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7月，湖北襄阳城外，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战斗尚未结束，刘伯承便专门交代：“这个人一定要活捉。”他点出的名字，叫康泽。
康泽不是普通将领，也不是单纯的地方军政官员。他长期活动于国民党特务和政治组织系统，曾参与复兴社等机构，在蒋介石身边颇受信任。对解放军而言，这样的人若死在战场上，许多重要情况便可能随之消失。
襄阳城破后，守军阵地一片混乱。解放军战士在遗体之间搜寻俘虏，发现一名“死者”的身体仍有温度。有人伸手探了探鼻息，立即判断出不对劲。
“别装了，起来吧。”
康泽没有动。战士又警告：“再不起来，就按战场规矩处理。”这句话并非虚张声势。康泽很快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身份也随之暴露。
他被捕的消息送到刘伯承处后，刘伯承要求严加看押。随后，毛泽东获悉此事，作出将康泽押往华北解放区，并给他戴上镣铐的指示。这个安排显得格外郑重，原因不在于康泽有多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在于他曾经掌握过一套特殊的政治与情报网络。
康泽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进入国民党内部的特务和党务系统。与戴笠主要负责情报、行动不同，康泽更重视组织控制、思想训导和政治动员。他参与筹建和主持过国民党方面的特务性政治组织，也曾在所谓“清剿”行动中承担重要角色。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进攻的同时，还推行严密的保甲、封锁和情报制度。康泽所负责的工作，正是把军事压力延伸到基层社会。村庄被搜查，人员被监视，交通和粮食受到限制，红军及其家属也因此面临巨大困难。
正因为如此，康泽在解放军方面留下的印象，并不是一个临时上阵的败军将领，而是长期参与反共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关键人物。他手中未必直接指挥过每一场战斗，却参与过许多针对根据地的部署，这也是刘伯承坚持“活捉”的实际背景。
有意思的是，康泽后来被派到襄阳，并不代表他是国民党最出色的战场将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兵力和地盘不断收缩，能够调动的人手越来越少，康泽才重新被推到前线。蒋介石还为他配备了郭勋祺等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希望借此稳住局面。
郭勋祺熟悉西南军政，也有较强的部队威望，但内战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襄樊战役中，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分割包围、逐点突破的办法，迅速打破城防。1948年7月16日，襄阳城被攻克，康泽随之落入解放军手中。
关于他被俘时企图自杀、后来装死的细节，主要见于相关回忆材料，叙述之间略有差异。但他藏入阵亡士兵尸体中的情节，在多种记载中都被反复提及。对一名曾经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求生方式颇具讽刺意味。
郭勋祺被俘后，受到较为宽待。一方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与共产党方面有过合作和物资往来；另一方面，他在川军中有一定声望，后来参与推动川军起义，对成都和平解放起到过作用。康泽则因历史问题受到严格关押和审查，之后进入战犯管理机构接受改造。
1963年，康泽获释，随后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撰写过有关复兴社及国民党政治活动的回忆文章。这些材料有史料价值，但也带有个人立场，研究者通常需要与档案、报刊及其他当事人的记述相互参照。
1967年年底，康泽因病去世。那副镣铐所针对的，并非一个普通俘虏，而是一个曾经深度参与国民党特务政治、掌握过重要组织关系的人。对刘伯承和毛泽东而言，活捉康泽，既是战场上的具体任务，也关系到战后审查、情报甄别和历史责任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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