻辑南辕北辙。欧洲选择了制度现代化,日本选择了坚守传统。
把这两个样本并排放在一起,才能真正看清欧洲这盘棋到底下的是什么,不是什么。
欧洲的连锁反应,日本的反向操作
2026年8月,欧洲发生了两件和继承制度有关的事。一件是列支敦士登王室在国庆日宣布,废除仅限男性继承的规则,改为绝对长嗣继承制。
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公国是欧洲最后一个完成这项修法的世袭君主国,但修法讨论在家族内部已经持续了数十年,2025年底进入具体程序,由握投票权的王室成员以三分之二多数批准。阿洛伊斯王储的公开表态很直白——他想确保“公国与王室由准备最为充分的人领导”。
另一件发生在挪威:哈拉尔五世去世后,儿子哈康继位,被称为哈康八世;他的22岁长女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随即成为王储,排在弟弟之前。英格丽德能排到弟弟前面,靠的是挪威1990年的宪法修正案——确立绝对长子继承制,不再分男女,按出生顺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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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王室继位仪式在镶金王座旁举行
新法不溯及既往,所以她父亲哈康仍排在姐姐之前;但英格丽德出生于新制生效后,长女身份就直接等于第一顺位。
这两个事件收了一个尾:到2026年8月为止,除西班牙和摩纳哥外,欧洲其他世袭君主国全部完成了废除男性优先继承的制度转型。
同月,日本发生的是反方向。高市早苗内阁强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内容很明确:宁可从旧皇族中收养男性子嗣,也不允许女性皇室成员继承皇位。由此,德仁天皇的独生女爱子公主从法律上被永久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下一代仅剩悠仁亲王一人有继承资格。
在这之前不久,高市还押了政治本钱,提前解散众议院并取得大胜,一度被认为打造了“绝对一强”格局。
但这项修正案通过后,日本的民意反应是迅速且冰冷的——《朝日新闻》民调显示,认为“修订内容已获得国民理解”的比例仅为24%,《每日新闻》同期民调中,仅19%的受访者给予积极评价。
换句话说,同样面对“女性能否当君主”这道题,欧洲多数国家交出的答卷现在是“可以”;日本不但说“不行”,还特地把法律加固了一遍,把这条原则钉得更死。
欧洲这盘棋,不是一天下的
承认欧洲是“制度改出来的平等”,不等于否定这个结果的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番转型花了四十多年、走了好几波、各国用的路径都不一样,它的分量才更值得拆解。
梳理下来,欧洲的修法大致分三个波段。第一波在1980到1991年之间,北欧和低地国家先行。
瑞典是欧洲第一个改的——1979年议会通过修法,1980年1月1日生效,而且直接作用于现任国王的继承人:当时才几个月大的卡尔·菲利普王子因此失去了王储之位,姐姐维多利亚成了女王储。挪威和比利时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完成修法。
第二波是集中拐点,时间窗口在2009到2015年。共同触发事件是2011年英联邦16个共主成员国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的首脑会议,各国同步达成废除男性优先继承的共识。英国随后在2013年通过《王位继承法》,2015年生效,但新法只适用于2011年10月28日之后出生的成员。
所以安妮公主没吃到这波红利——她在两个弟弟出生时就被挤到了后面,新法追溯不到她。吃到红利的是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她在弟弟路易王子出生后顺位纹丝不动,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没被弟弟“踢”到后面的公主。
第三波就是收尾——2026年列支敦士登修法,宣布实行绝对长子继承制。但新法不溯及既往,现任摄政王储阿洛伊斯的继承人是长子约瑟夫-文策尔王子;新规则只适用于其子女未来出生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约瑟夫将来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那这个女儿就会是下一任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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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的路径也反映了各国权力结构的不同。丹麦走了全民公投路线,1953年和2009年两次修法都经公投落地;瑞典、挪威、荷兰和英国走的是议会立法和修宪路径;列支敦士登是唯一的王室自主决策案例,家族成员投票即可改规则。
正因路径多元,这场转型才不是“风气来了大家都跟风”,而是各自用自己的制度工具,解决了同一个问题。
日本守住男系,代价就是民意
反过来看,日本的选择是可以细辨的。高市内阁的赌注逻辑不复杂:既然民众给了一场历史性大胜,那就用政治资本去推保守议程,赌民众的注意力不会长久停留在皇室继承这件事上。
现实给出的反馈是,这个赌局输了。高市内阁支持率从长期70%左右急降到41%,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出现“死亡交叉”。受访者被问到为何不满时,他们指向的不是经济政策,也不是外交问题,而恰恰是那部死守“男系男子”原则的《皇室典范》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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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看起来符号化的继承规则,能拖垮一个刚刚取得大胜的首相支持率?答案可能和“天皇制”在当代日本社会的实际功能有关。天皇不掌权,但皇室的公共叙事一直试图传递一种“国民统合象征”的定位。
在少子化、家庭结构急剧变化的日本社会里,皇室反而更容易被民众当成一种投射面——人们不是真的排队等着拥立一位女天皇,而是无法接受为什么到了今天,性别还被当成筛选领导资格的首要标准。
这种民意反噬有一个反向参照:就在挪威,2026年2月议会刚刚以141票赞成、26票反对否决了废除君主制的动议。
尽管同期王室卷入丑闻、支持率从72%骤降至61%,但议会投票结果说明,挪威人对君主制的信任并没有在丑闻中塌方,讨论停在“君主制要不要继续”,没有蔓延到“女性继承人合不合适”。挪威人吵的是君主制的存废,不是英格丽德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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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英格丽德王储在仪仗队列前出席公开活动
对比到这里,差异变量已经从“制度”滑到了“制度后面的社会共识”。
欧洲的修法是制度跟着共识走,日本的修法是想用制度强行压住社会正在转向的共识,二者走向截然相反的结果,与其说是“性别平等vs传统保守”,不如说是一方承认制度必须和社会保持联动,另一方以为制度可以先斩断这种联动。
落回当下:这不是“女王时代”,这是制度落地的收尾
把这两个样本叠在一起看,所谓“欧洲即将迎来女王时代”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描述一堆修法结果的集中兑现,而不是一场女性权力崛起的自发浪潮。
当挪威、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典这五个国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凑巧都是女性时,它们被放在一起说成一个“时代”,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四十多年前修法的瑞典人,不可能预见到2026年的挪威大公主正在悉尼大学读国际关系;二十多年前修法的挪威议会,也不知道哈康八世的长女会在2026年9月1日国王宣誓时,站在母亲空缺的位置旁边、既做王储也临时充当王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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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继位仪式现场王室成员列队观礼
这批公主之所以都处在预备役的同一个节拍点上,是因为制度给了她们这个位置,不是命运给了她们一个“女王时代”的集体剧本。
有两个变量仍然悬在空中,值得对“时代到来”的叙事保留一点距离。一个是西班牙。西班牙仍然保留着男性优先继承规则,莱昂诺尔公主目前是第一顺位,但她不是确定继承人;如果费利佩六世未来生出儿子,儿子自动取代姐姐。
虽然王后莱蒂齐亚已经53岁,生育概率极低,但这个规则本身仍然在宪法第57条里原样挂着。另一个是这些女王储的父亲们并不老——挪威的哈康八世才53岁,荷兰的威廉-亚历山大59岁,比利时的菲利普66岁。
真正高龄且已进入权力交接过渡期的,反而是瑞典的卡尔十六世(80岁,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长女维多利亚)和英国的查尔斯三世(77岁,癌症治疗中,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长子威廉)。
归纳下来,欧洲不是“正在迎来女王时代”,是四十多年来修法种下的树,如今刚好结在同一批年轻的枝头上。这批公主的同框,不是历史的偶合,而是制度跑步到位的结果。
挪威人用1990年的宪法修正给英格丽德发了一张牌,瑞典人用1979年的议会投票给维多利亚留了一张牌,比利时在1991年往阿尔贝亲王这一支的牌桌上加了一张牌,列支敦士登直到今年8月才补上最后一张牌。
当所有牌终于打齐,你看到的就不是“女王来了”,而是这一局牌,欧洲打了快半个世纪,如今才收齐全部的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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