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今年9月，他又把矛头对准了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西，让人家“带着你的咖喱滚回家”。克里希纳莫西的回应很干脆：“我留下来。咖喱也留下来。美国是我的家。没有哪个偏执狂能决定谁是美国人。”
一条帖子本身或许只是噪音。但当它来自一个在任议员，当它把“基督徒的土地”和“异教神像”对立起来，当它把宗教身份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格，我看这就不再是互联网上的随口一骂了。
难怪德克萨斯州多位共和党人和博·弗伦奇做了切割，州众议员德鲁·达比直接称之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但切割归切割，弗伦奇本人没有道歉，没有删帖，反而在保守派电台节目上把批评他的人说成“不那么保守的人”。
瑞安·马修·诺伊豪斯——曾在国会山担任立法主任的保守派政策顾问——则把种姓制度拿出来，说印度教与美国对正义的理解对立，因为基督教施加的是“普遍道德准则”。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是匿名喷子。他们是有认证标志的活动人士、作家、候选人、在任官员、前国会工作人员。他们的话术在升级：从“印度人抢了工作”到“印度教的神是假神”到“基督徒允许异教神像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一种罪”。当歧视从经济焦虑滑向宗教定罪，性质就变了。
北美印度教徒联盟的回应很直接：如果某个东西外形、声音和叫声都像鸭子，那就应该按鸭子来称呼。在他们看来，这些言论从内容到传播方式，都构成了反印度教偏执和印度教恐惧症。
保守派评论员乔纳·戈德堡的反驳更为尖锐：印度裔美国人在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上表现优于美国平均水平。一边抱怨印度裔美国人拖累美国，一边又说他们表现优于普通美国人——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但弗伦奇选择了加倍坚持。他利用争议带来的曝光度，在自己的捐款页面上把竞选包装成“捍卫德克萨斯能源产业、对抗激进左翼政策”的斗争。这说明一件事：在部分选区的共和党初选生态中，反印度教、反移民的言论不但不会带来政治代价，反而可能带来捐款和关注。
2024年总统选举中，印度裔美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从2020年的15%上升到19%。但202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一趋势正在逆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2026年印度裔美国人态度调查发现，共和党的好感度评分从2024年的41降至34，27%的非共和党受访者表示不支持共和党是因为它“对少数族裔不宽容”。AAPI Data的调查则显示，66%的印度裔美国人计划在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只有22%支持共和党。
这种逆转不是偶然的。当一位在任市议员说“基督徒允许异教神像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一种罪”，当一个全州候选人在竞选广告里把南亚裔学生当作“美国被取代”的证据，当副总统JD·万斯反复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并且将永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传递给印度裔选民的信息是清晰的：你们不属于这里。
万斯本人的妻子乌莎·万斯就是印度教徒。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妻子“最终”被他的基督教信仰“感动”。这种把国家身份与基督教绑定的修辞，在保守派圈子中越来越有共鸣，也为排斥非基督教群体提供了外衣。
2026年7月，北美印度教徒联盟组织了第五届国会山倡导日，来自15个州的130多名印度教徒与两党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进行了超过50次会面。讨论的重点包括日益增长的反印度教言论、社交媒体上针对移民的仇恨，以及印度教徒被视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问题。两党议员都参与了活动并表示支持。这种跨党派的回应说明，反印度教偏见已经开始引起更广泛的政治关注。
但倡导和会面是一回事，基层的政治生态是另一回事。在竞争激烈的选区，印度裔美国人的选票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而反印度教言论对年轻选民的影响可能更持久。202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印度裔美国人正在重新向民主党靠拢。
历史反复证明，当一种偏见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制度上的纵容，它很少停留在语言层面。1882年的《排华法案》之前，是数十年的“黄祸”修辞。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之前，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间谍”和“不忠诚”的指控。语言是行动的前奏，而选举季往往是最响亮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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