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姑长得好看，在上海打工被领导看上，现在领导成了我姑父

我姑姑长得好看，在上海打工被领导看上，现在领导成了我姑父。

周秀兰十九岁那年从苏北老家坐长途大巴到上海，车票是村里人帮忙买的，六十块钱，舍不得买卧铺，坐了一整夜硬座，下车的时候腿肿了一圈。她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塞着两身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罐咸菜，站在车站广场上抬头看周围的高楼，心里有点发慌，也有点说不清的期待。她长得好看这件事，在周庄是公认的。皮肤白，眼睛大，鼻梁挺，笑起来嘴角有个浅浅的窝。村里人常说，秀兰这丫头生错了地方，要是生在城里，说不定能当电影明星。秀兰听了只是笑，不接话。她知道好看不能当饭吃，家里三间瓦房漏雨，父亲腰不好干不了重活，母亲常年吃药，哥哥周建华在镇上修摩托车，挣的钱刚够自己花。她出来打工，就是为了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第一份工作在闵行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一天站十二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秀兰不嫌累，她手脚麻利，学得快，工友们都喜欢她。厂里食堂的菜没什么油水，她每个月工资两千出头，寄回家一千五，自己留几百块，房租水电一扣，剩不下什么。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晚上有人打呼噜，有人说梦话，她睡得浅，经常半夜醒。那段时间她瘦了不少，但精神头还在，给家里打电话从来只说好的，不说累。有一回她发烧到三十九度，硬撑着上了两天班，最后在流水线上晕倒了。工友把她送到医务室，挂了两瓶水，第二天她又去了车间。这事她没跟家里提过，后来是工友说漏了嘴，她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了半天，秀兰说没事，年轻人扛得住。

电子厂干了两年，厂子搬到昆山去了，秀兰没跟着去。她在出租屋里躺了三天，算着手里的钱还能撑多久，最后决定出去找新活干。她买了份报纸，圈了几个招聘信息，一家一家去问。有的嫌她学历低，有的嫌她没经验，有的说等通知，然后就没了下文。跑到第五天，她在徐汇区一家连锁餐饮店门口看到招服务员的牌子，进去问了问，店长正好在，简单聊了几句，让她第二天来试工。那个店长就是陈建国。

陈建国是上海本地人，三十三岁，个子不高，人偏瘦，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店里的服务员私底下议论他，说他离过一次婚，前妻嫌他闷，跟别人走了。秀兰听到这些，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只管干活。陈建国对员工不算热情，但也不苛刻，排班公平，逢年过节发点东西，谁家里有事请假，他一般都会批。秀兰觉得这个店长还行，至少不占员工便宜。餐饮店的活比电子厂还累，一天到晚脚不沾地，端盘子、擦桌子、招呼客人，遇到难缠的客人还得赔笑脸。秀兰嘴笨，不太会来事，但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客人有什么需要她总能提前想到。干了三个月，陈建国给她涨了一次工资，没多说，就说了句干得不错。

变化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有天晚上打烊后，秀兰在擦桌子，发现角落里有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两千多块现金和几张卡。她没犹豫，直接交给了陈建国。第二天失主来认领，是店里的常客，千恩万谢。陈建国没说什么，只是从那以后，排班的时候会把秀兰排在白班，不用她熬夜。秀兰没多想，以为是正常轮换。又过了几个月，店里聚餐，大家喝了点酒，有人起哄问陈建国怎么不再找一个。陈建国笑了笑，说看缘分。然后他转头看了秀兰一眼。那一眼被店里几个大姐捕捉到了，第二天就开始传闲话，说陈店长看上秀兰了。

秀兰听到之后浑身不自在。她不是没感觉到陈建国对她的照顾，但她下意识觉得这事不靠谱。上海男人，还是店长，离过婚，凭什么看上她一个外地打工妹？她见过太多这种事，男的图新鲜，女的当真了，最后吃亏的都是女的。她开始有意无意躲着陈建国，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排班尽量不跟他单独待在一起。陈建国看出来了，没有追着问，也没有摆领导架子。秀兰躲他，他就保持距离。但该帮的忙一样没少。

秀兰发烧请假，他让厨房煮了粥，装在保温桶里放到她宿舍门口，发了个短信告诉她，没多说什么。秀兰家里打电话来说父亲腰伤加重，要做手术，缺钱，她急得在楼梯间掉眼泪。陈建国路过看到了，问了一句，秀兰不肯说，他就没再问。第二天，他拿了一个信封给秀兰，里面是一万块钱，说先拿去用，不急着还。秀兰不要，他就放在桌上走了。秀兰拿着那个信封，心里翻来覆去。她不是不感动，但她怕。怕欠人情，怕还不起，怕别人说她靠男人。她把钱收下了，记了账，每个月从工资里扣五百还他。陈建国收下了，没说不用还这种话。这一点让秀兰觉得踏实，这个人不拿钱说事。

还钱还了快一年，最后一笔五百块递过去的时候，陈建国接过来，随手夹进账本里，跟别的单据放在一起。秀兰站在旁边，忽然觉得这个人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别人说他闷，说他不会来事，可秀兰看下来，他只是不把话说在嘴上。店里有个大姐家里孩子生病，他悄悄调了班，让大姐能早点回去。后厨有个小伙子切菜伤了手，他二话不说开车送去医院，垫了医药费。这些事他从来不说，也不让受帮助的人往外传。秀兰是从别人嘴里零零碎碎听来的，拼在一起，慢慢拼出一个人本来的样子。

过年回家，秀兰跟父母提了陈建国的事。她母亲第一反应是摇头，说上海人靠不住，嫁那么远，受了委屈家里都不知道。她父亲躺在炕上，腰上绑着护带，闷了半天说了一句，咱高攀不起。哥哥周建华更直接，说上海男人花花肠子多，你一个乡下丫头玩不过人家。秀兰没争辩，她自己也还没想清楚。回到上海之后，她跟陈建国说，家里不同意。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跟你回去一趟。

秀兰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过了几天，陈建国真的买了两张火车票，还准备了一堆东西：给秀兰父亲买了两瓶好酒，给母亲买了一件羽绒服，给周建华买了一条烟。秀兰说不用买这么多，陈建国说第一次上门，不能空手。坐了一夜的火车，又转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再走半小时土路，才到周庄。陈建国一路没抱怨，到了村口还主动跟人打招呼。进了家门，秀兰父母脸色不太好看。陈建国把东西放下，坐下来，没有说漂亮话。他把自己情况一五一十说了：离过婚，没孩子，有一套老房子在闸北，不大，六十多平，工资一个月七千多，不算富，但过日子够了。他说，他知道秀兰家担心什么，他不敢保证别的，只能说以后不会让秀兰受委屈，如果秀兰想回老家，他也可以跟着来。

秀兰父亲没说话，秀兰母亲倒了杯水。周建华在旁边冷着脸，问了一句，你前妻为什么跟你离？陈建国说，嫌我闷，不会说话。周建华又问，那你现在怎么又会说了？陈建国愣了一下，说，遇到秀兰之后，想说了。那天晚上，秀兰父母留陈建国吃了顿饭。菜很简单，一盘炒鸡蛋，一盘咸菜，一碗炖豆腐。陈建国吃了两碗米饭，说好吃。秀兰母亲脸色缓和了一些。临走的时候，秀兰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说，我闺女从小吃苦，你别让她再吃苦。陈建国点了点头，没说话。

回到上海之后，秀兰问陈建国，我哥那样说你，你不生气？陈建国说，你哥是为你好，我要是有个妹妹，我也这样。秀兰听了，心里那点顾虑慢慢散了。两人开始正式处对象。店里的人知道了，有人说秀兰运气好，有人说陈建国捡了个便宜。秀兰不管这些，她该干活干活，该加班加班，没有因为跟店长谈恋爱就搞特殊。陈建国也一样，排班该怎样还怎样，甚至对秀兰更严格，怕别人说闲话。有一回秀兰上错了菜，客人发了脾气，陈建国当着客人的面批评了她，事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今天这事是你不对，但那个客人说话太难听，你别往心里去。秀兰说知道，出了办公室继续干活。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让人看笑话。

处了一年多，两人领了证。婚礼办得很简单，在老家摆了几桌，上海这边请了几个同事吃了顿饭。没有婚纱，没有钻戒，秀兰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陈建国穿了件夹克。秀兰母亲在婚礼上哭了，说闺女嫁得远，以后见一面少一面。陈建国说，妈，以后每年都回来。他确实做到了。婚后每年春节，他都陪秀兰回苏北过年，从来没有找借口推脱。有一年秀兰说路太远，要不今年在上海过吧。陈建国说不行，你爸妈一年就盼这几天。两个人带着大包小包挤火车，到了家秀兰母亲已经在村口等着了，陈建国下车先喊了一声妈，秀兰母亲眼圈就红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踏实。秀兰从餐饮店辞了职，去了一家超市做理货员，后来升了组长，工资慢慢涨了。陈建国还在那家餐饮店干，升了区域经理，忙了不少，但每天回家吃饭。两人攒了几年钱，把闸北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秀兰在阳台上种了几盆花，陈建国给她搭了个架子，花藤爬上去，夏天开得热闹。邻居都说这对夫妻日子过得细水长流，不吵不闹，踏踏实实。

秀兰父亲后来腰伤复发，需要人照顾。秀兰急得不行，想回老家。陈建国说，把爸妈接过来吧。秀兰犹豫，说房子小，住不下。陈建国说，挤一挤，总比你在两头跑强。他把客厅隔出来一个小间，买了张床，把秀兰父母接到了上海。秀兰父亲刚开始不习惯，觉得给女婿添麻烦，陈建国每天下班回来陪他下棋，周末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时间长了，秀兰父亲跟邻居说起女婿，比亲儿子还亲。有一回秀兰父亲跟老家打电话，说，建国这个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秀兰在旁边听到了，没出声，心里热乎乎的。

周建华后来也来了上海，在工地干活。有一回喝酒，他跟秀兰说，当初我看走眼了。秀兰笑，说你现在看清楚了？周建华说，看清楚了，人实在不实在，不在嘴上。陈建国在旁边给周建华倒酒，没接话。又过了几年，秀兰生了个女儿，陈建国四十岁得女，高兴得不行。秀兰母亲帮着带孩子，一家人挤在那套六十多平的房子里，日子紧巴巴的，但笑声不少。

秀兰有时候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流，会想起十九岁那年坐了一夜硬座到上海，拎着蛇皮袋站在广场上的样子。那时候她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只知道要干活，要挣钱，要帮家里。她没想到会嫁给一个上海男人，没想到这个男人会把她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没想到日子会过成这样。秀兰的故事在周庄传开了，村里人都说秀兰命好。秀兰自己不这么看。她觉得命好不好，不在嫁了哪里人，不在对方有没有钱，在两个人是不是真心过日子。陈建国不浪漫，不会说好听的，但他记得秀兰爱吃啥，记得她父母的药什么时候吃完，记得她哪天累哪天不累。这些小事攒在一起，就是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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