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国内首个跨性别门诊：撕开中国家庭的亲子困局

跨性别门诊里，医生把一张《性别焦虑症知情同意书》推到桌上。跨性别者站在一旁，家长握着笔，迟迟落不下去。在一些医院的实际流程中，即使当事人已经成年，接受部分性别肯定医疗仍可能被要求家属到场或签字。有人签字是为了先把孩子留住，也有人签完又反悔，把同意变成新的拉扯。

一家公益机构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年的调查显示，在853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59.6%没有得到原生家庭支持；在1640名身份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晓的受访者中，除6人外，均报告过至少一种原生家庭暴力，11.9%曾被强制接受“性别矫正”。

在现有医疗与保障制度的缝隙里，家庭成员是大部分跨性别出柜与过渡过程里绕不开的关键节点：签不签、陪不陪、出不出钱、要不要对外解释，往往决定孩子能走哪条路。

从坦白到实践接纳，父母与孩子共同面对信息缺口、健康担忧、观念碰撞与现实成本。本文记录的，正是这些在薄冰上往前走的父母，以及他们最终做出的选择。

意外的接纳

2021年国庆假期，农农回到家中，与父母围坐在餐桌旁。

他递给父母一人一封手写信，同时坦白自己是一名跨性别男性，计划做性别重置。

这封手写信共2074个字，诉求清晰，情感真挚。详细叙述了从童年到工作的二十多年，农农因为“性别认知”问题，经历的迷茫与痛苦。

“我这三十年过得并不快乐……为什么我会长着不属于我的器官，为什么我会有月经，为什么我要去女厕所，我宁愿憋一天尿也不进去，为什么我不能生下来就是个男孩。”

从记事开始，农农就抗拒任何女性性别表达。

在看到舅舅小时候送给自己的花边裙子时，他十分厌恶，称“这条裙子会咬人”。他也从未留过长发，会羡慕站着小便的爸爸，出门在外宁愿憋尿一整天也不愿意走进女厕所。

初一时，农农和妈妈燕虹因为内衣爆发争吵。燕虹觉得胸部需要“保护”，他却蜷缩在房间角落暴哭，反复喊“我不穿”。燕虹说“不穿就不要去上学”，他最终为了上学暂时服软。

身为90后，农农成长时很难接触跨性别信息。他曾把自己对女同学的好感理解为同性恋；直到读完研究生，也没有真正弄清自己的性别认同。

直到2021年，农农和朋友录制一期聊彩虹群体的播客时，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转发到朋友圈，这才“炸出了不少彩虹群体的人”，他也被关注该议题的朋友推荐到社群中。

此时的农农已经27岁。

得知做性别重置能够改变现状，又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农农决定尽快跟父母坦白。于是他将收集到的跨性别资料整合，写下了那封信，并请教自己的心理医生朋友修改调整。

直到国庆节前夕，他还是会担心父母知道真相后的反应，尽管准备已足够充分。“我觉得他们会爆哭。”

但和农农预想的完全不同，出柜场面没有什么爆发和失控，三人中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哭。

农农妈妈很快地读完了这封信，农农爸爸因为生病思维不灵活，但也缓慢读完。

“平静”、“坦然”、“淡定” 是农农陈述当时情形多次用到的词。

对于农农是跨性别者，其实妈妈燕虹早有预感，只是当时谁也没把它和“跨性别”联系在一起。

“我这个妈妈也比较失败，”回忆往事时，燕虹难掩愧疚，“自己只觉得孩子有个性，是个假小子”。

直到多年后，把这些零散片段重新串起来，一切才有了解释。

2021年国庆假期，和农农同一时间，霍璇回了家。

晚上十一点多，他抱着睡衣在客厅里来回走。坐一下，又站起来。像在等一个合适的开口。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硬目标：今晚必须说完。父母催他去洗澡睡觉，他应着“马上”，脚却像钉在地上。越拖，越怕。

这不是他第一次差点说出口。2020 年那次更早。清晨六七点，母亲洗书包，翻到一个小铁盒，里面有几支烟。她把他从床上叫起来，追问到他无处可躲。

他哭了，反复只说一句：“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母亲以为是学业，安慰霍璇“能顺利毕业就行”。他却只留下一句更难听懂的话：“等我毕业以后再讲，能让你们多开心一天是一天。”

那次争吵之后，他和母亲把话题一起“按掉”了。表面像没发生过，关系却降到冰点。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他越来越相信：父母会逃避，会拖着不面对。

后来母亲又怀疑他是“女同性恋”，甚至直接问过。霍璇每次都否认。他不想让母亲先接受一个版本，再被迫推倒重来。他想“一次性说到位”。

那天国庆夜，他其实不是来“征求同意”的。更像是一次医疗上的通知：他已在北医三院拿到诊断，也存好了钱。平胸要走正规流程，材料里有一部分需要家长配合去办。

父母先上了床。母亲说：“有什么事就讲，我们要睡觉了。”他还是没讲出来。几分钟后，他推开卧室门，站在门口说：“妈，我给你看个东西。”

看到霍璇递来的诊断书，母亲先是吓到弹起来：“你去医院干啥？你生病了吗？”霍璇只好拆开解释“性别焦虑”四个字。他说：“我内心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子。”

父亲坐在一旁，整个人愣住。

接下来几个小时，霍璇让父亲搜索“跨性别”，又把潘柏林医生的科普视频发给他们。母亲边看边问，也把孩子从小抗拒某些衣物和称呼的旧事重新串起来：“很多不自在，突然有了答案。”

潘柏林的书

父亲没有直接反驳“认同”这件事。他反复卡在动刀上：“在自己身上动刀子，伤身。”这句话听起来很硬，但更像一种怕——怕不可逆，怕出事，怕孩子以后吃苦。

霍璇去洗澡时，家里短暂安静。等他出来，父母把他叫进房间。母亲先开口：与其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孩子把自己逼到更危险的地方，不如先把人留住。父亲点头，说“那也只能这样了”。

霍璇当场愣住，反复说“我非常感谢你们”、“我没想到你们会接受得这么快”。他松了口气。

可第二天清晨，母亲起床，发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哭。

这是她第一次见丈夫流泪。

霍璇妈妈的消息

术前：签字、面子与沉默

性别肯定医疗通常是一条分段路径：诊断与评估之后，可能进入激素辅助或部分单项，之后才可能走到生殖相关的主体重置。不同阶段还会受到时间、费用、身体条件、个人意愿和家庭态度的影响。

按照现行《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实施主体重置前，受术者需提供三级医院精神科或心理科医师开具的相关诊断证明、本人签字的书面报告、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及已告知直系亲属的证明；同时应年满18周岁、相关要求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未处于婚姻状态。不同医院的实际审核流程仍有差异。

尽管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燕虹最开始并不支持农农做。她不愿拿孩子的身体开玩笑。

父母不支持，农农就坚持向家庭群中发送相关科普，尽管无人回应。“每次聊得好好的，一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沉默了。”但农农知道，这些资料其实父母都看了。

经历一系列准备筹划后，农农计划2023年年底飞往上海，到411医院做平胸。

工作多年，农农已有承担主体重置的经济实力。但他想得到父母认同，所以每一个单项步骤进行之前，都会告知父母。

直到有一天，他坐在公交车上，农农妈妈突然打电话说：“你决定好去就和我说，我陪你。”

那个瞬间，农农终于有了踏实的感觉，因为不用面对“一个人的”了。

但农农爸爸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时间接受不了失去“贴心小棉袄”的落差，他在世时始终无法与农农正面谈性别，但随着身体条件恶化，终究是无可奈何。

有些父母因为信息缺口而恐惧，却愿意在学习中慢慢接纳；另一些家庭即使听懂了概念，日子仍停在原地，用沉默和规训把话题按回去。

朔空已经以pass（外表通常被他人识别为女性）的状态生活四年，父母对外却仍称她为“儿子”。

2021年，朔空拿着广州脑科医院精神科“疑诊性别焦虑症”的材料和相关论文，挑了一个相对悠闲的生活场景，先后跟父母坦白。

她希望至少把话说清楚，父母却没有接受。父亲能够在科学上接受跨性别者的存在，却无法接受它落在自己孩子身上。

这个家很少有坐下来好好谈的时刻。更多是绕着圈子，用无数小动作表达不承认。留长发“夏天很热”、“会打结”、“工作不好找”。买衣服必须强调男款，挑颜色要不鲜艳，哪怕她向来是中性打扮。

鞋子、衣服、头发、称呼，每一件都不大，却日复一日。

朔空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脸更像妈妈。就转过头跟她分享。可妈妈只是看看，不接话，而是说“你脸大，和我一样。”

朔空后来才意识到，在母亲心里，承认面容相像，像是在承认她像个女性。

而父亲则把精神科那份“疑诊性别焦虑”的诊断书当成治愈的可能。他不是没看朔空拿来的材料和论文，而是认定：既然是“诊断”，就意味着能改回来。

心理咨询师马楠淼把这种状态概括为“表面接纳”和“隐形攻击”：家长不吵不闹，却用沉默、纠正和规训制造持续压力；孩子表示不适时，又以“我只是关心你”“你小题大做”回应。

刚出柜的几个月里，争吵是密集的，几乎每周都会吵。后来朔空学会“转移争吵”，跟妈妈吵，就把火引到爸爸；跟爸爸吵，再转回妈妈；两边一起压过来，她就把话题转给朋友。

她在找一条能活下去的路。

后来，朔空不再期待他们会说出支持，也不再给父母发跨性别科普资料。因为保不准哪一句会触发新的对抗，于是干脆把“解释”收起来。

慢慢地，“像女孩一样活着”这句话，在家里不再被提起。父母不赶她走，也不承认她是女儿。她继续住在家里，做饭、做家务，承担着一种被默认的家庭位置。和谐与孤立并存。

然而，沉默不是中性的，它会落在身体上。

朔空说自己依旧有明显的形体焦虑，接受不了平坦的胸和会长胡须的脸。她养成了用手拔胡子的习惯。疼痛像是一种出口，是她沉默的释放。

家庭的僵局于她而言并不是唯一的门槛。

在国内，找到能提供跨性别相关诊断与路径指导的精神科医生，就像“都市传说”，不是走进最近的医院挂个号就能解决的事。医生个人页面上往往不写，信息像被刻意藏起来，只能靠打听。

她跑过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常见的结果是跑错、跑空、被打发、被推脱。检查单互不认可，冗长的测试反复做。

看到广州某医院出现跨性别序列门诊，她很兴奋地发信息，却迟迟得不到回复，连报名志愿者也石沉大海。

更关键的在于，医院总是要求家属到场、要求签字。

性别重置专家赵博提到，国家规范对主体重置要求的是已告知直系亲属的证明，但在实操中，一些医院出于风控仍会要求家属签署同意书。

朔空刚出柜那会儿，为了激素辅助跑广州多家医院时，就多次被要求“带上家属”。因此她只好一次次从医院门口折返。

2017年调查显示，在有激素辅助需求的受访者中，71%认为获得医生指导“困难、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近一半从未获得任何激素辅助；另一项调查中，90.49%的激素辅助者没有通过医生处方从医院或正规药店购药。对朔空而言，最直接的阻碍仍是家属不到场。

“重新养一遍”

即便父母签下了字，跨过了跨性别重置的难题，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全新的孩子。

对于他们来说，孩子的性别转变，也意味着他们要摒弃掉原先的养育观念和惯性。他们需要重建一个新的养育模式。走出医院之后，称呼怎么叫，厕所怎么进，亲戚怎么面对，这些细碎的难题，才是最漫长的考验。

方舟妈妈小丽发现方舟是跨儿时，方舟已经处于重度抑郁。小丽和丈夫来不及思考，在一年之内迅速地完成了方舟的精神评估、性别焦虑诊断证明和性别重置。

方舟被误诊为躁郁症时吃的药

因为一切都来得太仓促，和其他父母相比，小丽没有任何的缓冲时间。重置结束后，面对方舟的抑郁症、性别焦虑、术后护理等问题，小丽要不断调整自己愧疚情绪，“把孩子的命运还给她自己。”

一项1653人的性少数群体调查显示，青少年和成人的CESD-9抑郁均分都显著高于全国同龄样本，抑郁高风险比例分别约为全国样本的3倍和4倍。

为了获得更多支持，也为了更好地理解孩子，小丽加入了跨儿家长互助群，开始和其他家长一起学习、交流经验。

她陪方舟一步步做社会化过渡。比如先调整称呼，从原先的“儿子”改到叫名字，再一点点走到“女儿”；她拉着孩子做过情境演练，教她如何应对路人的冒犯，甚至包括被骂时该怎么办。

她带方舟去公司练习与人对视、演讲，也陪她一点点把日子重新过起来。孩子从不会洗菜、淘米，到能做好一桌饭等父母回家。母亲说，只要家里负担得起，哪怕她“当全职儿女都行”，也想让孩子过得安稳。

方舟认为，妈妈的支持令她的性别焦虑和抑郁明显缓解，“让我终于有了勇气和人相处”。

类似的事，燕虹也做过。当和亲戚朋友聊起农农的时候，她会直接说“我家是个男孩”“我的儿子”。“转变称呼”是她对农农男性性别的认同，是一种支持性表达。

尽管已经经历了跨性别重置，社会眼光的压力还是会时不时影响到农农。他总是面临着到底去女厕还是男厕的选择困难，如果去女厕所，已经是男性的外形看起来“很奇怪”。但如果直接去男厕所，可能会面临着他人的指指点点。

每当这种时刻，燕虹就会适当地推他一把，“你就直接去吧，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在Liam家，协商则发生在另一个更敏感的场域：关系网。

Liam的父母都在体制内，父亲在政府部门，母亲是教师。制度资源不缺，最难的是“名声”和“人情”织成的那张网。

Liam说，父母很少把具体沟通摊在他面前，更多是“默默做了”。父亲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你有什么压力，我们都会帮你顶着；反正我们年纪也那么大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父亲判断，随着激素辅助，孩子身体的变化总会被看见，与其让亲戚猜，不如主动把话说开。

他先用老人听过的“同性恋”作引子，再解释性取向是“喜欢谁”，跨性别则是“女儿身、男生心”。能说服的亲戚就说，太困难的则暂时不说。

Liam曾担心：如果一部分亲戚知道、一部分亲戚不知道，“一半人叫我叔叔一半人叫我姨”，会尴尬到无法收场。直到后来他在加拿大结婚，把伴侣带回家。亲戚递上红包和贺礼，自然地喊他坐下吃饭，没有人追问“到底怎么回事”。

那一刻他才明白，父母那些没说出口、也不愿细说的协商，已经替他把路铺平了。

关键在于，多数情况下，家庭支持之外几乎没有更稳的托底：医疗路径不透明、信息四散、风险往往只由个人和家庭承担。于是，家长互助就不得不成了第一战线。有人出面谈资源、有人把规则做出来、有人把经验复制到下一座城市。

对一些刚刚知道“跨性别”这个概念的父母来说，孩子出柜后，他们首先不是选择走进医院，而是先找到一个线上家长交流群，或者被邀请进一场线下恳谈会。父母们需要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这件事的家长。

骄傲爸爸就是这个互助圈的中心人物，他一边运营跨儿家长群，一边组织了数场线下恳谈会。

骄傲爸爸不隶属某一家机构，他表示：“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在前台把桥搭好，他的跨男儿子则安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骄傲爸爸把三十多年职业经理人的经验用在公益上：找场地、谈合作、核账目、理流程，把互助活动办得可核对、可落账，也让参与家庭感到被认真对待。

早年恳谈会上，不少家长从电话里哭到见面，他还记得有一位妈妈反复懊恼：“是不是我怀孕时拿凉水洗脚洗的”；还有的父母语气又冲又乱，情绪一点就炸。骄傲爸爸表示：“咱文质彬彬地聊，我就陪着掰开揉碎讲；但上来就骂街的人，你陪我骂出个花来，我也能陪你骂出个朵来”。

骄傲爸爸从不否认他们的委屈，但会把尺子重新立起来。他常常用最粗粝的幽默把“面子”戳破，有人纠结“儿子同性恋，以后怎么成家”，他就说：“你白捡个大儿子，你不偷着乐怎么着？” 听得人前一秒还在哭，下一秒就被点醒，带着眼泪笑出来。

后来他再举办分享会，干脆不备纸巾了。他总能当场把人从“我家完了”拽回“我还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也将现场里孤立无援的消极氛围，带成散场时互相加微信、约下次见面的声音。他总是开解父母：“人这一生，这辈子就一次缘分，孩子跟你俩关系好，开开心心过，不好又能怎么着，下辈子又见不着了，要是憋憋屈屈活了一辈子，你说你多冤枉。”

他在性少数公益这条路上做了将近20年。他一直待在那些最难收场的家庭现场：有激烈的争执和相互埋怨，也有漫长的沉默。他一次次陪着两代人把话重新说出来，也看着那些几乎就要断裂的亲子关系，在倾听、解释和等待中慢慢回暖。时间久了，圈子里的许多年轻人一见到他，就会奔过去，抱着他喊“老爹”“老爸”。

让幸运传递下去

2025年下半年，农农到泰国做性别重置，燕虹再次作为陪同者，和他一同前去。这次过程很顺利。

经历一个月的流程审核后，他完成证件性别信息变更，拿到性别标记为男性的身份证。再次接受采访时，他感慨“生活中的阴霾退散了很多”，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一名男性。

采访最后我们问农农，作为一名跨儿，“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没什么困难”。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路走得轻松。只是从出柜、主体重置到证件变更，在每一个本可能卡住人的环节上，他都相对幸运地获得了支持：理解他的心理咨询师、愿意配合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家人也最终站到了他身后。正是这些具体的人，一路护着他往前走。而这样的托举，在跨性别者群体中并不普遍。

他希望自己的幸运能够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