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林兆华：因真诚而自由，因自由而先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今年七一，北京人艺的领导专程到林兆华家中，为这位九旬老戏剧人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老人很兴奋，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还想排戏”。

近日，《林兆华导演研究计划》在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启动。一众与他合作过的编剧、演员、学者从各地赶来，濮存昕、刘恒、易立明……这些名字串起的，是中国话剧波澜壮阔的一段戏剧史。

夫人何炳珠在发布会上替他说出那句自我定位——“我就是个排戏人”。90岁了，听力不济、意识也时而模糊，但只要提起戏，那双眼睛还会亮。

人如其戏：松弛背后是自信与真诚

“有一天我排戏，什么都不说，坐在那儿，演员就知道怎么演。”这是林兆华常跟身边人提起的一个理想状态。

濮存昕在发布会上回忆，看林兆华排戏是一种享受：不用费力“破”台词，不端着、不煽情，演员凭着本能就把戏“立”住了。北京人艺的戏从来是“人的戏”，说人话、有体温，而林兆华把这种气质推到了极致——松、自然、不较劲。

作家刘恒也深有体会。2009年合作《窝头会馆》时，73岁的林兆华跟他在北京南城街巷采风，车过菜市口，突然拍他肩膀指向拆迁区：“快看！孤零零一座两层青砖小楼，边上全拆了！”——这一眼，成了后来舞台上最核心的视觉意象。在狭窄的大杂院天井里，林兆华像孩子一样钻进阁楼，只说一句“真地道”。在刘恒看来，这份至真至纯的赤子之心，是林兆华艺术最核心的底色：朴素、不功利、不盲从，历经岁月沉淀后，抵达返璞归真的境界。

这种“少言”，是几乎所有合作者的共同记忆。剧作家过士行、导演娄迺鸣，都用同一个比喻形容他：舞台上的“捕手”。他很少给演员刻板的调度指令，不教台词语气，只是坐在一旁静静观察。排《哈姆雷特》的戏中戏段落时，演员完全摸不着头绪，他只说“再来一遍”，任由演员肆意试探，直到那个最动人的时刻被他“抓”住，就此定格。

北京人艺党组书记周彤说，这份松弛的状态里，藏着林兆华骨子里的艺术精神：清静无为、大道至简、松弛自在、虚实相生。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也感慨，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更高境界——不是死磕台词，不是敷衍调度，而是回到本能，靠气韵托住整场戏。

很多人把艺术家的自由理解成叛逆和不受约束，但林兆华的自由是另一种——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名将其概括为“因自信而自由，因真诚而自由”。而自由，又让他成为先锋。他不迷信标准答案，不被程式绑架，舞台上敢空、敢少、敢留白。他甚至容忍不完美，能接受一个作品“未完成”就呈现在舞台上。

不是反传统，是提纯传统

很长一段时间里，林兆华被贴上“反传统”“反叛人艺”的标签。

真相恰好相反。濮存昕说，林兆华继承的不是焦菊隐的形式，而是焦菊隐“话剧民族化”背后不断突破的创作精神。他从戏曲、民间艺术里汲取养分，却不停留在表面的程式和身段，而是“以形写神、虚实相生”，把传统提纯成当代舞台的语言。

1999年那版实验性《茶馆》，至今仍是中国戏剧绕不开的公案。他在保留老舍原著精神的同时，注入了大量现代审视的冷峻视角，当时被许多人拒之门外。演员李士龙说：“他不是要砸人艺，他是怕人艺变成博物馆……别光骂他反传统。他反的是僵，不是根。”在他手里，焦菊隐提出的“戏剧中国学派”不再是纸面理论，而是活的实践：扎根中国戏曲美学土壤，吸纳西方现代戏剧技法，最终走出一条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道路。

学者沈林记得他明确的表态：“我骨子里是现实主义。”他的先锋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始终扎根现实，把经典戏剧的命题拉到当下的生活里，建立人与时代的真实联结。

更难得的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创作生态：允许失败、鼓励冒险。戏剧界至今感念，正是这位大师身先士卒的“试错”，给后来的导演和演员留出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园地。他从不接受“先锋派”的标签，也从不固化自己的风格，业界称他“一戏一格”，背后是永远面向未来的探索姿态。

走向欧洲：带去的不是符号，是现代性

外界很少知道，林兆华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进欧洲主流戏剧界的中国导演。

中国驻德使馆原文化参赞陈平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回忆，1986年北京人艺邀请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院长来华合作《沃伊采克》，林兆华担任协助导演，合作结束后德方主动邀约他赴德独立执导。1988年，林兆华赴汉堡排演《野人》——这是中国导演第一次在欧洲顶级剧院独立导戏，塔利亚剧院与中国戏剧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也由此开启。

此后的2001到2013年，是一段“黄金十二年”：《三姊妹・等待戈多》《故事新编》亮相德国柏林；歌剧《李白》成为意大利罗马中国艺术节开幕大戏，创下中国海外艺术节首次以歌剧开幕的纪录；《哈姆雷特1990》走进比利时布鲁塞尔国家剧院；《建筑大师》登上挪威国家剧院；《大将军寇流兰》亮相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成为由西方主动邀请、零商业推广却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戏剧作品。濮存昕说：“那种存在感和成就感，是拿钱买不来的。”

欧洲同行从林兆华的戏剧里，看到的不是猎奇式的“中国元素”，而是中国当代戏剧自身的现代性。他们认可他处理舞台、演员与戏剧关系的方式——把东方美学转化为当代舞台的身体语言；他们欣赏他对经典的重新提问——排莎士比亚、易卜生，从不追求“纯正复刻”，而是追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排这部戏”；他们更读懂了他作品里的中国表达：扎根现实，又充满诗意，在东西方的碰撞里生发出属于中国的戏剧语言。

给今天的年轻戏剧人留下了什么

研究计划启动的当下，一个现实的叩问是：林兆华给今天的年轻戏剧人留下了什么？

濮存昕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年轻人要先吃上“精神的早餐”：那是独立判断的勇气，是真诚发问的态度，是容忍不完美、敢于试错的底气，是“积极的怀疑主义”。导演易立明总结：林兆华留给年轻创作者的，不是“林氏导演手法”，是“别乖”——别被范式绑住，别被成功绑住，别被自己的经验绑住。

作曲家郝维亚说，我们不必复刻林兆华所处的时代，也不必照搬他的舞台手法，但要继承那份敢于突破常规的勇气——导演的创造永远不只是课堂里的技术，更和创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

高世名则建议，应当把林兆华的创作方法真正纳入戏剧教学体系——让每一届学生都带着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时代，去排他的戏。这才是最好的传承：用他的方式，继续和今天对话。

发布会接近尾声时，导演易立明期待，未来这项研究计划不只介绍林兆华的导演艺术，更希望与大家对话、被讨论、被争论。九旬老人不能到场，但他的作品、他的影响，早已变成后辈身上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