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豆包遭遇，才理解梁文峰为何要“赶走C端用户”

1.

今年4月17日，在嘉善生活的史先生失去了母亲。五个兄弟姐妹商量后事，最紧迫的问题只有一个：哪天安葬？

他想起了手机里那个什么都懂的AI助手——豆包。他问了豆包，豆包给出回答：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他觉得讲得有道理，照做了。

但葬礼办完不久，一位亲戚出了车祸，重伤。家里人开始抱怨：日子没选对，破了风水。

史先生很内疚，回头再问豆包——这一次，豆包说4月19日不是个合适的日子。

他怒了，联系客服无门，他决定起诉豆包。

但荒诞的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就连

更荒诞的是，由于这位史先生不懂法律，就连起诉状，也是豆包帮他写的。连怎么告、告谁、第一步做什么，都是AI一步步教的。

一个写文案的AI，跨界当了择日先生，最后坐在了被告席上，还亲手为原告写好了诉状。

2.

史先生的案子之所以搞笑，是因为它把一个正在加速发生的趋势放大了。

过去一年多里，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

杭州的梁某用AI查高考志愿，AI一本正经地生成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校区信息，被指出错误后还底气十足地承诺：内容有误赔偿十万元。

南京的律师李小亮，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自己的名字，某平台的AI智能回答直接给出了李小亮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判词，还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

大洋彼岸更离谱。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名男子，在ChatGPT的持续鼓励下坚信自己可以弯曲时间，差点酿成大祸，最终在精神病院住了63天——AI称他为时间领主，称赞他的理论非常有创意。还有家属起诉OpenAI，称ChatGPT在情感上驯化了一名29岁的女性，导致她走上高速公路被车撞死。

把这些案子排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结构：一个人在某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对AI产生了真实的信任，照着做了，出了问题，然后发现AI的答案前后矛盾、毫无担当。

——于是愤怒地拿起法律武器。

3.

面对这些案子，大众常见的反应有两种。

一种是道德化的：史先生也太迷信了吧？下葬吉日这种事怎么能问AI？自己不负责任，反倒怪机器。

另一种是技术化的：这就是AI幻觉，大模型本来就会胡说八道，用户协议里白纸黑字写了仅供参考，自己不看怪谁？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它们其实都停在了问题表面。

说史先生迷信，假设了一个前提：人应该清楚知道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可现实是，当一个产品用流畅、自信、条理分明的中文跟你对话，当它回答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和一位从业三十年的风水先生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措辞——普通人凭什么能识别出，眼前这个东西其实根本没翻过任何一本黄历？

说用户协议写了仅供参考，也对。但问题在于：免责声明的约束力，远远抵不过语言本身的说服力。你在App底部的灰色小字里读到一句内容仅供参考，转头却在对话框里得到了一段排版精良、语气笃定、逻辑自洽的回答。你的大脑会信哪个？

真正的问题不是用户为什么这么傻，而是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并不懂的系统，会让人类本能地觉得它懂？

4.

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表征错位：

AI通过语言展示出来的理解外观，远远跑在了它实际具备的认知能力前面。而人类社会的信任机制，恰恰是按语言=能力来运作的。于是，信用错配发生了。

这层错位可以拆成三层来看。

第一层，外观与本质的错位。史先生问豆包什么时候下葬好，豆包回答最稳妥的推荐是4月19日。这句话的语法结构、语气、措辞，和一位顾问的建议毫无区别。但大语言模型的底层逻辑不是查阅黄历后给出判断，而是根据训练数据中最可能接续的文字，生成一个概率上最合理的回答。它不知道4月19日在黄历上意味着什么，不理解死亡，不理解葬礼的意义，甚至不知道吉日这个概念在现实中如何被验证。它只是在说一段听起来像答案的话。

第二层，信任机制与责任能力的错位。人类社会运行了几千年的规则是：谁说话，谁负责。一个人对你说听我的，没错，你照做了出了事，你可以找他追责。但AI不一样——它说得越像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你越容易把它当作那个应该负责的人。可它既没有责任能力，也没有判断能力。

第三层，是认知框架的错位。我们这一代人，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理解大语言模型的思维工具。面对一个能流畅对话、能写文章、能帮你选日子、还能反过来教你写起诉状的东西，我们本能地拿起了旧框架——它像一个顾问，像一位老师，像一个无所不知的朋友。但它不是。它只是一台极其擅长模仿人类说话方式的概率机器。

不是人蠢，不是AI坏，而是技术已经把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推到了普通人面前，而我们用来理解它的那一整套心智工具，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5.

这种错位不是第一次发生。它有一个一百多年前的遥远回声。

19世纪中期，照相术刚传入中国。很多人拒绝拍照，理由很简单：相机会把人的魂摄走。一张照片，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形影像被固定在一块玻璃或纸上——在那个时代的认知框架里，除了灵魂被抽离，还能怎么解释？

一百多年后，一模一样的剧本换了个主角。面对大语言模型，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它。

2026年7月，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一场长达四小时的内部投资人闭门会议内容流出。在那场会议里，他说了一句让整个行业意外的话：

AI模型的直接使用者，不应该是普通公众，而应该是公司自己的工程团队和研究人员。DeepSeek不做超级App，不抢C端入口，不追流量变现——用他的话说，AGI面前那些机会都是芝麻，不值得把全部资源投进去。

外界最初的解读是：技术理想主义者瞧不上赚钱，要闭门搞AGI。但如果你把史先生的案子放在面前，就会读出另一层意思。

梁文锋看到了表征错位的风险，并且拒绝把这种风险直接转嫁给没有防护能力的普通人。

所以梁文锋的选择，与其说是赶走用户，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风险隔离：在公众还没有建立起和AI共处的认知框架之前，先把最锋利的技术放在那些知道边界在哪里的人手里。这不是歧视，这是对人性的理解——人面对一个会说话的系统，天然就会把它当人。

一百多年前，人们对着镜子一样的照片恐惧它会摄魂。今天，人们对着一面更精致、更会说话的镜子起诉它选错了日子。

这是技术发展时，不能承受之文化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