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的向上流动，正在 AI 时代走向终结

今天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阶层的向上流动不是自古就有的。

工业革命之前，你出生在什么位置，基本就死在什么位置。父亲是佃农，儿子还是佃农，孙子大概也是。是工业革命架起了梯子：技能和劳动可以兑换收入，收入可以攒成资产，位置传不下去没关系，儿子可以自己爬。

现代社会还给梯子配了一套官方机构，公立教育、学位、执照。这套机构的功能，是把"出身"翻译成"资质"。出身决定不了你的资质，资质才决定你的位置。这条管道运行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它是对的。

所以阶梯不只是一种承诺。它是现代社会的阶级和平方案。只要爬得动，人就不会想推倒重来。

1941 年 4 月，德军已经进了巴黎。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在那年出版《管理革命》，断言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世界将交给管理者。他的判断几乎全错了。但他问对了一个问题：谁控制生产资料，这种控制就造就什么阶级。

八十多年后，这个问题依然是思考阶层问题最准的探针。不过，我们今天要问的，只是它的下半句：这种控制，还会不会给外面的人留一条爬上去的通道。

答案曾经是肯定的。福特时代的美国，一个工厂工人可以因为厂里赶工提速，直接辞职走人。镇上还有十家工厂，开出一样的工资。流动性是工人自己的武器。历史学家记录过，连厂方管理者都为此发愁：人手说走就走，机器却搬不动。

资本的回应，是把这段流动性改造成不稳定性：金融化、外包、把供应链搬到有廉价劳动的地方。这一手玩了几十年，很成功。但请注意那个时代的地基：资本需要人。需要你，你就有价格，价格就是通道。

今天，这个地基现在正在松动。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将彻底重排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我之前写过，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终极大脱钩，就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脱钩，这里不再重复。今天分享一篇文章，在这种脱钩之后，阶层的流动会不会就此走向终结？

The End Of Upward Mobility

By Branko Milanović and Nils Gilman

2026 年 9 月17 日

1941 年 4 月，德军已在巴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发表《管理革命》，明确断言：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他的意思不是资本主义理应结束，而是它作为一个可观察的事实，正在被取代。

不过，接替它的不会是他早年身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所期待的社会主义。伯纳姆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它以富足为前提，但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富足也就无从实现。

他预见的替代物，是一种他称为“管理主义”的新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国家再把它们交给懂得经营的人，即管理者。即便资本家还能幸存，也只会沦为装饰性的残余：在佛罗里达打高尔夫，而管理者作出一切真正要紧的决定。

苏联是第一个管理社会，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新政时期的美国紧随其后。伯纳姆颇为得意地注意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 1940 年竞选连任时，已不再使用“商人”“银行家”这样的语言，转而使用“产业技术人员”“管理者”之类的说法。

可伯纳姆对后来的几乎一切都判断错了。这些管理型超级国家没有瓜分世界。美国和苏联反而结盟对抗德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又以皈依者般的热忱重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

这恰是伯纳姆明确排除的意识形态走向，因为他相信私有财产及其正当化观念都将走向消亡。东欧崩溃后，资本主义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整套管理主义论题也就像一个时代奇谈，人们引用它，正是为了说明聪明人也能何等自信地误读自己的时代。

伯纳姆或许看错了政治结果，却问对了问题：谁控制生产资料，这种控制又造就了什么阶级？这是唯一一个始终能可靠预示社会结构及其统治者面貌的问题。

管理者确实崛起了，却不是通过国家剥夺资本、站在资本的对立面而崛起。他们是进入资本之中而崛起，自己成了资本家，从而造就了一种伯纳姆和马克思都未曾预见的统治阶级：它同时位于工资分配曲线和财产分配曲线的顶端。

在《大规模全球转型》一书中，本文作者之一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提出了同富性（homoploutia）一词，指一类在两种生产要素上都同样富有的人，也就是既能从劳动获得高报酬，也有很高资本收入的人。这个同富阶层的出现，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结构变化。如今，一项即将彻底重排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技术，正要检验它。

融合及其造就的阶层

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观察到的，今天的富人比过去的富人工作更多。但关键不只在此，而在于今天最富的人既是工资最高的劳动者，也是最富的资本家。我们把劳动收入，例如工资，资本收入，例如利息和股息，以及总收入都排在前 10% 的人定义为同富阶层。

研究发现，美国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人口中，约 30% 符合这一条件，即占美国总人口的 3%。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这一比例一直稳定上升，几乎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完全同步。

墨西哥形成鲜明对照，那里的同富阶层不足总人口的 1%。资本主义仍按古典模式运转：富人不领工资，高薪医生或律师拥有的财产也不足以让他们跻身资本家前 10%。巴西、秘鲁、哥伦比亚也是如此。较富裕国家介于两者之间，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同富阶层都约占总人口的 2% 至 2.5%。美国最为极端，因此值得研究。

“谁控制生产资料，这种控制又造就了什么阶级？这是唯一一个始终能可靠预示社会结构及其统治者面貌的问题。”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已经严重，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则更为极端。单看资本收入，图景近乎封建。60% 的美国家庭没有资本所有权带来的现金收入，或收入微乎其微。按米兰诺维奇的数据，2021 年这一比例在西班牙为 79%，哥伦比亚为 93%，秘鲁为 96%。

资本收入高度集中，其基尼系数，即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约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两倍。2022 年，美国最富 1% 的资本家每人获得的资本收入接近 10 万美元，四口之家仅靠金融资产一年就意味着 40 万美元。这包括利息、股息、租金和私人资助的养老金。

严格意义上的同富阶层，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均居前 10% 的人，人均资本收入约为 20,548 美元，家庭则超过 8 万美元。这笔钱未必称得上寡头财富，却为一份优厚薪水垫下了坚实底座。两种收入合在一起，带来近乎无懈可击的安全感。

纯粹靠工资生活的人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纯粹的食利者受制于股票市场。同富家庭同时暴露于两者，实际却不受制于任何一者。股市遇上坏年景，工资可以托底；丢了工作，投资组合可以托底。因此我们认为，同富性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中唯一会令马克思惊讶的发展。它没有靠消灭资本或劳动其中一方来化解冲突，而是把双方安放进同一个人身上。一个家庭同时从两种生产要素取得收入，内部就没有阶级斗争；斗争已被内化，也就基本被消除了。

同富阶层既有社会学面貌，也有意识形态面貌。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2019）中描述过其运作机制：精英勤奋且拥有学历资质，于是确信自己的位置是挣来的。可到研究生毕业时，一个精英家庭对子女的投入，相对中产家庭多出的那部分，其价值相当于给每个孩子留下约 1,000 万美元的传统遗产。

他把功绩称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负，用来漂白根本不公的优势分配”。用马克思的 M–C–M′ 循环，即货币、商品、更多货币来改写，这里的循环成了 M–E–M′，E 指子女教育。但若教育只剩同富者的子女负担得起，阶级流动实际上就关闭了。

这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扬·廷伯根、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雷蒙·阿隆、克拉克·克尔等学者所说的技术官僚阶层。他们当时设想，东西方会汇聚到同一套高效的行政方法上，管理者不会在意所有权结构。同富阶层的不同之处恰在于，它的物质利益与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承诺是一回事。它捍卫资本，因为它就是资本；它也捍卫学历资质和劳动，因为它同样就是它们。

数十年来，学历资质与职场表现的双重基础，一直是这个阶层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它向下层传递的信息连贯，却令人不快：我们富有，是因为有用，因为我们努力读书、努力工作；你只要也有用，也可以加入我们。这条路狭窄而昂贵，但它确实存在，而它的存在承担了大部分意识形态功能。

固化，还是瓦解

现在，如果把人工智能放进这个结构，会发生什么？

未知仍然很多。我们不知道 AI 会提高劳动总产出，还是只把生产从人类劳动转给机器而不扩大总量。比如，用口述而非键盘写文章，或许能让人写得更快，却未必写得更多，毕竟好点子的生成才是速率限制因素。

这种技术改变了投入努力的构成，却没有改变产出；AI 也可能如此。我们也不知道，AI 的能力会不会像鼓吹者承诺的那样持续、快速且不可阻挡地进步，尤其考虑到数据中心和其他算力建设采用的循环融资方式，以及建设此类设施遭遇的政治反弹。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这项技术会以多快速度被采纳和整合，并真正提升生产率。

“我们不知道，AI 会提高劳动总产出，还是只把生产从人类劳动转给机器而不扩大总量。”

但若接受一个前提，即这项技术大致会如鼓吹者所称的那样发挥作用，同富阶层以及整个社会便会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二者的分野取决于一个具体而尚无定论的经验问题：AI 对高溢价认知劳动究竟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哪一种会占上风，我们无法确定。

第一种未来是精英固化。同富家庭领取高薪，也持有分散化投资组合。随着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投资组合在其收入中的分量自然越来越重。资本份额上升，是因为 AI 的部署增加了资本存量，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淘汰旧资本存量，支撑了平均利润率。只要他们保住高薪工作，就能购入新经济中正增长部门的股权。

在这个情形下，同富阶层会从劳动收入前 10% 人群中的三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这些精英随后能以更高的确定性，借教育和遗产把优势传给子女，因为可传递的两种资源都更多了。

今天美国最富的 3% 会成为 AI 经济中稳定、自我复制的贵族阶层。极端情况下，劳动收入最高的 10% 也会是资本收入最高的 10%，他们再为子女锁定同样的位置，实际上造出一种勤勉型贵族制。同富性只是通往新一轮世袭等级秩序的过渡状态。

第二种未来是阶层瓦解。同富者通常从事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工资溢价的职业，如律师、金融从业者、顾问、软件工程师、医生等，因为这些职业需要认知劳动，且往往以昂贵的教育、文凭和资格证书为基础。对他们不利的是，这恰恰也是大语言模型最能令人信服地完成的工作。正如机器人学家汉斯·莫拉维克著名地指出，高级推理反而比历经十亿年进化形成的感觉运动技能更容易自动化。

如果 AI 最终替代而非补足知识工作，高学历劳动者享有的工资溢价就会缩小。对这类劳动者而言，用来补充投资组合收入的工资会减少甚至消失，留下的只有投资组合。同富家庭会退回完全靠投资组合收益生活的纯资本家家庭，换言之，回到墨西哥那种富人不工作的古典模式。

现代化理论的倒置？

无论哪种情形，同富阶层作为正当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都会崩塌。若是固化，同富者关于功绩的主张将难以成立，因为进入这个阶层的路径已经消失：一旦跻身资本家前 10% 的唯一方式是继承，这个阶层再怎么勤奋，也不能可信地自称精英主义。

若是瓦解，教育不再带来工资溢价，也就没有任何可指向的功绩活动；人只不过像曾祖父一样，是资本所有者。第一种情形中，阶层的资产价值仍在，进入它的通道却断了；第二种情形中，两者都消失。

围绕这个收缩后的精英阶层，社会其余部分的结构变得清晰可见。顶端是拥有模型的数千人。下一层是同富阶层的残余，它可能变薄也可能变厚，但向下层关闭。再往下，是从事 AI 尚不能完成的工作、领取低至中等工资的服务阶层，例如园丁、居家护理员、酒保、技工、机械师等。这些人会有工作，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中产。

最底层则是一批冗余人口。“失业者”这个词会误导人，因为它暗示这只是暂时状态，仍有回归路径。冗余或剩余人口的技能已被淘汰，重新培训要花数年，也没人愿意出钱。在理论上，普遍基本收入或永久性失业救济能解决其物质问题；或许还可以用宗教、性和电视让他们安于现状。“面包与马戏”终究是历史悠久的政治方案，硅谷也不乏人把全民基本收入和 TikTok 梗图视为它的现代版本。

“顶端是拥有模型的数千人。”

这个金字塔最醒目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前工业时代，也就是封建时代的形状：顶端陡峭分层，底部平坦而宽阔，中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中层。工业革命前的社会都是这个样子。20 世纪的假定是，发展会造就庞大的中产阶级，后者又带来政治稳定和民主和平。这个假定只是从一段日后可能被证明是例外的时期推出来的。

若 AI 造就这样僵硬的阶级金字塔，地球上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社会，政治上很可能比贫困社会更动荡。这将悲剧性地颠倒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信念，即稳定的民主中产社会终会普遍出现。一个拥有大量闲暇、却缺少稳定工作和社会地位的庞大无产阶层，将成为政治上易燃的不满者后备军，只等某个既有怨恨又有预算的政治操盘手点燃。

即使攀升机会极其渺茫，只要等级体系仍有可能向上攀登，它在民主制度中至少还有可能被容忍。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用“有人更有天赋、更勤奋”来为不平等辩护，教育机构通过高度正式化的排名和证书体系为这一说法背书。

这就是精英主义，同富者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头号受益者。可一套封闭的等级秩序，民主无法容忍。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硅谷人士正明显且公开地转向反民主立场。吉尔·杜兰新近发表的《书呆子帝国》谈的正是此事。

罗马类比之所以切题，不只因为我们的科技精英颇为颓靡。共和国晚期并非因大众自发起义反抗精英而覆灭，而是寡头家族无法解决彼此争端，各派发现，动员闲置的城市人口去对付对手更合算。一个顶端只有少数巨富派系、底部却有大量受供养而无目的的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要变得不稳定并不需要革命运动；只需要某一位富豪认定，动员不满者比同侪谈判更符合自身利益。

再问伯纳姆的问题

伯纳姆预测管理者会取代资本家，这一点错了。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股东价值”革命推翻了战后管理阶层，确保公司把资本利益置于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之上。

但他坚持认为，生产资料是社会支配的根基，谁控制它们谁就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由此而生，不是反过来决定它。这一点是对的。

资本主义社会和管理社会都建立在生产关系上，因此，近来有人热衷于援引他来论证所谓“觉醒”的专业管理阶层，便是误解或挪用。伯纳姆写的不是持有学历资质者有什么看法，他写的是谁控制机器。

放到当下，伯纳姆的问题令人不安：谁控制生产资料，这种控制又造就了什么阶级？如果人工智能成为现代生产的决定性工具，控制它的人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学历资质本身将无法再为社会经济等级提供正当性。同富者或许会成为最后一代必须擅长某些事，而不只是靠坐享其成的统治阶级。也可能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人会成为替代他们的机器的所有者。这是另一种命运，却未必在长期中更具正当性。

我们唯一能较有把握地说的是，过去约 40 年形成的一种安排正在以某种方式终结：同一批人占据最好的工作、拥有最多的财产，并以第一点为第二点辩护。那些想象机器工作、人们享受闲暇的富足论者，经济学说对了，政治学却完全没说到点上。

富足或许真会到来，但照目前的轨迹，我们得不到一个超精英之外的人也愿意生活其中的社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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