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约翰·J·列侬从新新监狱打来电话，与哈丽雅特·克拉克交谈。今年春天，他读了哈丽雅特的小说《山丘》，讲一个叫苏珊娜的女孩，从小去一座山上的监狱探望母亲。他刚在《时尚先生》上发表了一篇母亲节长文，写自己在监狱里待了二十五年，母亲老去时无法陪在身边。他觉得哈丽雅特的小说处理的是他处境的一种倒影，他在苏珊娜身上看见了自己——被遗弃的感觉，羞耻，无助。
苏珊娜的母亲是一个革命组织的成员，在一场银行劫案中当接应司机，导致一名警卫死亡，被判终身监禁。抚养苏珊娜的外婆不断激化矛盾，告诉苏珊娜：你母亲选择了政治事业，而不是做母亲的责任。
《山丘》是一种与真实生活押韵的虚构。1981年，哈丽雅特·克拉克的母亲朱迪思·克拉克驾驶了那场臭名昭著的布林克斯装甲车劫案中的一辆接应车。那场注定失败的计划结束时，一名布林克斯警卫和两名警察中枪身亡。朱迪思最终被判75年至终身监禁。劫案发生时，哈丽雅特只有11个月大，和苏珊娜一样，从小去监狱探望母亲。哈丽雅特由外婆带大，但和苏珊娜不同的是，她还被母亲那个集体里的人抚养和指导过。列侬说，他和朱迪思的一位共同被告一起服过刑，了解那类人：善良、受过教育、理想主义，总是为身边的人服务。
哈丽雅特去了斯坦福，在爱荷华作家工坊拿到艺术硕士学位，获得过斯坦福小说奖学金。她在斯坦福教了十二年创意写作，在《巴黎评论》做过小说编辑。她住在纽约，和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她喜欢帮别人做项目，书，有时还有电影，但她告诉列侬，《山丘》是“我必须要讲的那个故事”。
她补充说：“我希望读者能在书里感受到个人责任的真实和必要——母亲造成了生命的丧失，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孩子。但书里最大的痛苦来源，影响最多人的那种痛苦，是监狱。”
虚构暴露的是“没有活过的那部分人生”
列侬问哈丽雅特，写小说是不是一种宣泄？创造这些替代性角色，让她们经历那些和你自己相邻的感受、想法和对话，是不是一种释放？
哈丽雅特回答说，宣泄和免疫，这两样她都会喜欢，但她不确定这本书给了她哪一样。关于免疫，她原本希望把故事放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能保护家人的隐私，也保护母亲所在监狱里那些女性的隐私。但事实是，分享她想象出来的东西，和分享她经历过的东西，暴露程度是一样的。她说，在真实生活里，她从未被带到母亲犯罪的现场。但在虚构里，她把叙述者带到了那里。
“虚构暴露的是我没有活过的那部分人生，”她说，“那部分人生和我活过的人生一样私密。”
至于宣泄，她回答得更难。书让她接触到一组感受，甚至迫使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回到那些感受里。她选择做一个让自己回到那些情绪中二十年的项目，说明她内心有什么东西需要去感受那些。她说的不只是书里贯穿的孤独和困惑，还有写作本身带来的感受：无能感、无助感、被压垮、羞耻。她一定需要把这些从自己身上拧出来。但她不觉得自己真的拧出来了。她现在并没有从那些感受里解脱或被净化，但在好的日子里，她和它们更和平了——它们已经成了长期陪伴。
一个孩子半夜醒来，发现家里只有自己
哈丽雅特也读了列侬那篇《时尚先生》的文章。有些段落让她读起来很痛苦。比如列侬的母亲在他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开始晚上把他一个人留在公寓里。读到那里，哈丽雅特想到了小时候的列侬，半夜醒来，独自一人。她也想到了长大后的列侬，为了写那篇文章，重新回到那些夜晚。她想知道列侬的写作习惯——写的时候在哪里，写完那样一个令人难受的场景之后会做什么。在监狱里写作，意味着沉浸于痛苦素材之后，不能随便出去走一走，或者轻易做点什么来提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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