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历：一个伪造的概念，一场丑陋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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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缪的遭遇

“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这句话，是“00后”求职者小缪说的。2026年7月，武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夜。他坐在出租屋里，握着手机，耳边反复回响着HR的那句话：“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

就在三天前，他还以为自己的人生要翻开新的一页。

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招商采购岗，他通过了简历筛选，通过了一轮电话沟通，又通过了五轮线上面试，全部通过。之后于7月26日进入入职审批环节。于是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联系了房产中介准备搬家，甚至规划好了未来五年的职业路径。

然后，一个从未在任何环节被提及的条件出现了：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但招聘启事上明明写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力优秀者可适当放宽”。五轮面试聊的也全是能力。然后到了入职审批，规则突然就变了。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合理的“赛马”型筛选，而是跑完了全程，才被告知不满足参赛条件。

小缪也曾试图争取。他说薪资可以再降一点，可以先试用。但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他转而应聘该大厂其他区域的相同岗位，主动向HR说明自己的专升本经历，请求先确认资格条件。答复一如既往：不满足统招四年制本科条件。

小缪很难受，于是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

然后互联网舆论爆了。

2

网友的批判

很明显，这个头部大厂在程序上是出了严重问题的。

如果“统招四年制本科”是硬性门槛，为什么不在简历筛选时提出？如果面试聊的是能力，为什么能力通过了，出身却不能通过？为什么整个应聘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个要求？这些问题，问的是程序正义，问的是招聘的透明度和对求职者的基本尊重。

很多网友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点：“你怎么不早说？”“你嫌弃第一学历，就应该第一轮就刷下来，免得浪费别人时间啊”“就算可以理解第一学历看不上，但是看不上还面人家五轮是图个啥。”之类的评论层出不穷，而且获得了超高的点赞。

但网友的追问没有停在程序上。

有网友把矛头指向了更深的地方。他们问的是：这个被用人单位当作一票否决标准的“第一学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人单位用一个从未在招聘启事中出现过的条件来淘汰人，那这个条件本身合法吗？合理吗？它凭什么有资格站在招聘的最终环节上，成为一票否决的理由。

（图源：澎湃新闻）

3

第一学历

“第一学历”，听起来像是一个正式的学历分类。但事实是——它根本不存在。

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在答复网友提问时明确表示：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这不是官方的第一次表态。在更早的2014年，教育部就做过类似回应。

那招聘市场每天在用的这个“第一学历”，到底在指什么？

很明显，它其实指的不是学历。

如果是学历，那小学的学习经历是不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初中、高中又算什么？

因此，一般而言，用人单位嘴里的“第一学历”，指向的是一个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时的起点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不可更改，不可覆盖。比如，你是专科还是本科？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是211、985还是“双一流”？是普通高校，还是“清北人师”等名校？

因此，所谓“第一学历”，本质上是一个起点标签，它标记的不是你学过什么、能做什么，而是你在高考之后的那年进入到了哪个位置。

教育部认定的“学历”，看的是最高或最后学历。用人单位嘴里的“第一学历”筛选，看的是最低或最早的高校学历。这个反向操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用人单位不是不知道你的最高学历是什么，它是故意选择去看那个更早的、更低的位置。

为什么？因为最高学历是结果，第一学历是起点。看结果意味着承认成长，看起点意味着锁定出身。一个官方不承认的概念，在人力资源市场里成了一把精确的尺子，量的是你从哪里来，而不是你走到了哪里。

（小缪向记者展示他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图源：海报新闻）

4

为出身定罪

有人说，这叫“学历歧视”。

也有人说，这是对一个人经历的歧视。不是对你能力的怀疑，而是对你出身的怀疑。

都很有道理，但都有点太柔和了。

因为，歧视是一种态度，而“第一学历”是一场判决，“第一学历”筛选的本质，是为出身定罪。专科起点就是案底，而且是不允许上诉的案底。小缪自己说“我不是有案底”，恰恰证明了这个比喻的精准，因为在“第一学历”的筛选逻辑里，是一段不够“体面”的经历、不够“精英”的经历，确实被当作需要解释、需要弥补、需要被原谅的东西来对待。

相关研究揭示了这种“判决”背后的心理机制：第一学历偏好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人们存在“胜任力学校污名”，即认为非985、211高校的学生，工作胜任力天然不如名校生。这个污名的关键在“胜任力”三个字。它不是简单的“觉得你笨”，而是觉得你在“做事的能力”这个维度上，从根子上就不行。

小缪通过了五轮面试，这在事实层面对“胜任力污名”构成了挑战，但企业最终还是在入职审批环节否掉了他。这说明污名是可以独立于证据运行的。面试中积累的正面证据，在污名面前被系统性地降权了。“胜任力污名”负责提供“你不行”的信念，有了这层信念，企业甚至不会觉得自己在歧视，他们觉得只是在执行规则。

（小缪应聘的某大厂工作岗位的招聘启事。图源：海报新闻）

更关键的是，这套筛选逻辑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是因为在其背后，站着一群沉默的长期受益者。

这些受益者未必是故意的，但受益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这套筛选标准用“第一学历”作为边界，把自己和“后来者”隔开，保护了他们的先发优势。如果取消“第一学历”筛选，那些名校出身的人就要和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重新竞争，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风险。当然，名校出身的人也会说，他们的优势来自自己的努力。这没错。但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优势是否正当，而在于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条路上的竞争者，未必比他们差，只是出发的位置不同。

所以第一学历筛选不仅是“胜任力污名”的产物，还是一种阶层边界的再生产工具，它具备护城河的功能。

这种筛选逻辑走到极端，就是招聘市场上流传的“三清三北”。所谓“三清三北”，就是本硕博均须在清华或北大就读，读硕士或者读博士来清北的，不在此列，这就是“血统纯正”。当这套筛选逻辑走到这一步，它已经不假装自己关心能力了。而是坦率地承认，它只关心你来时的路，够不够“体面”、够不够“精英”。

5

企业的逻辑

当然，用人单位这么做，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合理性的。

企业招聘的现实是：热门岗位简历成千上万，逐一考察能力成本太高。而高考作为全国最严肃，标准最具刚性的考试，第一学历便成了一个可观察的、低成本的标签和高效的过滤器，既省成本，又能向上交代。这就是“统计性歧视”，它把筛选成本转嫁给了被筛选者。企业节省了识别成本，代价是求职者承担了被误判的风险。而当这种歧视从简历筛选延伸到入职审批，筛选成本就变成了求职者的辞职成本、搬家成本和职业规划成本。

换句话说，国家管的是资格认定，企业做的是竞争筛选。当简历供大于求时，企业需要在合格者中继续排序。高考作为全国统一、可量化、可比较的考试，自然成了最低成本的筛选标签。

与此同时，硕士不断扩招，最高学历的区分度在下降，筛选重心便前移到本科出身。HR用第一学历做否决理由，也比“面试感觉不好”更容易向上级交代，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辩护的”决策依据。

因此，这套逻辑有它一定的自洽性和认知基础。

不信你看，即便网上对“第一学历”的批判山呼海啸，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真心认为：高考是最公平的筛选器，“第一学历”没毛病。他们出于对国家高考制度的信任，朴素地认为高考是国内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考研受备考时长、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第一学历”的筛选明显更公开公正公平。于是，在这些人看来，第一学历代表一个人青年时期的基础素养，企业拿它当筛选依据，合乎情理。

但是，高考真的那么“绝对公平”么？

（图源：人民日报）

6

高考一考定终身吗？

当我们在讨论“高考是否绝对公平”时，一定要问：“你说的是哪种公平？”

是“考试的公正性严肃性”？还是“反映人基本素质的公平性”？

如果是“考试的公正性严肃性”，那没话说，确实干扰因素更少，考试成绩更具真实性。考场纪律严格，评分标准统一，加分政策透明，录取流程公开。在这个意义上，高考确实是我国社会最严肃、最刚性、最不容易被人情和关系侵蚀的考试。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要是讲“反映人基本素质的公平性”，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考试成绩”不是个人基础素质的直接反映，而是个人基础素质和享受的教育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分数只是一个“产出”，这个产出背后，除了学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还有学校老师好不好、家庭能投入多少补课费、能不能买到学区房、父母有没有时间辅导功课、所在省份的录取率高不高等各项因素。

一个从小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周末一对一补课、暑假去名校夏令营的孩子，和一个在乡镇中学读书、老师连教案都凑不齐、下了课还要帮家里干农活的孩子，考出同样的分数，这能说明他们“基础素质”一样吗？恰恰相反。同样的分数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资源投入。那个分数更低的孩子，未必能力更差；那个分数更高的孩子，未必能力更强。分数是“能力+资源”的混合产物，而“第一学历”筛选，把这个混合产物当成了“纯能力”的证据。

这就是“第一学历公平论”最大的漏洞。它把高考在“考试公正性严肃性”上的公平，偷换成了“选拔结果绝对公平性”上的公平。

考场是公平的，但进入考场之前的路，从来都是不一样的。
更关键的是，如果高考真的能完全反映“基础素质”，那它就应该能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但现实是，真正影响一个人走多远的，是持续的学习能力、面对挫折的韧性、与人协作的本领……而这些东西，高考不考，第一学历也不会去丈量。

所以，用“高考公平”来为“第一学历筛选”辩护，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高考公平，是一种相对的公平，最多只能证明“高考成绩值得被参考”，不能证明“高考成绩应该被终身携带”。一个十八岁时的考试结果，你可以拿它来决定谁进哪所大学，但你不能拿它来决定谁在三十岁时有没有资格被认真对待。

如果把一次考试的公平性，无限延伸到它不该触及的领域，那这种“公平”就不再是公平，而是枷锁。

高考最大的价值，是它给了很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也是所有选拔方式中相对最公平的，这是它最伟大的地方。但把高考的严肃性偷换为选拔的绝对公平性，再把这个“公平”固化为终身标签，这是对高考本身最大的误解，也是对那些真正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人最大的辜负。

7

危害

“第一学历”筛选的逻辑如果持续运行下去，代价远不止于求职这么简单。

首先，是自我污名的形成。小缪辞了职，做了搬家准备，规划了未来五年，然后被一个从未出现的条件拦住。企业几乎没有代价，求职者承担了全部风险。但这还只是表面。更深的伤害在于，小缪在争取时说了一句话：“薪资可以再降一点，我知道‘第一学历’不好。”他还没有被正式拒绝，就已经在为自己的路径道歉了。被鄙视者开始用鄙视者的尺子量自己。这是“第一学历”筛选最隐蔽的代价，它让被筛选者觉得，自己被筛掉是合理的。

其次，是“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个承诺的动摇。国家设置了专升本、考研、自考等制度，目的就是给不同起点的人提供上升机会。小缪走完了这条路，拿到了所有该拿的凭证，通过了所有该过的面试，然后被一个从未出现在规则里的条件否定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规则可以随时改变，而努力只在你起点允许的范围内有效。表面上给了所有人机会，实际上规定了机会的上限。当学生知道终点线的裁判只看起点，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跑完这条赛道？

最后，是“出身决定论”的借尸还魂。过去，我们对“出身决定论”各种批判，但现在，它被包装成了“统计效率”“企业自主权”和“市场规律”。光明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点出了更深的机制：收入较高且受过优质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使他们在高校入学竞争和顶尖行业入职竞争中领先一步。企业招聘看似是一种能力取向的平等选拔，实际上却在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当不平等被技术化、被去道德化，它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辩护的立场，而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现实”。第一学历筛选最深的危害，不是它筛掉了谁，而是它让筛选本身变得理所当然。护城河修得越高，城里的人越安全，城外的人越绝望。

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了“心气”，社会没有了“通道”，阶层被各种“固化”，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图源：网络）

8

呼吁

我们知道，“第一学历歧视”是一个结构性的痼疾，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改变。但问题的被提出、被关注本身就很有意义。对此，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呼吁。

第一个，是让门槛可见。

招聘门槛可以高，但必须摆在明处。如果“统招四年制本科”是硬性要求，那就应该在简历筛选阶段就明确告知，而不是等求职者辞了工作、错过了其他机会之后，才在最后一环把路堵死。2026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已经明确划出红线：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政策有了，下一步是执行。让门槛可见，不需要企业降低标准，只需要企业把标准提前说清楚。这既是对求职者的基本尊重，也是企业自身招聘公信力的底线。

第二个，是让筛选回归能力。

“第一学历”之所以成为筛选的替代品，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不愿意花成本识别真实能力。但“不愿意花成本”不等于“没有办法”。结构化面试、认知能力测试和工作样本练习，是预测工作表现最有力的指标，比简历更能可靠地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企业不是没有更好的筛选工具，只是用“第一学历”更省事。省事的代价是什么？是求职者承担被误判的风险，是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通道的公信力被持续磨损。让筛选回归能力，不是要求企业做慈善，是要求企业为自己的用人决策负责。

第三个，是让“后置否决”付出代价。

政策管得住“写在启事上的条件”，管不住“藏在审批环节里的偏好”。小缪遇到的情况是典型的“合规规避”，启事上不写，面试中不提，到了入职审批才亮底牌。这时候求职者已经付出了辞职、搬家、规划未来的代价，企业却几乎不承担任何成本。律师说民事上很难追责，因为企业可以主张“用工自主权”。但“用工自主权”不等于“可以随意改写规则”。下一步的方向，是让入职审核标准也进入监管视野，让“后置否决”行为承担可感知的成本。

第四个，是转变共识。

“第一学历”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合谋群体：高考大省的学生家长相信它公平，名校毕业生用它保护先发优势，企业用它省筛选成本，HR用它向上级交代。当一套筛选逻辑的受益者足够多，它就不再需要被辩护，它会自动运行。打破它，需要的不仅是一条政策，而是一种共识的转变：一个人的价值，不由他十八岁那年被分配到的位置定义。

（图源：北京晚报）

最后，我们说一个人。

这个人叫何世豪。

山东菏泽人，从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起步，专升本，考研，考取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博士，赴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从山东医专走到北京协和，他用了整整十一年。

这是一条艰辛的、完整的、向上的路。

但何世豪的经历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即使已经有了博士学历和十几篇论文，专科学历还是会被一些人拿出来反复“拷问”。

一个十八岁时的位置，如果连走到这个程度的人都无法彻底摆脱，那它就不是在筛选能力，而是在筛选那些从起点就被标记为“需要额外证明自己”的人。

教育本该是擦掉标记的地方。如果连标记都擦不掉，那被擦掉的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未来，而是一整套关于公平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