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交汇

一

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至今已逾百年。这百年间，它不仅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力量，也在思想深处与中国传统哲学发生了持续、深刻且真实的互动。

这场互动，常常被两种叙事所遮蔽。

一种叙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外来者”，认为它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只有断裂与冲突；另一种叙事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视为一种单向的“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重新切割、重新解释、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哲学，仿佛中国哲学只是被分析的对象，而非活着的对话者。

两种叙事都忽略了最根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思想体系。它在中国落地、生根、生长，在与中国的历史实践、社会现实、文化传统的深层互动中，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品格的理论形态。而中国传统哲学，也在这场持续百年的思想激荡中，重新激活了那些长期被经学覆盖、被学科体制对象化的深层资源。

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真实的融通。这种融通不是一方的吞并，不是一方的妥协，而是双方在同一片历史土壤中、共同回应同一个时代问题时，所达成的思想新生。

这一章的任务，就是审视这场融通已经结出的成果——不是未来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二

融通的第一个成果，发生在“实践”这个范畴上。

中国哲学有深厚的“知行”传统。从《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中庸》的“力行近乎仁”，从朱熹的“知行常相须”，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两千年来，“知”与“行”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工夫论议题。中国哲学从来不相信一种脱离行动的“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是中国哲学对“真知”的根本规定。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其“实践”范畴与这一传统发生了深层的共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在逻辑是同一的：真理不是被“看”见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被证明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中国哲学的知行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结合。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表述，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螺旋上升”的辩证逻辑，又接续了中国哲学“循环往复”的体认节奏。而《实践论》结尾所说的“这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在认识过程中，主客观的统一，这就是哲学上所谓‘新境界’”——这个“新境界”一词，本身就暗含着对中国哲学“境界”传统的致敬。

更为精微的是“实事求是”这个概念的历史转化。“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考据学的治学态度——从事实中寻求真相。毛泽东将其改造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范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语词借用，而是一种思想转化：一个原本属于考据学方法论的概念，被赋予了认识论的高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

这场“实践”范畴的融通，其成果是双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一个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深厚的心性论根基——它不再仅仅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活动，还包含着“修身”“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内在修养维度。而中国哲学的“知行”传统，则获得了“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维度——“行”不再只是个人的道德实践，更是群体的历史创造。

三

融通的第二个成果，发生在“辩证法”这个范畴上。

中国哲学天然具有辩证的基因。《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张载的“一物两体”——这些古老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面前，不是“被启蒙”的蒙昧，而是“被唤醒”的熟识。

“相反相成”是中国辩证思维最凝练的表达——矛盾双方不仅相互对立，更相互成就。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每一项对立都同时是一项生成。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核心命题，在深层的世界观上高度一致。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的中国化做了两个关键性的贡献。

其一，是“矛盾的特殊性”的强调。毛泽东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这一判断，与中国哲学的“时”“位”“势”思维形成了深层的呼应——中国哲学从不认为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真理，真理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体认、被把握。《周易》每卦皆有“时”与“位”，老子说“动善时”，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不是固定的中间点，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的恰当把握。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强调，正是这一中国思维传统的现代哲学表达。

其二，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区分。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对矛盾体系中“轻重缓急”的辨析，与中国哲学“本末”“体用”“轻重”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它不是将一切矛盾等量齐观，而是在动态中寻找那个决定性的枢轴。

这场“辩证法”的融通，其成果同样具有双重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获得了“循环往复”“动态平衡”的补充维度——中国哲学的“周行”思维提醒辩证法，否定不必总是“扬弃”，也可以是“返本”；不必总是“上升”，也可以是“复归”。而中国哲学的阴阳思维，则获得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态力量——阴阳不再是宇宙的循环节奏，更成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四

融通的第三个成果，发生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上。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一理想，与中国哲学最深层的关切——“成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振。

“成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人内在具有完整的德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的天性来自天道；庄子的“逍遥”是精神的全然自由；禅宗的“见性成佛”是心性的彻底觉醒。中国哲学的两千五百年，本质上就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完成形态？人如何成为“完全的人”？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给出了一个社会性的回答：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段话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孤独的社会——人人在其中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这与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的图景——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消灭、分工被超越、人能够“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在精神结构上共享着相同的终极关切：人不应被任何外在力量所异化，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

两者的差异同样真实。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改变社会结构——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发展生产力，只有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自由王国”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中国哲学的“成人”路径，更侧重于个体内在的修养——从“明明德”到“亲民”再到“止于至善”，从“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它相信，人的改变与世界的改变是同步发生的。

但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对话中最深刻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如何改变结构”的历史路径，中国哲学提供了“在改变结构中如何不失去自我”的心性智慧。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图景：既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也需要内部生命的成熟；既需要社会的解放，也需要心灵的解脱。

五

融通的最新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代理念。

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这一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治理最重要的理念贡献。它不止是一个政治话语，更承载着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思想基因。

从中国哲学的脉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万物一体”“天下归仁”的当代延伸。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些古老的表述，都指向一个根本的信念：人与万物之间不是隔绝的个体，而是同一个生命体的不同部分。中国哲学的“天下”观念，从来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价值概念——“天下归仁”意味着全人类在道德共同体中的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的全球扩张已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此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一切民族的精神产品都成为公共的财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认为，全人类已经被卷入同一个历史进程，任何民族的解放都只能是“全人类的解放”。

中国哲学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根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在本体论上就是相通的、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论路径——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已经为全人类的联合创造了条件，需要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两者的汇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中得到了最清晰、最集中的表达。它既是中国哲学“天下”理想的当代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全人类解放”的中国方案。

六

回望这三重融通——实践的深化、辩证法的中国形态、人的全面发展的交汇——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是作为一个“外来者”被移植，而是作为一个“催生者”，激发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活力。

“催生”不同于“改造”。“改造”意味着一个主体对客体的加工，主体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催生”则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其本质力量来自生命体自身，外部条件只是助缘、只是激发、只是催化。马克思主义没有替代中国哲学，它让中国哲学的那些古老范畴——知行、阴阳、天人、大同、万物一体——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催化下，正在经历一场自我更新。这场更新的成果已经显现：实践的维度被赋予了社会历史的广度，辩证的思维被注入了变革的动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找到了现实化的路径，天下大同的愿景获得了全球化的视野。

中国哲学没有丧失自己。它在对话中深化了自身，在激荡中拓宽了自身，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甦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更完整的自己。

七

融通已经发生，但远未完成。

已经达成的成果——实践范畴的深化、辩证法的中国形态、人的全面发展的交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只是这场思想融通的序幕。更深层的对话，正在“心性”“境界”“天人合一”“工夫论”这些中国哲学最独特的领域，等待着被继续展开。

马克思主义需要在与中国哲学的持续对话中，更加充分地回应“人的内在生命”这一维度——自由不仅是社会制度的改变，也是心灵状态的达成；真理不仅是客观规律的把握，也是生命境界的开显。

中国哲学需要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对话中，更加自觉地从“个人修养”走向“社会改造”——“修身”的终点不是个人的完善，而是“治国平天下”；“知行合一”的“行”不仅是个人道德实践，更是参与历史创造的行动。

当这两者在更深的层面继续融通，中国哲学的“甦生”就不再只是思想史的叙事，而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创造的活水源泉。它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为全球性的人类困境发出中国哲学自己的声音。

“新境界”已经被催生。而更深的甦生，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