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个38岁少妇，漂亮得不像话，老公在南方做生意，一年回来两趟

后来我换了个工地，在城东，管一个住宅楼项目。工期紧，天天泡在现场，灰头土脸的，晚上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没工夫想别的。偶尔夜里醒了，翻个身摸到手机，点进苏晚的朋友圈看一眼。她更新得不勤，有时候半个月才发一条。发的水果，发的书，发的店门口那棵梧桐树从发芽到落叶。我从头翻到尾，翻完关掉手机接着睡。

城东这片是新开发区，周围没什么像样的馆子，中午跟工人们蹲在路边吃盒饭。旁边有个小卖部，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姓赵，大家都叫她赵姐。赵姐人胖乎乎的，嗓门大，站在店门口能跟马路对面的人喊话。她看我天天吃盒饭，有时候会从店里拿根火腿肠或者卤蛋塞给我，说小伙子光吃米饭哪有力气干活。我推辞了几回推不掉，就接了，下回买烟的时候多扫她两块。

赵姐的小卖部旁边有一排平房，租给附近工地的人住。我图近便，也搬过来了，一间十来平米的屋子，一张铁架床，一个煤气灶，一个水龙头在门外。冬天冷，夏天热，但比之前那个地下室强多了，至少能见到光。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魏，本地人，退了休没事干，把平房拾掇出来出租。他住在平房最里头，门口种了一排月季，红的粉的黄的开得热闹。每天傍晚他搬把藤椅坐在花前面，收音机开着，放的是评书。有时候是三国，有时候是水浒，我路过的时候听一耳朵，慢慢也就听进去了。

住进来的第二个月，魏老头门口多了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瘦瘦高高的，扎着低马尾，穿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蹲在月季花旁边拔草。我以为是他女儿，后来听赵姐说不是，是租了魏老头隔壁那间屋子的，在旁边的写字楼做保洁。

她叫方小萍。

方小萍话少，进进出出不怎么跟人打招呼。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七八点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馒头或者面条。她走路低着头，肩膀微微往里扣着，像是习惯了把自己缩起来。住了一个多月，我就听她说过三个字。一次是魏老头给她送了一把自己种的韭菜，她接过去说谢谢，声音很轻，轻得像怕吵着谁。

赵姐嘴快，跟我说方小萍离了婚，孩子跟了前夫，一个人在城里打工，每个月往老家寄钱。我说她看着挺年轻的，赵姐说三十四了，老家是农村的，十八岁就嫁了人。我问为什么离的，赵姐叹了口气说，还能为什么，男人打她呗。喝多了就打，打了十年，终于离了。

我听完没说什么。工地上这种事听多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念出来都是一把辛酸泪。但方小萍不一样，她不念，她把经本合上揣在怀里，一个人闷着头往前走。每天早上我蹲在门口刷牙的时候看到她出门，晚上我收工回来看到她提着一塑料袋馒头往回走。她的背影很直，但脚步很沉，像是脚下踩着的不是水泥地，是泥潭。

有一次下大雨，我收工早，坐在屋里听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推开门一看，方小萍蹲在门口，手里的塑料袋破了，馒头滚了一地，被雨水泡着。她低着头捡，捡一个往怀里塞一个，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我回屋拿了把伞递过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接过去撑开，说了声谢谢，声音还是那么轻。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眉眼很淡，嘴唇有点干，下巴尖尖的。不漂亮，但干净，像一块被雨水洗过的石头。她蹲在那里捡馒头的样子让我想起苏晚站在店门口的样子，都是一个人，都在硬扛着什么东西。但苏晚扛的是寂寞，方小萍扛的是生活。一个扛的是心里的窟窿，一个扛的是身上的债。

第二天我在门口刷牙的时候看到方小萍也蹲在门口，面前摆着一个塑料盆，正在搓衣服。她的手泡在冷水里，搓得通红。我漱完口走过去，把昨天多买的一袋面包放在她盆边。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瞬间的茫然，然后低下头，声音闷在衣服里。

“不用。”

“买多了，吃不完。”

她没再推，但也没动那袋面包。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还蹲在那里搓衣服，面包放在盆边没动。第二天回来的时候面包没了，盆边放着一双补过的袜子，针脚细细密密的。我拿起来看了看，是我的，昨天晾在外面，脚后跟破了一个洞。她把补好的袜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什么话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我给她买早饭，她帮我补衣服。我给她的东西从来不问要不要，她收了我的东西也从来不道谢。我们很少说话，最多点点头，偶尔在门口碰上了，她往旁边让一步，让我先过。她身上有一种很安静的东西，像冬天的湖面，结了厚厚的冰，底下的水还在流，但表面纹丝不动。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魏老头的月季全谢了，剩下一把枯枝。方小萍下班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小盆栽，是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她把绿萝放在窗台上，每天早晨用喷壶喷两下。那盆绿萝成了她屋里唯一有颜色的东西。我有时候路过她的窗户，透过玻璃能看到那盆绿萝和晾在绳子上的衣服，衣服都是灰的、黑的，只有绿萝是绿的，绿得扎眼。

腊月里工地放了几天假，我没回老家，想着省下来回车票钱。除夕那天赵姐关了店回老家了，魏老头被他儿子接去城里住了。平房里只剩我和方小萍两户。那天下午我去镇上买了点肉和菜，拎回来的时候看到方小萍蹲在门口包饺子。她面前支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面团和馅料，她一个人擀皮一个人包，动作很慢但很稳。

我走过去把菜放在她桌上。她看了一眼，没说话，继续包。我搬了个凳子在旁边坐下来，看着她包。她包的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捏得小巧玲珑，一个个排在撒了面粉的板上。

“你会包吗？”她忽然问。

“会一点，我妈教的。”

“那你包。”

她把擀面杖递给我。我接过来了，擀了几张皮，有厚有薄，形状也不圆。她看了一眼没嫌弃，拿过去就包。我们两个人一个擀一个包，没怎么说话，但配合得还行。天慢慢暗下来，巷子里的路灯亮了。她把包好的饺子下锅煮，我去外面的水龙头上洗了手，回屋把自己炒的两个菜端出来放在桌上。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她把碗往我面前推了推，自己坐在对面。我从兜里摸出一瓶二锅头，问她喝不喝，她摇头。我就给自己倒了一杯，慢慢地喝。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震得窗玻璃嗡嗡响。电视机开着，放的春晚，声音被鞭炮盖住了大半。我们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两边，一个吃饺子一个喝酒，谁也没说话。但我忽然觉得屋里不那么空了，像是多了点什么。说不清，可能是饺子的热气，可能是她坐在那里的重量，可能是电视机里传出来的笑声终于有了人听。

那顿饭吃完之后，方小萍站起来收了碗筷，去外面的水龙头洗碗。我跟出去，站在门口看着她蹲在水池边，手指冻得通红，但洗得很仔细。水声哗哗的，她低着头，后颈露出来一截，上面有一道很浅的疤，像是很多年前留下的。我没有问那道疤是怎么来的，就像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会一个人住在这里。

洗完碗她把碗递给我，站在水龙头旁边甩了甩手上的水。

“你明天还开工吗？”

“不开，初八才开工。”

“那明天我煮面条。”

“好。”

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屋，门关上了。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只碗，碗上还残留着她手指的温度。远处的鞭炮声还在响，家家户户都在过年。我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个被打过十年的女人，在城东这排破平房里，吃了一顿最沉默的年夜饭。但那顿饭后，我觉得身上的什么东西松了。

过完年工期继续，我又忙起来了。方小萍还是每天早出晚归，但她的脚步比之前轻了一些。有时候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能看到她门口放着一个洗好的饭盒，里面装着她给我留的早饭。有时候是馒头，有时候是煮鸡蛋。我也开始往她门口放东西，一箱牛奶，一袋苹果，或者工地旁边买的烤红薯。我们仍然不怎么说话，但有些话不需要说，放在那里就行了。

春天的时候方小萍换了一份工作，在附近的商场做保洁，工资比写字楼高一些，但要上晚班，晚上十点才下班。她犹豫了两天，最后还是去了。从那以后我每晚十点多的时候会站在门口抽根烟，看到她的身影从巷子口拐进来，才回屋睡觉。我没有告诉过她这件事，她也不知道。但有一次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在暗处，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听到她停了一下脚步，然后才开门进屋。

五月的一天，工地出了事。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腿骨折了，我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忙到后半夜才回来。走到平房门口的时候看到方小萍站在我的门前，穿着单薄的睡衣，脚上趿着拖鞋，头发散着。看到我回来她愣了一下，转身就要走。

“你等我？”

她没回头，站住了。“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出来看看。”

“没事，工地上出了点事，处理完了。”

她嗯了一声，抬脚往自己屋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放在我窗台上。

“你门上那把锁坏了，我前天找魏叔要了一把新的，换了。”

我看着那把钥匙，又看了看她。她还是没回头，但肩膀的线条松了一些，不像平时绷得那么紧。

“方小萍。”

她站住了。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她沉默了很久。巷子里的路灯照着她，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铺在地上。她侧过脸来，月光落在她的下颌线上，瘦削而柔和。

“因为你从来不问我为什么。”

她说完就走了，门轻轻关上。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把钥匙，新崭崭的，齿口很利。我拿起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然后开了锁，推门进去。屋里很黑，但我没开灯。我坐在床边，听着隔壁传来细微的水声，她应该在洗脸。水声停了，灯也灭了，整排平房陷入黑暗。

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手里攥着那把钥匙，掌心被齿口硌出浅浅的印子。我想起苏晚，想起她站在水果店门口的样子，想起她说我不习惯。又想起方小萍蹲在雨里捡馒头的样子，想起她后颈那道浅疤，想起她说你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两个女人，两种寂寞。一个在人群里守着一份体面，一个在暗处扛着一份过往。而我站在她们中间，看着她们，什么都给不了。

六月份的时候，我在街上碰到了苏晚。那天我去城西办事，路过那条街，远远地看到水果店的招牌还在。店门口摆着一排榴莲，味道飘出来老远。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苏晚坐在收银台后面，低着头在算账，计算器按得滴滴响。她瘦了一些，头发剪短了，齐耳，露出的脖颈白皙干净。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扎着马尾，正在帮她整理货架。

苏晚抬头看到我，手上动作停了一秒，然后笑了。

“来了？好久不见。”

“路过。”

她站起来，从冰柜里拿了瓶水递给我。我接过来，瓶壁上的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淌。她重新坐下，但没继续算账，用手里的笔点了点旁边的女人。

“我表妹，来帮我忙的。我怀孕了，蹲不下去。”

我愣了一下，目光落在她的肚子上。她穿了一件宽松的棉麻裙子，看不出来。她注意到我的目光，手轻轻放在小腹上。

“四个多月了。”

“他回来了？”

“嗯，年底回来就不走了。在老家找了个活，钱少点，但不用两地跑了。”她低下头，嘴角弯着，手指在计算器上无意识地按着。“闹了这么多年，终于闹够了。他说在外面跑累了，我说我在家里等累了。两个人抱着哭了一场，然后就决定不折腾了。”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湖水。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百年孤独，那时她的眼睛也是静的，但静得空。现在还是静的，但静得满。

“你呢？”她问。

“还在工地上。”

“一个人？”

我想了想。“不算一个人。”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她把那瓶水的钱免了，说请我喝的。我没推辞，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冰的，凉到胃里，但很舒服。

临走的时候她叫住我。

“那个柿饼，你吃了吗？”

“吃了。”

“甜不甜？”

“甜。”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好看。“那就好。以后想吃水果了就来，给你打折。”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表妹正扶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她一手撑着腰，一手扶着收银台，动作很慢，但很稳。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圆圆的，像一轮满月。

那天晚上我回到平房，方小萍正在门口做饭。她蹲在煤气灶前，锅里的油热了，她往里丢了几粒花椒，香味腾起来。我走过去，把从苏晚店里买的两个火龙果放在她旁边的凳子上。

“火龙果，人家说补血。”

她看了一眼，嗯了一声。锅里下了菜，滋啦响。她站起来，拿着铲子翻了翻，忽然说了一句。

“你身上有水果味。”

“路过水果店，进去看了看。”

她没再问，把菜盛进盘子里，端进屋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两碗米饭，两双筷子。我坐下来，她坐在对面。电视开着，放的什么不知道，有声音就行。她低头吃饭，我低头吃饭。桌子很小，我们的胳膊肘偶尔碰到，碰了也不躲。

吃完饭她洗碗，我擦桌子。水声哗哗的，她从外面探进头来看了我一眼。

“明天还去工地？”

“去。”

“几点回？”

“老时间。”

“那我等你吃饭。”

她缩回头去继续洗碗。我站在屋里，手里拿着抹布，看着窗台上那盆绿萝。叶子已经长了很长，垂下来，快够到桌面了。方小萍前几天给它换了一个大点的盆，换盆的时候她蹲在地上，用手一点一点把土压实，专注得像在照顾一个孩子。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后背，瘦削的，微微弓着。那截后颈上的浅疤在阳光里看得很清楚，但我从来没问过。她不需要我问，她只需要我不问。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墙很薄，薄到我能听到她翻身时床板的吱呀声。我闭着眼睛想了很多事。想苏晚挺着肚子站在阳光里的样子，想方小萍蹲在雨里捡馒头的样子，想我自己骑着电动车穿过城市的样子。这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找一个能说话的人。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有的人找了十五年才等到老公回头，有的人离了婚才敢重新开始。有的人在水果店里守着一份体面，有的人在破平房里守着一碗面条。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那边，方小萍的呼吸声慢了下来，应该是睡着了。我听着那个声音，慢慢地，也睡着了。窗台上的绿萝在月光里轻轻晃着，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只手在慢慢摇。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方小萍照例在门口搓衣服。我把钥匙掏出来，放在她盆边。

“你拿着吧，我一把就够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晨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眉眼间那层灰蒙蒙的东西洗掉了一些。她没有说话，把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然后低下头继续搓衣服。我走了几步，听到她在后面说了一句话。

“晚上想吃什么？”

我停住脚，回头看她。她还蹲在那里，低着头，耳朵尖红红的。

“都行。”

“那我做炸酱面。”

“好。”

我转过身继续走。走出巷子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站起来了，正在把洗好的衣服往绳子上晾。那件灰色的工装外套搭在绳子上，袖子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绿萝的叶子从窗台上探出来，绿油油的，在阳光里发亮。

我收回目光，大步往前走。街上人来人往，早餐摊冒着白烟，公交车进站了又出站。我混在这些人里面，谁也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自己不一样了。口袋里少了一把钥匙，心里多了一个人。那把钥匙在方小萍手里，她攥着它，像攥着一个不用说明白的答案。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方小萍还在商场做保洁，我还在工地上管项目。我们仍然不怎么说话，但每天晚上她会等我吃饭。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米饭炒菜。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择菜，看到我回来才起身去厨房。那盆绿萝越长越旺，从窗台垂到地上，又沿着墙根往外爬。方小萍用细竹签给它搭了一个架子，它顺着架子往上攀，新叶子一片接一片冒出来，嫩绿色的，在风里轻轻颤。

魏老头从城里回来了，看到绿萝爬了半面墙，乐呵呵地说这花养得好。方小萍正在旁边晾衣服，听了这话嘴角弯了一下，没说话。赵姐的小卖部也重新开了张，胖乎乎的身影又出现在柜台后面。她看到我和方小萍一前一后从巷子里出来，眼神意味深长地在我俩身上转了一圈，什么都没说，只是往我手里塞了两根火腿肠。

“拿着，给小方也带一根。”

我接过来。回头看了一眼，方小萍正低着头锁门，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咔嗒一声锁上了。她抬起头，目光和我对上，然后别开眼，往巷子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她的背影。她走路比以前快了，肩膀也没那么扣了。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正好和我的影子叠在一起。她没有回头，但她的步子慢了一点，像是在等我。

我跟上去，和她并排走着。巷子不长，几十步就走到了头。前面是大马路，车流不息。我们站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的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背。她的手缩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让我的手指穿过去，扣住。

绿灯亮了。我们松开手，一前一后穿过马路。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过了马路她又停下来等我，等我走到她身边，她又伸出手，这回没缩。我们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路边的梧桐树长满了新叶，影子碎碎地洒在地上。她的步子很稳，我的手心很热。这条路上人来人往，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在意我们。我们就那么走着，像这个城市里所有普通的人一样，牵着手，往家的方向走。

那天晚上吃完炸酱面，方小萍坐在门口择明天要用的菜。我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从魏老头那儿借的评书，翻了两页看不进去。她择完菜抬起头，看到我在发呆，轻声说了一句。

“想什么呢？”

我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想以前的事。”

“以前什么事？”

“以前在城西那边认识的一个朋友。开水果店的，怀了孕，老公回来了，日子总算好起来了。”

方小萍听着，手里继续择着菜。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那就好。”

“你呢，以前在老家的事，你后悔吗？”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继续。菜叶一片一片摘下来，扔进盆里。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已经很久远的事。

“后悔嫁给他。但不后悔离开他。”

“孩子呢？”

“跟着他奶奶。我每个月寄钱回去，假期接过来住几天。”她顿了一下，“是个女孩，八岁了。上次来的时候说想吃肯德基，我咬咬牙带她去了，她吃了两对鸡翅，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她低下头，手里的菜叶摘得很慢。月光照着她的侧脸，把她的睫毛映在脸颊上，细细的一排。我伸出手，覆在她手背上。她的手很凉，但没抽走。

“以后可以带她来这里，”我说，“我带你们去吃肯德基。”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月光底下，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晃。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看着我，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最后一片菜叶摘完，端着盆站起来。

“水凉了，我去烧点热水。”

她走进屋去，灯亮了，暖黄色的光从门里透出来。我坐在门口，听着她在里面舀水、点火、放壶。水开了，咕嘟咕嘟响。她提着壶出来给我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们坐着喝茶，评书还在收音机里放着，魏老头已经关灯睡了，赵姐的小卖部也打了烊。整排平房就剩我们这一盏灯，照着两个人和一盆绿萝。月亮挂在梧桐树顶上，圆圆的，亮亮的。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拉得很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往很远的地方去。

方小萍捧着茶杯，热气模糊了她的脸。她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那个水果店的朋友，她说的对。”

“什么？”

“两个人抱着哭了一场，然后就决定不折腾了。”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折腾够了就知道，有人一起吃饭比什么都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弯了一下，很快，但我看到了。那是我认识她以来，她第一次笑得这么真。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茶杯放在一边，然后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她的手终于暖和了，指节上还有择菜留下的绿汁。我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不说反而更重。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屋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还被我握着，她低头看着我们的手，然后抬起头。

“明天还吃面？”

“吃。”

“那就还煮两个人的。”

她抽出手，转身进屋。门关上了，灯灭了。我站在门口，看着窗台上那盆绿萝。月光照着它，叶子绿得发亮。我伸手摸了摸最近的那片叶子，凉凉的，滑滑的。

回到自己屋里躺下，听着隔壁均匀的呼吸声。墙很薄，声音很清楚。我闭上眼睛，心里很安静。城西的苏晚有了她的归宿，城东的方小萍在我隔壁睡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走累了就歇一歇，然后继续走。有人陪着走一段，是运气。能一直陪着走，是福气。我暂时不去想那么远的事，只想明天早上起来，看到她蹲在门口搓衣服，我递给她一袋热豆浆，她接过去说一声谢谢。

日子还长。面要一碗一碗地煮，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绿萝从窗台爬到墙上，还会继续往前爬。墙那边的人会一直睡着，明天醒来，还有一碗炸酱面等着。我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窗外的月亮慢慢移过去，照着平房，照着巷子，照着这座巨大城市里两个普通的、正在慢慢靠近的人。

七月的时候方小萍的女儿放暑假，她提前跟我说想把孩子接来住半个月。我说好，我搬工地宿舍去住，把屋子让给你们。她看了我一眼，说不用，你住你的，我们娘俩挤一挤就行。我说那不行，孩子大了，得有自己的地方。她没再争，但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她把我的屋子收拾了一遍，床单换了新的，桌子擦了，窗台上还摆了一盆小绿萝，是从她那盆里分出来的。

她女儿叫小雨，八岁，瘦瘦小小的，扎着两个辫子，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有点怯。方小萍把她从车站接回来那天，小雨站在平房门口，拉着她妈妈的衣角，探头往院子里看。看到我坐在门口择菜，她往后缩了缩。

“小雨，叫叔叔。”方小萍蹲下来跟她说。

小雨抿着嘴，半天憋出一句：“叔叔好。”

声音细细的，跟方小萍一个样。

那半个月我住在工地宿舍，但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回来吃饭。方小萍做饭的时候小雨就在旁边帮忙，择菜、递碗、擦桌子，母女俩配合得很默契。我坐在门口看她们，觉得这个平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安静的，现在是有人气的。小雨的笑声很脆，从屋里传到屋外，把整排平房都填满了。

有一天傍晚我带她们去镇上吃肯德基。小雨第一次进那种店，站在柜台前面仰着头看菜单看了半天，最后点了一个儿童套餐。她吃薯条的时候一根一根蘸番茄酱，蘸得很认真。方小萍坐在旁边看着她吃，自己只喝了一杯可乐。我把鸡翅推到她面前，她摇头说不饿，我说不饿也吃一个，她看了我一眼，拿了一个，咬了一小口。

小雨吃完之后在游乐区玩滑梯，滑下来又爬上去，来来回回十几趟，笑得咯咯响。方小萍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忽然说了一句话。

“她爸从来没带她来过这种地方。”

“以后可以常来。”

她低下头，手指在可乐杯上划来划去。“你说得轻巧。你又不是她爸。”

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没有接话。她说得对，我不是她爸。但有些事不需要名分也能做。我站起来走到游乐区旁边，等小雨滑下来的时候接住她，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小雨尖叫着笑，搂着我的脖子喊再来一次。我举着她转了好几圈，转得自己都晕了。方小萍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手里的可乐杯捏得有点变形。

小雨走的那天，方小萍送她去车站。我留在屋里收拾东西，把她娘俩睡过的床单拆下来洗了。窗台上那盆小绿萝还在，叶子嫩嫩的，土是湿的，方小萍早上刚浇过水。我把盆搬到阳光底下晒了晒，然后坐在门口等她们回来。

方小萍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走进屋看到床单换了，地扫了，窗台上的绿萝也挪了位子。她站在屋子中间，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

“你洗床单了？”

“嗯，顺手。”

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眼睛还是红的，但脸上有种东西松了。

“晚上想吃什么？”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她走进厨房，水龙头响了。我坐在门口，听着里面切菜的声音，想着小雨走的时候回头朝我挥手的那个样子。那孩子跟我待了半个月，走的时候抱着我的腿说叔叔我下次还能来吗。我说能。她就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方小萍端着菜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们在门口支了小桌吃饭，桌上有两个菜一个汤。她给我盛了饭，自己也盛了。吃到一半她忽然停下来，筷子搁在碗上。

“你以后要是走了，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抬头看着她。她的脸被屋里的灯光照着，一半明一半暗。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上一个男人走的时候，她什么都没准备。她想有个准备。

“我不走。”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饭。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粒，扒了半天没往嘴里送。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她碗里，她终于把那口饭吃了。

八月的一天，方小萍的前夫找来了。那天下午我还在工地上，接到赵姐的电话，说方小萍那边出了点事，有个男的在她门口闹。我扔下手里的活骑车往回赶，到的时候看到平房门口围了几个人，一个瘦高个男人站在方小萍屋前，嘴里骂骂咧咧的，方小萍挡在门口，脸色煞白但没退。

那个男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脸型跟小雨有几分像。他喝醉了，说话舌头打结，手在空中乱挥，说要见女儿，说方小萍把女儿藏起来了。方小萍不让他进门，说女儿已经回去了，你来晚了。男人不信，伸手要推她。

我走过去挡在方小萍前面。男人瞪着我，问你谁啊。我说我是她邻居。男人说邻居管什么闲事，滚开。我说你喝多了，回去吧。男人推了我一把，我没动。他推了第二把，我抓住他的手腕，往旁边一拧，他吃痛叫了一声，酒醒了几分。

“你再闹我报警。”我说。

男人骂了几句，看到围观的人多了，挣脱我的手，踉跄着走了。走的时候回头指着方小萍说，你等着。方小萍站在我身后，从头到尾没说话。等人散了，她还站在门口，手攥着门框，指节发白。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的脸色慢慢恢复了一些，但手还在抖。我伸手覆在她手上，她的手冰凉。

“没事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没有泪，但很深，深得像一口井。她慢慢松开攥着门框的手，让我握住。

那天晚上她没做饭。我煮了两碗面条，端到她屋里。她坐在床边，手里抱着那盆绿萝，用手指一片一片擦着叶子。我把面放在桌上，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他以前喝了酒就打我。后颈那道疤，就是他推我撞在灶台上留的。”

我看着她后颈那道浅疤，终于知道了它的来路。那晚她跟我说了很多，从十八岁嫁人说到二十八岁被打，从三十岁生孩子说到三十二岁离婚。她说话的时候一直抱着那盆绿萝，手指在叶子上摩挲着，像在摸一个很久以前的伤口。我听完了，把面条推到她面前。

“吃面，坨了。”

她低头吃了一口，眼泪掉进碗里，但她没停，一口一口把那碗面吃完了。吃完她放下碗，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跑？”

“你跑出来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那声音很轻，像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十年的尘土。

九月初，我换了一个工地，在城南，离城东远了。临走那天方小萍帮我收拾东西，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箱子里。那盆绿萝她分了最大的一枝，插在一个玻璃瓶里，递给我。

“放窗台上，能活。”

我接过来。瓶子是罐头瓶改的，瓶口用砂纸磨过了，不割手。水是清的，根须白生生的。我把瓶子握在手里，玻璃壁被她的手焐得温热。

“我走了。”

“嗯。”

她站在门口，手垂在身侧。我拉着箱子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瘦瘦的，被晨光照着。我放下箱子走回去，站在她面前。

“我每个周末回来。”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很轻。

“好。”

我转身走了。巷子不长，走到头拐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绿萝的叶子从窗台上垂下来，她伸手拨了拨，然后转身进屋了。门没关，敞着，光从里面透出来，照在门口那一小片地上，暖融融的。

我攥着手里的玻璃瓶，瓶子里的绿萝根须在水里轻轻晃。城南的工地很远，骑车要四十分钟。但周末我会回来，每个周末都回来。面条要两个人煮，绿萝要两个人养，窗台上的光要两个人一起看。这些事不急，慢慢来。日子还长，路也不短，有人在家里等，骑再远的路都是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