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第纳尔，怎么就掏空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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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她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泥板，她是黄河远古文明用于交易的贝壳，她是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黄金，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银行家族的徽章。她是欲望的载体，她是交换的工具，她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却是最陌生的——她就是货币。”

这是纪录片《货币》对于的货币的定义。

或许对于古罗马来说，她是西征高卢士兵刀枪不入的铠甲，也是田间农民萦绕心头的噩梦。

如果说凯撒大帝创造了古罗马的辉煌，那么真正为这场辉煌写下死亡证明的，不是元老院的匕首，不是蛮族的铁蹄，而是一枚枚被悄悄磨薄、掺假的硬币。

我们习惯用战争、政变和英雄来讲述帝国的故事。但如果你把目光从凯旋门上移开，低头看看那些从泥土里挖出来的钱币，你会发现另一条线索——一条更安静、更诚实，也更残忍的线索。

一枚第纳尔银币，在奥古斯都时代含银量接近100%。两百年后，它变成了一枚镀着薄银的铜片。

帝国没有在一夜之间倒下。它是在每一次"再掺一点铜"的决定中，慢慢死去的。

这篇文章，我们不谈战争，不谈权谋。我们只谈一件事：货币。

一、从混乱到秩序：罗马货币体系的建立

公元前7世纪到3世纪初，古罗马各个地区的货币材料并不相同。小亚细亚的一些希腊城市，用金银合金压制而成，爱琴海地区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则是用纯银打造，其他的部分地区则采用青铜。

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确定了货币单位，银也取代铜。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军费开始高涨，旧的铜币体系（阿斯 as）已经无力支付高昂的军费，此时高面值的白银货币成为了硬通货。由此，时任领导人的奥古斯都及罗马共和国元老院确定推行币制改革，正式创造第纳尔银币（Denarius）。

公元前23年，古罗马帝国建立。奥古斯都完成币制改革，建立完整“金-银-铜”的官方货币体系，并确立了：

1奥里斯金币 （Aureus）含有1/42 罗马磅黄金

1第纳尔银币 （Denarius）含有1/84 罗马磅白银

1 奥里斯 = 25 第纳尔。

金币由于币值较高，古罗马帝国初期主要用于支付大额军饷、贮藏财富等，居民的日常消费主要以银币和铜币为主。

这套体系运转良好了一百多年。它支撑了罗马的扩张、贸易和繁荣，也奠定了帝国财政的基本框架。

但问题在于：这套体系的信用基础，是贵金属含量本身。 一旦这个基础被动摇，帝国将摇摇欲坠。

二、军费膨胀：帝国的无底洞

从公元2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开始接二连三地爆发战争，对外拓展疆域、抵御外族入侵，对内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塞维鲁王朝结束（公元235年）到戴克里先登基（公元284年）短短50年间，至少出现26位皇帝，还有数量相近的皇位觊觎者。

连年的战争迅速消耗了罗马帝国多年囤积的财富。罗马中后期，士兵主要集中在农民阶级。上层统治者不得不充分利用当时罗马农民阶级对于城市资产阶级的愤怒情绪，以最大化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仅李世民懂，历史的罗马统治者也深谙这个道理。

他们为了笼络人心、巩固政权，不断提高军费，亚历山大・塞维鲁执政时期（公元222-235），年度总军费大约是奥古斯都统治后期、提比略时期预算规模的3.6-5.4 倍。

这些钱从哪里来？贵金属矿的开采速度，远远跟不上军费的增长。

答案只有一个：稀释货币。

公元1-3世纪军团年度开支估算

数据来源：Prodromidis, P.-I. ,2006.，上银基金整理

三、供给侧的崩塌：瘟疫、逃亡与生产力衰退

军费在膨胀的同时，帝国的生产能力却在萎缩。

如果我们简单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角度出发，Y=AKαLβNγ，即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由A（全要素生产率）、K（资本）、L（劳动力）、N（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对于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主体的古代罗马来说，资本的投入相对比较稳定，边际变动基本可以忽略。

那么，重要的变动一方面是劳动力，具体表现为以埃及地区为代表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公元250-271年，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的西普里安瘟疫，这场持续了20年的大流行病，导致当时埃及的人口以及自然出生率急剧下滑。

当然，除了病毒的侵害，日益沉重的税赋、各种临时的劳役、士兵的残暴掠夺、政府的默许等都令埃及人越来越无法喘息。由于埃及按照罗马社会的阶级制度，处于最底层的位置，他们需要承担额外的人头税，同时还需要每年要向罗马城运送巨量小麦，供养罗马首都人口。很多的埃及人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宁可选择到无人的沼泽或者是沙漠边缘生活，也不愿回到家乡。而埃及又是整个帝国最核心的粮食供给地，因此劳动力的不足又进一步推高了小麦的价格。

公元1-3世纪，埃及小麦价格及估算军费

数据来源：Prodromidis, P.-I. ,2006.，上银基金整理

劳动力流失推高了小麦价格，粮食供给的缺口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这不是埃及一地的现象——小亚细亚等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农民逃亡潮。

需求端在膨胀，供给端在收缩。 这是通胀最经典的温床。

四、劣币驱逐良币：通胀螺旋的启动

从公元2世纪开始，罗马银币中的贵金属含量持续走低。到3世纪，银币的贵金属含量甚至不到奥古斯都时期的5%。

逻辑链条如下：

政府为支付军饷，降低货币贵金属含量，

同时增发货币

市场发现币值持续下降，人们开始囤积

成色好的旧币（"钱库"应运而生）；

劣币充斥市场，供给方相应提价以补偿损失；

物价上涨，催生更高的货币需求；

政府进一步稀释货币、增发货币……

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首先是货币的贬值，这其实和社会生产力具有双向作用效果。从公元2世纪开始，银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开始走低。到3世纪，银币的贵金属含量甚至不到奥古斯都的5%！

货币的贬值、通货膨胀大大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其实到罗马中后期，罗马的货币经济重新回到了自然经济，也就是以物换物的阶段。因为政府为支付军饷，考虑到贵金属的稀有性，不得不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同时增发货币，这些行为大大降低了社会对于货币的信任程度。由此，社会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阶段。

货币核心功能是衡量价值、降低交易成本。当这个功能丧失，交易效率急剧下降，生产者的劳动所得因币值缩水而实际减少，积极性被彻底打击。

这不是技术层面的冲击，却实实在在地拖累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公元1-3世纪，历任皇帝在位时期的

银币贵金属含量

数据来源：Prodromidis, P.-I. ,2006.

后期历任皇帝需要“讨好”士兵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安全，因此对于士兵侵占农民和地主的土地及财产的情况视若无睹。治安环境的恶化也令农民无法专心耕种，此外他们还需要肩负往前线运送粮食这项危险且“费钱”的工作。

凡此种种都大大降低了罗马的社会生产效率，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放缓，但是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虽然罗马的统治地区也有金矿和银矿，但是开采的速度远不及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因此，为了能够支付高昂的军费，政府不得不降低贵金属的含量，从而负担起高昂的支出。

但是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格雷欣法则，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在金属货币时代，一旦货币的贵金属含量下降，市场就会自发出现这样的行为。罗马也不例外。

当市场发现币值正在持续下降，就会有越来越多币值较高的货币流出市场，被个人囤积起来，所以当时在古罗马还出现了“钱库”，专门用于囤积货币。当市场上的贵金属变得越来越稀少，供给方也会相应地提高价格，通过增加货币的数量来获得的与历史相近的或是更多的贵金属数量，物价再次提升，催生出了更高的货币需求。

循环往复，就是罗马后期物价飞升的主逻辑了。

五、戴克里先的"药方"：一次无效的治疗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基。他试图力挽狂澜。

在此之前，国库一度缺少黄金，无法足量铸造金币，政府只能依靠没收、额外课税攫取民间黄金。反复货币贬值，成色更好的旧银币不断退出流通贮藏起来，帝国名义三金属体系，事实上逐步变成以铜为主的单金属体系。

第一阶段：恢复秩序，短暂见效。

戴克里先恢复了社会治安，生产得到一定修复。用费雪方程式（MV=PT）来理解：

按照费雪方程式：MV=PT。其中，M是货币总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 是物价，T是用货币完成的所有交易的总数量。

1

当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市场的消费和生产需求都得以恢复，市场以物换物的行为减少，T↑。

2

庞大官僚、军队仍然大量新铸钱币，且集中在城市（货币流通速度V很高的地区），MV持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3

货币交易数量的增加，对冲掉了部分物价的涨幅，所以P的涨幅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因此，戴克里先执政早期（到公元295年中期），物价尚且平稳。

第二阶段：关键的货币敕令。

公元301年9月1日，戴克里先颁布货币敕令，直接将市面上银铜钱币的名义面值翻倍。

在短期V、T近乎固定的条件下，这等于一瞬间货币供给M直接翻倍，冲击全部物价。因此，敕令颁布之后，各类商品价格立刻跳升。

第三阶段：限价敕令，雪上加霜。

为应对自己制造的通胀，戴克里先在同年11-12月出台了著名的《最高限价敕令》：为900种商品、130个等级的劳工工资和运费设置法定价格上限，违者可判死刑。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行政命令对抗经济规律"的案例。

戴克里先或许是一位铁腕统治者，但他显然不懂基本的经济学。

货币供给翻倍（M↑）和限价（），唯一的出路是V/T大幅降低。但当时的罗马经济极度脆弱，货币信用岌岌可危，交易量T本身就在下行。

结果，当物价被锁定在低位，生产者收入无法覆盖成本，供给进一步萎缩；黑市交易大量涌现，经济社会不稳定性加剧；

最终，货币改革彻底失败。

六、为什么历史总是重演？

回看罗马的经济史，脉络清晰：

前期开疆拓土，获取大量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创造雄极一时的帝国；后期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地区混战不断；外部受伊朗人、日耳曼人骚扰，不得不负隅抵抗；货币被迫走上贬值之路。

铸币贬值并非罗马独有。

从罗马到拜占庭，从中世纪欧洲到近代各国，类似的故事反复上演。

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于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

贵金属的开采在短期内是有限的、高成本的；但人类经济活动对交易媒介的需求，在短期内可能剧烈波动。

这种供需的错位，使得铸币的内在价值（金属含量）和外在价值（名义面值）不总是相等。

面对这种错位，统治者往往选择比较"容易"的路：稀释贵金属含量，超发货币。多出来的部分，落入私囊或填补军费。同时，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债务，稀释币值等于减少对居民的实际负债。

而如果在物价上涨阶段选择提高币值，虽然能有效遏制通胀，但短期内会对经济形成剧烈冲击。这是统治者都不愿面对的政治代价。

于是，每一位皇帝都在"饮鸩止渴"，每一位都觉得自己只是"再撑一撑"。

直到帝国再也撑不住的那一天。

结语

历史学家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看完上文或许你不禁会说一句：罗马的货币，也不是一天崩溃的。

每一任皇帝在稀释银币时，大概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道"技术性调整"。降低几个百分点的含银量，增发一批新币，账面上军饷就有着落了。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在"毁灭帝国"，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在"解决问题"。

这正是危险的地方。

帝国的崩塌从来不是某一个瞬间的断裂，而是无数次"再撑一撑"的累积。每一枚被稀释的第纳尔，都是一次微小的信用透支；每一次"暂时性"的贬值，都在蚕食社会对规则的信任。等到人们开始囤积旧币、退回到以物换物、黑市取代集市的时候，帝国的根基其实早已不在城墙和军团里，而是碎在了每一枚不再被相信的硬币中。

《人类简史》中曾经提及：

“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

所以货币的本质从来不是金属，而是共识。当一个政权开始系统性地辜负这种共识，它失去的不是购买力，而是人心。

两千年后，贵金属早已退出流通，货币变成了屏幕上的数字。但那个古老的悖论从未消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

“世界各国的君主，往往贪婪且不公。他们欺骗臣民，逐步削减货币当中贵金属的真实含量。君王可以依靠这种手段，用更少的白银偿还债务、履行契约，变相掠夺债权人的财富。他们只看见当下的便利，却看不见这种行为带给整个社会长久的灾难。”

换言之，当短期利益的诱惑足够大，而长期代价足够模糊时，几乎没有人能忍住不伸手。铸币时代如此，信用时代亦是如此。

罗马人没有忍住。

至于后来者是否忍住了，历史还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