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库故事‖回忆法库县的业余京剧活动

来自：《法库文史资料》第五辑

法库京剧表演

京剧，这个艺术形式，是集中我国的历史、文学、民乐、美术之精华冶炼而成的国粹。特别是它的唱、做、念、打能够同时进行，加之实无似有的象征动作，是当今世界戏剧舞台上，独一无二的表演手法。就其内容来看，大都是从历史故事中裁剪下来的段落，如《赤壁鏖兵》、《霸王别姬》等;也有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如《王宝钏》、《秦香莲》等;也有把文学作品搬上了舞台，如:《西厢记》、《红楼梦》等;也有许多戏剧创作，如《窦娥冤》等。总之，它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能代表中华民族艺术的艺术形式，因之曾一度被誉为“国剧”。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文化遗产，竭力发扬光大。在五十年代，京剧历经整理和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焕发了它的青春活力。特殊运动时期，京剧则遭受了灭顶之灾，除几出样板戏外，全都被否定。致使一代人对它感到陌生了，以致不了解它，当然也不会爱好它了。

真金不怕火炼，京剧失宠，不过是一时的，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国内国外的支持，伴随学习历史、文学的热潮，特别是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大力传播，相信它会逐步受到广大人民爱好的。

法库业余京剧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协和剧团”的活动，第二，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法库县业余京剧”的活动。还有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地贸公司、医药公司联合业余京剧团的活动。

法库县的业余戏曲活动，渊源很早。据传，在民国初年，戏曲爱好者聚集在“铁茶馆”，经常活动，内容以河北梆子为主，参加人员以回族居多，是一个很有声望的组织。到三十年代，我在中学念书时候，这个业余戏曲活动中心，迁移到“德兴源皮庄”(现镇医院对过)，每晚打、拉、念、唱，非常热闹，演唱内容则变为西皮二簧--京剧。在那时，我是窗外忠实的观众。尽管他们只会《捉放曹》、《空城计》、《武家坡》那么几出戏，反来复去地演唱，我却不厌其烦地听，不散不走，确是着迷了。

一九四一年，我与挚友康兴仁，从学校毕业做了职员，对京剧也由瞎喊乱叫练到了有板有眼地随弦能唱了。这就有条件由“窗外”进“屋里”，登堂入室。那时在一起活动的人有王恩普(生)、王子元(老生、老旦)、王兴周(青衣)、李双玉(生)康兴仁(净)、杨广明(净)、赵嘉年(超群的琴师)李培元(二胡)，还有冯汉章、钱树元、老海头等是打武场的(即打锣、钹的)。活动的形式，也只限于打、拉、念、唱的儿出“坐堂戏”时间长了，功夫深了，就产生了一个欲望一一粉墨登台。与此同时，尚有以张万忠为首的新派文艺活动。他们经常集聚在民众教育馆(类似现在的文化馆和图书馆)，有申申、王大可、廉宏志、肖桂岩、李德润、宗兆书、宋彦文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很有声望的美术家、音乐家、作家......

一九四二年春，由张万忠和我发起，在我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有:康兴仁、赵嘉年、李培元、王兴周、李双玉、肖桂岩、李德润等。会上商定:成立新、旧两个业余剧团，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点贡献。

在沦陷的岁月里，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是不允许中国人集会结社的，搞这项活动，必须有警察当局的许可，并在特务的监视下，才可以活动。京剧团找协和会为靠山，捧伪协和会的胡事务长为团长。取“协和剧团”为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宣告成立了。另一个依靠伪县公署的“宣抚剧团”，也相继诞生了。

协和剧团的地点仍在德兴源皮庄的后院。经费来源，依靠参加者每人每月缴纳拾元团费来维持。教师张子厚(打鼓佬)、旦角台柱于凤洲、小旦周秀文都是经李培元从辽源市聘请来的。新增添的丑角张鉴华以及后来成为骨干力量(团长)的于海昌、评书艺人张惠武、当时尚在学校读书的李双樸、小生杨德福、花脸佟百川，还有徐士良，吴峻岭等人，这支业余文艺队伍，竟达三十来人。

当时六十二岁高龄的张子厚老先生，(山东黄县人，是当时安东市崇俭会的老乐友)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能手。肚囊很宽，(精通剧目很多的意思)生、旦、净、末、丑无所不通，确是一位难得的良师。

张子厚到法库后，先检阅“文武场”，赵嘉年的京胡和李培元的嗡子，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张子厚赞赏不已。(赵嘉年1944年到沈阳工作，他的京胡与当时沈阳圣手杨松柏齐名，解放后担任安达京剧团团长，艺术又有进一步提高。我与他当时在同一单位工作，受益非浅，可谓贤师良友)。武场则由方天厚打大锣，冯汉章打铙钹，钱树元兼打手锣，因不成熟，每天由张子厚司鼓，刻苦操练。

演员最大的难关是身段和台步，张先生耐心示范教导，演员勤奋学习，每日拂晓，都不约而同地到北门外娘娘庙前的绿茵上，跑圆场、拉架式。那股劲头，真像迷住心窍了。每晚则按预定剧目，说场子，清排或响排。

大约排练了一个半月，初具规模的戏，凑合一起可以演一场了(三个钟头)。

由张子厚出面从沈阳王恒太戏衣庄，赊来了靴，网、髯、头面等物，並借来戏衣，为第一次演出做好了准备。

大约是在旧历端午节后，在文化楼(现县五金商店路南院里，是当时镇内唯一的娱乐场所)开台了。虽然事隔四十六年，但印象深刻，记忆犹新，首次公演剧目及角色扮演者如下:

①武家坡一一平贵:王恩普，宝钏:王兴周。

②2乌盆计--刘士昌:李双玉。

③宇宙锋-于凤洲主演。

④空城计-一诸葛亮:王子元，司马懿:康兴仁。

⑤红鸾禧一一金玉奴:周秀文，金松:张鉴华。

⑥乌龙院一一宋江:尹庆三，阎惜姣:于凤洲，张文远:钱树元。

斯晚阴雨，但座无虚席，多般因素，不能赘述。

首次演出，获得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兴趣。实质上，当时在一个县份里，业余剧团能把京剧搬上台的，寥寥无几，难能做到。

通过实际考验，肯定“行当”分工和主次地位，为继续排练奠定了秩序。为了举行一次大型公演，加紧排练了一些较大的剧目。同时又增添了后来的骨干演员回德才(净)和戴大力(丑)。《大轴剧目有:于凤洲主演的《起解玉堂春》;尹庆三、周秀文、张鉴华主演的《打渔杀家》;尹庆三、于凤洲、王兴周，李双玉、李双樸、王子元等演出的《四郎探母》;还有张鉴华，徐士良，王恩普，王兴周等主演的《法门寺》《殊砂井》。

一般的中、小剧目有:康兴仁、王子元的《遇皇后》;李双玉、李双樸的《托兆碰碑》;周秀文、张鉴华的《赵五娘》《扫松下书》;尹庆三、于凤洲的《汾河湾》;王兴周、李双玉、于海昌的《贺后骂殿》;杨广明、王恩普的《捉放曹》还有《珠帘寨》《吊金龟》、《拾黄金》、《黄金台》、《卖马》、《六月雪》《彩楼配》等小剧目。

当年七月中间，在文化楼公演了五天，场场客满，共得票价收入三千元左右，完全买了服装、道具、为后来持续十几年的活动，打下了物质基础。

对没有工作的演员，动员社会力量，安排了工作:于凤洲安排在地政科做职员;张鉴华安排在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工作，稳定了演员队伍。总之，当时形成了一个高潮，实际上也是鼎盛时期。

同时，以张万忠为首的宣抚剧团。也举行了大型公演，内容是歌曲、音乐和话剧《时代风》、《两付手串》等。他们的演出水平很高，但观众是另一个社会阶层，上座率没有我们高。可是他们能冲破旧的束缚(如:演出内容及吸收女演员等方面)向旧的意识形态开战，我觉得确是一个划时期的壮举。

大公演以后，张子厚偕义女周秀文去辽源休息，兼顾该县的剧团，并策划两县联合大演出，以后虽然没能实现，但却是我们神驰向往的愿望。

秋季，张子厚应约而返，重新召集乐友们继续排练。

新排的剧目:把《武家坡》联接算粮、银空山、大登殿，变成全部《红鬃烈马》;把乌龙院联成《坐楼杀惜》;把《红鸾禧》联成全部《棒打薄情郎》;还有《殊痕记》、《问樵闹府》等，又在文化楼公演了三天，上座率还可以，但演出效果不如以前。因为观众对此司空见惯，已不以为奇。演员的劲头，也有所减弱。其根本原因，老乐友都是“台下红”，在下面唱还可以，一旦登台表演，就暴露了弱点，手、眼、身、法、步都不协调，降低了演出效果。其次，还有许多乐友，经济情况窘迫，而参加剧团活动，只尽义务，分文不取，长此下去，从维持家庭生计角度来看，是“不务正业”，有的夫妻失和，导致本人兴趣减低，再有“主角欲”是每个参加演出者的通病，当不上主角，自然会降低情绪。另外，文化楼是木架、薄铁板建造的戏院，冬日严寒，很难活动。秋后，剧团就蛰伏了。

一九四三年春，康兴仁、王兴周、于海昌、尹庆三等几个坚持不懈的人，又重新发动起来。迎回张子厚，继续搞下去。集会的地点有时在康兴仁家的楼上(张子厚常住在老康家中，老康供吃供喝，连康大嫂也甘心情愿)但情况是每况愈下，总是叫不齐套，“戏路”也越来越窄，演大戏角色不全;演叫座一点的基本功办不到，(特别是武打)只好演了两场，便悄悄地收兵了。张子厚老先生又回辽源去了。我记得这好象在光复前最后的离去。不久，于凤洲也因家事，回到丹东去了，剧团的活动，便自然地消沉了。

四月间，赵嘉年也因工作调动，离开法库去沈阳，以后胡琴的任务，就落到康兴仁、王兴周的头上了。

一九四四年秋，剩下的乐友，仍不甘心消沉下去，就自排互导地生产新剧目:有把官保闹学，二堂放子、秦灿打堂联成一起的《宝莲灯》，《王佐断臂》等，凑成三场剧目在文化楼演出。司鼓是文化楼的老马，仍聘回赵嘉年操琴。

一九四五年春，我也因工作调动而去沈阳，人是越走越少了。

最后的一场演出是端午节。朝阳寺(边外山娘娘庙)经道士王化一募化集资，重修庙宇，再画金身，并改名为“朝阳宫”。当局为了炫耀成就，在庙前唱野台戏三天，开山门、办佛事、制素筵，待官绅，热闹非常，我被邀回来参加演出，虽然都是陈旧的中小剧目，但观众都是免收门票的乡下人，他们倒很喜欢，也不挑剔，这是我们首次为工农服务，也是协和剧团的最后演出。

“八.一五”祖国光复，日伪机构消亡，协和剧团也摘了牌子。可是它培育出来的人，却继续为振兴文艺事业而服务。

同年秋，人民政府成立后，党政领导很重视我们的业余京剧团。不过，这时剧团的阵容有很大的缺陷，教师兼鼓佬张子厚，远在他乡，信息不通;且角主演于凤洲不知下落，琴师赵嘉年回归故乡安达，要想再凑成一台戏，确有一定的具体困难，但乐友们的劲头很大，在民运部的积极鼓励下，最后想出“铁法联合”的办法来。

当时，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大部分迁到法库，朱其文、蔡天心以及军队首长邓华、陶铸、吕正操、林彪、高鹏等，也都来法库。从华北向东北进军的部队也络绎不绝地通过法库。小小的山城竟成为一时的军事、政治中心。为了活跃文化生活，慰问首长和战士，由辽宁保安司令部派人偕同于海昌去铁岭，请来铁岭的四位乐友，他们是:刘子臣(鼓佬、老生)崔子祥(老生)、王福安(青衣)、田业圃(锣、钹)、以后又来了董仕达(青衣、花旦)、互相搭配，可以演出了，只是剧目有限。

铁法乐友，都在民运部吃饭，排演的地点就在康兴仁的家里，经常的组织者是民运部干事刘易秦。演出的对象有军民联欢会、慰向过路大部队，各种会议的晚会。演出地点:文化楼旧址和中学(现三中)礼堂。

党和军队，对大秧歌、大合唱、戏曲等等文艺活动非常重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空前罕见。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有相当充实的政治内容，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可惜当时我们都不太理解。

我们演出的剧目有:《打渔杀家》、《王佐断臂》、《武家坡》、《乌龙院》、《坐宫》、《二堂放子》、《碰碑》、《空城计》、《捉放曹》、《法门寺》等。演出场次，大约二十场左右、其中记忆较深的有:军民联欢会，是在文化楼演出的三个晚场，在严寒的冬天，不供暖的剧场，演员和观众情绪都特别热烈。还有一次，是在中学礼堂举行的新年联欢晚会，演出节目，可谓百花齐放，不拘一格，业余京剧团的节目，自然是京剧清唱，最有趣的是辽宁省保安司令邓华将军即席唱了一段《八大锤》，由康兴仁操琴，唱得有板有眼又有味儿。给晚会增添了光彩;陶铸同志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也登台讲笑话“乡人卖白猪”，浓厚的南方乡音，很少有人听懂，最后以哄堂大笑，不了了之。再有一次，是辽西高级军事会议，两天文艺晚会都是京剧专场，是在警戒森严的中学礼堂演出的，剧目是《打渔杀家》、《空城计》、《王佐断臂》、最有兴趣的是总司令部的廉参谋参加演出，与我合作演出《乌龙院》，廉饰花旦演阎惜姣，我演宋江，钱树元演张文远。这位陌生的戏友，迄今仍然给我留下深刻的怀念。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进攻东北解放区，我军作战略转移，法库城乡，处于点面割据的拉锯战中，业余京剧的活动，也陷于停滞。

一九四八年二月法库解放。当年秋天，经过辽沈战役的胜利，全东北完全解放。十一月间，在县长刘渭东同志的号召和扶植下，由康兴仁、于海昌和我牵头，以文化馆为基地，重整旗鼓，再次建团。当时困难很多:如行头(服装)不全，角色不够，最大的难题仍是没有鼓佬，只有借助外力。在刘县长的全力支持下，县文教科偕同我团“箱倌”米树章等外出邀人，请回主要演员于凤洲，邀来鼓佬刘玉琢，琴师老曾，经过紧张地排练凑出了七、八个小戏，在新年之际，与观众再次见面，很受欢迎。

当时没有剧场，刘县长果断地改建伪满铁路局汽车库(原电影院旧址)雷厉风行昼夜施工，只用半个月的时间，改建成了剧场，为法库提供了唯一的活动场所。

新年春节已逝，高潮之后，拟定长远计划，挽留于凤洲安置在电业局工作，又邀董仕达来法库，安置在石桥小学工作，又邀左涤生来操琴，又去西安(现辽源)请来了张子厚老先生。选于海昌当团长，把这个组织经常化。这时着重改革演出内容，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剧目采取选择、改编、扬弃的措施。因为一方面演员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另一方面客观上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了，再演封建、迷信，恐怖、低级趣味的东西，肯定是要挨“通!”的，并且早已挨通了。

于凤洲的艺术造诣很深，除担当且角主演以外，当时已能导演很多大中型的剧目。经他导演的剧目有:《孔雀东南飞》、《生死恨》、《祥林嫂》、《凤还巢》等都成为我团的“拳头产品”，拿手好戏。

张子厚老先生自编自导了好多剧目，如《忠义梁山》、《西门豹》等，以及导演具有丰富政治内容的大型剧目《仇深似海》，有力地配合土改运动。使剧团在演出内容上，发生质的变化，产生飞跃。

在法库文艺舞台上，与我团同时活动的是县委宣传队，他们的表演形式是以歌剧为主，如:《血泪仇》、《赵小兰》、《大破红灯罩》、《兄妹开荒》等，酿成了法库文艺繁荣阶段。

一九四九年四月，刘渭东同志调往新民县，对业余京剧团的支持开始降温，加之，乐友们都是分文不取的义务演员，有的为家庭经济所限，难以拿出时间和精力为剧团工作，致使经常性的活动，变为藕断丝连，时断时续地活动了。

当时铁岭京剧团的活动，有些消沉，他们鼓励我们到铁岭去演出，用以刺激他们东山再起。我们的团员们一致兴致勃勃地愿意远征，结果在七月间果真成行了。

到铁岭住在法库经营的群众大车店，在银声剧院演出。头一天演的是《孔雀东南飞》，第二天演的是《西门豹》，上座率超过预想的糟、连半堂客也没有，士气一落千丈。考其原因，是不懂天时地利所致，银声剧院地址偏西，离繁华居民区太远;七月雨季每晚开台前降小雨;更兼剧目生疏，演员没名气，加上没有一个女演员，性别失调，自然干燥乏味。为了应急，我和于海昌秘密地往辽源发了一封电报，用张子厚的名义请来乐友隋润华(唱工好、老生)，第三天《起解玉堂春》上座率上升，第四天的大轴戏是隋润华、康兴仁、于海昌等演出的《消遥津》，贴轴是我和于凤洲的《坐楼杀惜》，一下子打响了，恢复了信心，鼓起了勇气。第五天是《三娘教子》，第六天是《凤还巢》。之后，草草收兵了。回到法库又接着连演数场。

一九四九年冬，又排演了《逼上梁山》、《黄鹤楼》等戏。以后便顺流而下的冷下去了。

一九五一年，参加镇反宣传队，与鼓书艺人金铃芝、窦文贤、左涤生等合作演出“别上当”，巡回各乡，取得一定成绩。

一九五二年，宣传婚姻法，法院张宝衡同志出面组织排演《小二黑结婚》。在京剧团演员基础上，吸收鼓书艺人联合演出。业余京剧团有石宗仁(二孔明)刘耀宗(大黑)钱树元(于福)和回德才(老地主)等。鼓书艺人有艳丽华(三仙姑)、小墨菊(二黑)、韩喜荃(小芹)。剧种虽系评戏，但确能运用自如，珠联璧合，取得突出的社会效果。

继演出《小二黑结婚》之后，又在中心街组织下，吸收一些新演员，排演了《小女婿》。演员的阵容是，于海昌(田喜)、石宗仁(杨发)、洪光(陈快腿)、鄂玉香(香草)、于凤洲(杨妻)、张杰(田母)、回德才(陈二)，于风洲导演，王佐民操琴，我司鼓，演出效果非常好，场场爆满，共演二十余场，演员们仍尽义务。

有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事:在即将开演的时候，久病卧床的于海昌的爱人，突传噩耗，与世长辞了，当时找不出第二个田喜来，怎办?只有退票，宣布“回戏”了，可是于海昌到家托姐姐照顾一下，跑回来坚持把戏演完。

下面我再写写末期的商业业余京剧团:

一九五六年，在县委财贸部长贺雨泽的倡议和支持下，由地贸公司党支部书记张洗尘同志和医药公司经理乔林昌具体组织下，成立了商业业余京剧团，康兴仁在医药，我在地贸，平时薰陶渐染，都有一帮京剧爱好者，所以很容易就成立起来了。地贸这边有:许振生(生、净)娄古中(末)、傅秀苓(旦)、李振全(生、丑)、杨广明(净)、杨树森(老生);医药方面有:聂洪儒(旦)、董玉峰(老旦)、乔林昌(生)、崔国涛(小生);还有银行的胡作梅(旦)。我当鼓佬，康兴仁当琴师，郝明拉嗡子，武场有李长安(大锣)、徐涓生(饶钹)。我担任教师、老康当琴师教唱腔(特别是旦角的唱腔)能演出的剧目有:《卖马》、《甘露寺》、《四郎探母》、《武家坡》、《岳母刺字》、《断后打龙袍》、《打渔杀家》、《追韩信》等。曾在五七年春应康平县总工会的邀请，到康平演出了两场，载誉而归。又曾为水库工地和县里的大型会议演出，一直活动到五九年，历经了困难时期，到特殊运动前夕，砸凤冠、撕蟒袍，结束了业余京剧团的生命。

以上的回忆，是从我个人角度，把能记起来事情写出来的。难免有许多遗漏和错误，请知情者给予指正。

198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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