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16年10月31日凌晨四点半，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
一个四十二岁的男人吐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口血。床边站着的，只有他的妻子徐宗汉、几个从湖南赶来的同乡，和一个叫佐佐木金次郎的日本医生。
他叫黄兴。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辛亥革命的头号实干家，同盟会的二号人物。章太炎后来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叫“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但此刻，他没有仪仗，没有荣光，没有满屋子等着他交代遗言的军政要员。他最后反复念叨的一句话，不是革命口号，不是托付家事，而是——
“我死之后，请你们告诉我母亲，我对不起她。”
这句话，听着让人心里发堵。一个缔造了一个国家的人，临死前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是远在湖南老家的老母亲。
而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另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
消息传到广州，孙中山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克强不听我言，今日果死矣。”
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别扭。像责备，像悲伤，更像遗憾。一个人死了，他的老搭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听我的话”——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把时间往回拨。
先说黄兴这个人到底有多“重感情”。
他是湖南长沙人，1874年出生，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秀才。按正常路子走，他应该科举、做官、光耀门楣。但他考中秀才那天，亲友置酒祝贺，他当场说了一句：“读书是为求真学问，应试不过是因为母命不可违。”
注意这句话里的关键——母命不可违。他考秀才，是因为他妈让他考。他自己并不在乎。
一个从年轻时候就把“母亲”放在“功名”前面的人，注定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1903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在长沙开始秘密组建革命团体华兴会。为了筹钱搞起义，他做了一件在当时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把家里祖传的三百石田产，卖了个干净。
那些田产是祖上传下来的，是一家老小的命根子。他说卖就卖，眼都不眨一下。
你说他是革命信仰坚定也好，是理想主义狂热也好。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人，天生就愿意为了认定的人和事，把自己的一切搭进去。这种人我们身边都有，平时看着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就感情上头，什么都舍得。
这种性格，在革命年代帮他结交了无数生死之交，但也让他在政治博弈中一次次吃亏。
最典型的一次，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之后。
宋教仁是黄兴的湖南同乡，也是他最肝胆相照的朋友之一。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人开枪打中腰部，两天后不治身亡。黄兴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看着宋教仁倒下。
这件事对黄兴的打击极大。但更让人难受的是后面的事。宋教仁死了，黄兴心里一直放不下，到了1916年他自己快不行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一件事——修好宋教仁的墓。
一个快要吐血而死的人，心里惦记的是给死去三年的朋友修墓。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太重感情了？
太重感情的人，在政治上往往做不出最正确的判断。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黄兴不同意，他觉得应该走法律程序，用和平方式解决。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黄兴的理由是什么？他怕打仗，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国因为内战而四分五裂。他说“民国基础未固，不宜再启战端”。他的出发点，是怕国家乱。
但孙中山看得比他清楚——袁世凯这种人，你跟他说法律，他跟你耍枪杆子。
最后黄兴还是妥协了。他服从了孙中山的决定，去南京组织讨袁军。结果呢？二次革命失败，黄兴流亡日本。
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黄兴不是不懂军事。恰恰相反，他是同盟会里最会打仗的人。黄花岗起义是他指挥的，武昌起义后保卫汉阳、反攻汉口也是他打的，以少胜多打了四十多天。他要是真铁了心打，不一定打不赢。
但他不愿意打。因为他的重感情，让他下不了那个狠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爆发了最大的一次争吵。孙中山要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每个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他个人。黄兴坚决反对，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在誓约内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他还说，在誓约上按指模，“太侮辱人了”。
这是黄兴一辈子为数不多的几次跟孙中山硬顶。
但你猜最后怎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