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四渡赤水遇到危机，曾希圣献策，毛主席果断决定就这样办

1935年3月，贵州乌江北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正在研究一份急电。红军刚完成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准备向乌江方向转移，后方却传来紧迫消息：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正带着数个师追来，距离红军越来越近。

更棘手的是，乌江南岸同样有国民党军驻守。红军渡江需要时间，追兵却不会停下来等候。若被两面夹击，部队很可能被压在江边，既难展开，也难脱身。

电报送到指挥部时，曾希圣已经判断出危险所在。他不是前线指挥员，却比许多人更清楚敌军下一步会怎么动。军委二局日夜监听敌军电台，敌人的调动、命令和行军路线，往往刚刚发出，就进入了红军的判断之中。

曾希圣的本事，并非一开始就有。1932年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军的无线密电在红军眼中几乎像一部“天书”。没有密码本，电文中的数字和符号很难辨认，抄得再多，也未必能读懂一句完整的话。

他偏不信这个邪。

曾希圣出生于1904年，湖南湘乡人。参加革命后，他长期从事情报和无线电工作。一次偶然机会，他从一名邮电报务人员那里得知，无线密码虽然复杂，却并非毫无规律。于是，他组织人员把截获的电文分类整理，逐字逐句比对。

1932年8月，红军在江西宜黄作战时，缴获了一批敌军电文，其中有一份已经译出三十多个字。对普通人而言，这点线索微不足道；对曾希圣来说，却像是撬开了一道门。他从字词重复、语句格式和部队番号中寻找规律，经过反复推演，逐渐摸清了密码变化的办法。

这项工作很慢，也很枯燥。没有枪声，没有战果统计，只有昏暗灯光下密密麻麻的电文。可一旦破译成功，敌人的部署便会提前暴露。1933年，军委二局已经能够连续破译国民党军的重要电报，红军的侦察方式由此发生了变化。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二局曾从敌军电报中掌握吴奇伟部的行动，为红军伏击提供了关键依据。后来，红军还曾截获蒋介石准备由水路返回的消息，并据此进行部署。虽然蒋介石临时改走陆路，未能被截住，但这件事足以说明密电情报的分量。

也正因为这些贡献，曾希圣在1934年获得二等红星勋章。一等红星勋章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少数高级将领，二等勋章同样极为难得。它所肯定的，是一种不在阵地上，却直接影响战局的能力。

四渡赤水到了关键处，曾希圣又把这种能力用到了极致。

当晚，二局里电台声不断。曾希圣反复查看敌军电文，心里盘算的不是如何迎战，而是能不能让敌人的行动出现偏差。一名同志劝他说：“敌人追不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这句话反倒提醒了他。

曾希圣突然意识到，红军不能命令敌人停止追击，却可以设法让敌人误判方向。他立即赶到军委指挥部，对毛泽东说明想法：“能不能仿照敌军电文格式，发出一份足以乱真的命令，让周浑元、吴奇伟部改变行进方向？”

毛泽东追问：“有把握吗？”

曾希圣回答：“他们的用词、格式和联络习惯，我们掌握得很熟，可以试一试。”

这不是简单写几句话。电文的称谓、语气、用字习惯，甚至命令下达的层级，都必须符合国民党军内部的通信规则。稍有破绽，敌人就可能识破。毛泽东听完后，当即表示：“就这样办。”

随后，二局拟制电文，借用敌军惯常的表达方式，诱使追击部队向错误方向继续行动。周浑元、吴奇伟部收到电报后，没有及时逼近乌江，红军由此争取到宝贵时间。数日之内，中央红军完成渡江，摆脱了眼前的合围压力。

这份电文究竟在敌军内部造成了多大影响，后来材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二局利用敌军通信规律制造误判，确实体现了红军情报工作的特点：不只收集消息，还要把消息转化为行动优势。

长征继续向前，敌军很快更换密码，增加密码种类，试图堵住情报漏洞。曾希圣便把二局分成监听、整理、破译等环节，让不同电台分别盯住特定敌军单位。任务更重了，人员常常连夜工作，行军时困倦难支，却仍要跟上部队。

在云南转战、北渡金沙江以及大渡河行动前后，二局多次提供敌情线索，使红军能够避开敌军重点设防区域。毛泽东后来谈到二局时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四渡赤水的险，不只在河流和追兵，也在指挥者能否比敌人多想一步。曾希圣的妙计，正是把一封电报变成了战场上的障眼法。对当时兵力有限、连续转战的红军而言，少打一场硬仗，往往就多保留一分继续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