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2月16日，南京火车站，丁盛和女儿丁克西站在即将开动的列车旁。站台风很大，父女没有说太多话。临上车前，丁盛只叮嘱了一句：“到了那边，先把住处安排好，别为了省钱硬扛。”
这句话听着普通，却是一个父亲在现实压力下作出的判断。那时的南京，医院工作并不差，医生也算体面职业，可收入、住房和生活物资都受到旧有办法限制。对一个人口较多的家庭来说，稳定不等于宽裕。
丁盛回到南京后，家里的日子很快显出紧巴。住房不大，家人挤在一起，转身都要让路。户口、粮食供应和票证又各有规定，人在一个地方，相关物资却未必能随意调配。粮票、油票、副食本、布票，样样都不能马虎。
那时候，钱不是唯一的问题。
买粮要凭票，买油要定量，肉柜台前排了半天队，也可能因为票证不合要求空手回去。冬天没有集中供暖，煤和燃料还要精打细算。对普通家庭而言，日常生活并不是“有钱就能买”，而是既要有钱，还要有相应的票。
家里的收入加在一起，勉强能够维持开支。丁盛的生活待遇有限，老伴有一份收入，子女也陆续参加工作。丁克西是医院的住院医，受过研究生教育，按理说正是施展本领的时候，可每月收入并不算高，职业发展也有明显边界。
有意思的是，困住她的并非能力，而是当时城市之间、行业之间尚未完全打通的壁垒。南京的岗位相对稳定，却缺少更多机会；南方一些新兴地区，则在用更高的收入和更灵活的用工方式吸引人才。
1984年夏天，一名在南昌的老战友来信，提到广东特区的工厂和医院正在扩张，部分岗位不仅工资较高，还能解决吃住。丁盛看完信，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把信放在桌边，过了几天才交给女儿。
丁克西问：“爸，真要去吗？”
丁盛没有讲大道理，只说：“读了这么多年书，不能一直困在一张口粮本子上。”
这不是一句轻率的劝说。丁盛本人经历过长期军旅生活，知道环境变化时，守在原地未必就是稳妥。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子女换城市，不仅是找工作，也是重新寻找生活支点。
到了1987年春节前，丁盛最终作出决定，让丁克西到深圳试一试。这个决定背后，有家庭收入的考量，也有对女儿专业价值的判断。医院里的医生不能只满足于“有岗位”，还应当有提升技术、改善待遇的空间。
丁克西抵达深圳后，先在蛇口一所医院代班。起点并不耀眼，甚至带着临时性质，但她凭借内科专业基础很快站稳脚跟。两个月后，她转为正式工作，收入随之增加，生活压力明显减轻。
电话打回南京时，女儿的语气轻松了许多。丁盛听着高兴，心里却有另一层牵挂。孩子走得远，机会多了，照应也少了；留在身边，日子又可能继续拮据。这种矛盾，正是许多老年父母当时难以回避的选择。
变化很快波及全家。小女儿毛毛后来调往惠阳，儿子也经人介绍到深圳的电子厂工作。几个孩子先后在珠江口一带找到落脚处，丁盛不必再为他们的饭碗和住宿反复操心。
1989年10月，丁盛和老伴也搬到深圳租住。南方气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子女都在附近，彼此能够照应。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离开熟悉的城市并不轻松，但家人在身边，往往比一套旧房子更实际。
搬到深圳后，丁盛还把精力放在另一件事情上。1990年2月，他开始整理有关组织处理问题的申诉材料。材料一份份查，往来信件一封封留存，广州、北京、南京之间也跑了多次。老伴劝他不要太劳累，他仍坚持把事实和理由写清楚。
这场申诉持续多年。等待、补充材料、递交复函，反复得让人疲惫。遗憾的是，直到1999年秋天，事情仍未出现实质性转机。丁盛在材料旁写下“听天命”三个字，随后将卷宗收好。
让女儿南下，并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冒险。那里面有票证时代的生活压力，有南京就业环境的限制，也有深圳等南方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新机会。丁盛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口头承诺上，而是让女儿用专业和能力去换一条更宽的路。
列车开走后，站台重新安静下来。对丁盛而言，女儿南下不是离开家庭，而是先替这个家庭打开一个缺口。只要孩子能站稳脚跟，老人肩上的那份重担，便能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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