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人物】韩琦：北宋名相，建造昼锦堂，著有《安阳集》行世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北宋名相。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山东省淄博市）。明道间，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初，历开封府推官、度支判官。三年（1036年），任右司谏。韩琦在担任右司谏的3年时间内，“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他曾多次上疏弹劾不称其职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四人同时被罢官。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民大饥”，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对苛重的赋役或予以减缓，或坚决免除，“逐贪残不职吏，罢冗役六百六十余人，活饥民一百九十余万”，并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苦百姓。当时，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叛宋而反，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便又被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频仍，“民已不胜其困”，即上奏请求免除之，朝廷听从了他的这一建议。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经略安抚使为夏竦）。他们积极练兵，整顿部队，严肃军纪，选拔将才。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韩琦主张进攻，认为应当集中诸路兵力，与夏军决战，他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防守，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应取持久的防御战，在加强军备防务的前提下，乘便击之，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仁宗采纳了韩琦等人所画攻策。

庆历元年（1041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韩琦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省平凉），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令他们迂回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夏军退兵时袭击之。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遂起轻敌之心。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以迷惑宋军，任福不知是计，穷追不舍，在六盘山西麓的好水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西），陷入夏军的包围圈。宋军经过英勇战斗，阵亡6000余人，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任福力战而死。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朝廷震动，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被贬职调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今甘肃省天水）。

西夏在战争中虽然多次获胜，但也损耗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元昊表示希望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和缓的情况下，韩琦与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四月被调回朝中，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七月，韩琦上疏疾呼：“朝廷若不大新纪律，则必不能革时弊而弭大患”，提出了七条先宜施行的建议，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事，三曰擢贤才，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八事，作为“救弊之术”，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特别是整顿吏治的主张，切中时弊，触及到宋王朝政治体制的痼疾。这和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10项改革方案，其基本内容是大体一致的。这次以范仲淹所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韩琦始终对西方边事放心不下，庆历三年八月，由于他的请求，朝廷命其为陕西宣抚使。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参加当时活动于商虢一带的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镇压了这支起义军。鉴于灾情严重，韩琦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当地仓库的粮食赈济饥民；蠲免了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好的提升，差的罢之；将军队中老弱而不堪征战者淘汰了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还。五月，他和范仲淹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触犯了贵族官僚们的特权，受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造谣毁谤，诬陷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欺罔专权。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同时被罢免，贬职出朝。韩琦为他们据理申辩，但无济于事。三月，韩琦也被罢去枢密副使，出知扬州。至此，新政归于失败。

庆历七年（1047年），韩琦自扬州先后徙知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八年四月，移知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以武康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韩琦到任后，首先停罢了前任李昭亮“所兴不急之役”。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还，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皇帝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在今山西省宁武县西南）、阳武寨（今山西省原平县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目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限之。太宗时，大将潘美镇守河东，为防止契丹骚扰，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使边塞大片土地，空闲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省代县）、宁化军（今山西省宁武县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省岢岚县）、火山军（今山西省河曲县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10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年）春再次建言，乃得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这个时期，宋仁宗身体一直不好，不少大臣曾先后上奏，建议宜早立嗣，仁宗未许。韩琦乃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多次当面力劝之，仁宗同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宗实（即赵曙）为皇太子（仁宗无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八年三月，仁宗死去，韩琦宣读遗制，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四月，韩琦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即患病在身，由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是位想有所更化改作的皇帝，而曹太后则思想守旧，加上一些宫廷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的坏话，使得两宫（曹太后与宋英宗）关系颇为紧张。为了处理两宫的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去了许多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涕，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子乎？”修也委婉劝说之。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但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自此，两宫关系渐趋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陈说催促下，曹太后终于撤帘还政。闰五月，韩琦迁右仆射，封魏国公。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点头同意，乃立颍王（即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宋神宗赵顼即位，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挟私怀忿，奏劾韩琦专权跋扈。神宗知其为诬告，遂罢黜之。韩琦则坚请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以为一人兼领两镇，未有先例，恳辞之，乃改任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攻取绥州（今陕西省绥德），边界骚然，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市），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以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之。韩琦上奏说：“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朝廷从之。韩琦到陕西后，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并张贴布告于边境，对西蕃晓以利害，边界遂得以安定。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未及三月，遇上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徙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殚精竭虑，采取多种办法予以赈济安抚，流亡之民渐还本业。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改革。韩琦多次上疏，对新法提出反对的意见。六年二月，韩琦自大名府还判相州，这是他第3次为官家乡了。八年（1075年）四月，神宗下手诏就国事咨访韩琦等故老大臣，琦上长篇奏疏答之。他在奏疏中再次论述了新法的多种弊端；对于边防问题，提出以和以守为上的策略；并希望朝廷“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他最后写道：“臣历事三朝，十年辅相”，“不忍负累朝眷遇之恩，犹觊愚瞽一悟圣心”，倘若奏言能对国家的富强昌盛有所补益，则“非独老臣幸甚，天下幸甚。”韩琦以年老多病，数次上章请求致仕，神宗总是“慰谕不许”。五月，韩琦再任永兴军节度使，因病重，不及拜。六月去世，终年68岁。神宗“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亲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著有《安阳集》行世。

资料来源：《安阳市志》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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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黄翔，文旅美食探寻者，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研究会 会员。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