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桑植起义的特殊历史功绩|周逸群|平江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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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与贺龙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桑植起义的历史经验及意义
来源：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12期

作者：王跃飞

摘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八七”会议指引下，我党先后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在贺龙、周逸群同志领导下，利用桑植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举行了著名的桑植起义。桑植起义是继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之后在湘西北爆发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1928年春，湘西北各族人民在贺龙、周逸群的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举行了闻名遐迩的桑植起义。桑植起义是继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之后在湘西北爆发的又一次武装起义，也是我党在土家、苗、白、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领导的少数民族武装起义。

一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吸取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的教训，毅然回到湘西，重建革命队伍。在流沙会议上，贺龙坚决表示：“我要卷土重来。”他一面派族弟贺锦斋到湖北石首一带积蓄力量；一面要求党中央准许他回湘西重建革命武装。党中央原打算送他去苏联学习，考虑他的态度坚决，苏联撤退侨民的海轮已经开走，湘鄂赣粤四省武装暴动确需要增派军事领导人员，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同时成立湘西北特委，周逸群任书记，贺龙、柳直荀、徐特立等任委员。临行前，第三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秘密会见贺龙，馈赠2000元活动经费，周恩来亲自送行，再三叮嘱注意安全。

湘鄂西地域辽阔，崇山峻岭，交通闭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所属桑植、鹤峰、石门、长阳等几十个县。生活在这里的土家、苗、白、回、瑶、侗、壮、汉等各族人民深受反动当局残酷剥削和压迫，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老百姓只能过上“辣子当盐，包谷壳当棉，吹吹拍拍吃个红薯算过年”的悲惨生活。这一带的各族人民，以淳朴诚实、剽悍善斗而著称。当时统治力量较弱，地方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地理位置，可上四川，下洪湖，西进贵州回避，也可入山固守，反动派难以招架。贺龙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再加上他在湘鄂西的声望以及众多的亲朋故旧的实力优势，因此，他决定首先在家乡桑植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贺锦斋一行20余人，经上海、汉口、鄂西等地，于1928年2月16日，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

贺龙一行人到达洪家关后，立即进行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准备起义的紧张工作。由于封建思想的流毒和影响，加上大革命的失败，党在这一带的影响削弱，各方土著武装蜂起。这些队伍虽有共同对敌之心，但苦于群龙无首，各不相属，互相火并。湘西北特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制定了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尽可能的把一切愿意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政策。

贺龙在召集亲友故旧谈话时，旗帜鲜明地向他们说：“我现在可算是共产党的人了，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号召他们抛弃前嫌，团结起来干革命。

他又说：“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我干的，就把队伍拉过来。我贺龙找真理找了半辈子，找得好苦！现在总算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才有真正的出路，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就是砍了我的脑壳，我贺龙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蒋介石一定要垮台，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不信，等着瞧吧！”他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

二

贺龙把武装起义地点选在桑植，不仅因为他是桑植人，更主要的是桑植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等多种因素确定的。桑植是湖南西北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边远大山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形为东南低，西北高，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为澧水的发源地。地处湘鄂边界，崇山峻岭，进可出湘鄂平原，西入川黔边境，退可拒守武陵山区，战略位置重要，适合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穷苦大众不甘心任凭宰割的命运，他们为了求生存，暗地自发组织起来，同官府、豪绅进行秘密或公开的斗争。民国五、六年两年间，爆发了贺龙领导青年，夜奔芭茅溪，刀砍盐局夺枪事件；黄德清组织领导穷苦农民“哥弟会”起义，向封建势力宣战，开展打富济贫的斗争。从那以后，各种农民武装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夺取了一些胜利，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

虽然这些农民武装都带有自发的性质，但反映了贫苦农民对封建统治的反抗，表明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在桑植开展农民运动，农民协会遍及全县。北伐战争中，贺龙率领由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参加北伐，做出了显著贡献，所有这些都是桑植起义坚实的政治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桑植和全国各地一样，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但桑植人民没有被残酷的现实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贺英、王炳南、李云卿、贺桂如、刘玉阶、谷志龙等自动组织农民武装，在他们的影响下，三人为伍、五人为群的游击队蓬勃兴起。虽然这些农民武装没有共同的纲领，也没有统一的领导，有时还互相火并，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与官府、豪绅作斗争，打富济贫求生存。这些农民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统治阶级。

首先，贺龙在桑植与湘鄂川黔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家乡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贺龙是桑植洪家关人，年轻时组织护国讨袁武装，军阀混战时期，担任过澧州镇守使，川军旅长，黔军师长等职。地方武装多数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或旧部知交，他能把他们统一起来，作为革命军的基本队伍。其次，他对这一带的风俗民情，地理环境都了如指掌，在革命战争中能进退迅速。其三，这一带的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各族群众生活困苦，组织起来容易。

基于上述原因，桑植地区具备开辟和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所以，贺龙选择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交通闭塞、社会风情熟悉的桑植举行起义。

三

1928年1月，湘西北特委在上海成立。特委成立后，就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起义纲要。所以他们一到桑植就组建桑植县委，坚持以党组织为核心，制定工作方针，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改编队伍，组建起义武装。在组织武装的工作中，正确地运用和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按湘西讲法叫拉关系，使各种地方武装接受共产党领导，创建根据地。

当时，桑植的土著武装林立，有的是贺龙的亲朋好友和旧部，有的是纯粹的农民武装队，这些武装属官逼民反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打富济贫，但没有统一领导，各个武装组织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有的还有旧军队和土匪的坏习气，他们各自为阵，抢地盘、占山头，有时甚至用武力相互抗衡。在不信任的思想指导下，经常是横眉冷对、箭拔弩张的局面。

特委通过贺龙写信动员和贺锦斋外出联络，在洪家关召开各路土著武装头面人物会议。由于这些人之间互不信任，有的正在火拼，他们临来之时，都是荷枪实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贺龙便凭着自己的“牌子”，命令似地说：“退下子弹，再不要打了，都跟我干革命！你们想，自己为什么拖队伍。还不是受压迫，求生存。我们的敌人是豪绅、新军阀，要把枪口对准他们，请相信我，跟共产党干革命吧。”“我在外十几年为了找个好领导，找了这么多年，直到现在才找到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救星。”在贺龙等人的周旋和说服下，原来各部互不信任的状况有一定的缓和，特别是亲朋好友都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交给贺龙。

桑植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创建根据地，加强红军实力，湘西北特委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团结一切拥护革命的党派、地方民团、知识分子及革命的同情者，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分子。如官地坪的区长兼团总谷雁哨，团总向虞卿同情革命，贺龙几次到官地坪拜访他们，并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但他们表示支持革命，对参加红军有顾虑，贺龙便和他们签订互不侵犯领地的条约。在敌军大举进攻根据地时，贺龙征得向、谷同意，把大批家属转移到官地坪隐蔽，并在那里建立秘密兵工厂，官地坪成为红军与敌军作战的后方基地。

在联络当地土著武装过程中，贺龙讲究方法，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对于不愿打出红旗，但同国民党有矛盾的土著武装，就与之建立联系，争取其中立或暗中配合红军作战。如张俊武，名义上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一个团长，实际他对陈渠珍阳奉阴为，贺龙写信要他参加红军，张回信不愿参加，但表示他的队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枪口都不对准红军。在赤溪河大战时，他没有派一兵一卒参战。田少卿掌握有2000多人的地方武装，贺龙一回到湘西就与他联系，要他当红军师长，但他不愿戴“红帽子”，表示不反对红军。在红军进攻杉木桥、柳林铺的战斗中，他暗中配合红军，当他发现敌军吴尚部集中兵力，准备大举进攻红军时，他把敌情报告贺龙，红军得以及时转移。

由于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使很多的土著武装在敌军“围剿”红军时保持中立。如大庸的吴玉霖、刘用仕，永顺的向登初，这些都是不愿意参加红军，而又暗中支持红军的地方团防武装。有时，为保护支持红军的团防及朋友在国民党那边站得住脚，贺龙运用“假打真帮忙”的策略，使他们不受危害。慈利江垭团防总徐小桐在贺龙、周逸群回桑植途中，赠送了一匹骡子和一些光洋，为防万一，亲自把他们送出江垭街，并派一连兵力护送到桑慈交界处。当他发现营长张国判有谋害贺龙的企图时，即刻将张处决，消除祸患。后被当局发觉，追查保护贺龙事件，徐小桐处境非常危险。贺龙得知后，召集部队说，“看来，现在我们不打一下江垭，徐小桐的日子不好过。”于是，贺龙率领部队摆开阵势，在江垭的外围乒乒乓乓地打了一阵，假败而退，其实是虚晃一枪，掩敌耳目，给徐小桐解围。这样，使他信任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讲信用的，够朋友，后来他对革命的支援就更多。

在封建势力统治的湘鄂西地区，还存在一股武装力量——“神兵”。“神兵”成员大部分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为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神兵”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一般不欺穷人，不扰乱地方。因此，前委对待“神兵”，根据其不同性质，采取招、编、打的政策。对受压迫、反抗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神兵”，采取招拢来，纳入红军的主力队伍；对成分不纯的“神兵”则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渗入党的骨干，实行孤立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的工作原则，进而实行改编，促其成为正式红军；对反动“神兵”则实行坚决镇压的措施。湘鄂边“神兵”接受红军的改造后，加强自身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整顿内部，清洗混入队伍中的坏人，纯洁组织，严肃纪律。先后有数千名“神兵”参加红军和游击队。

经过特委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很快组织起一支由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下辖2个团，贺桂如、李云卿分别任团长，王炳南、贺沛卿、贺炳南、滕久元分任大队长，同时成立中共桑植县委员会，李良耀任书记。

4月2日桑植起义发动，赶走了县长马策和反动团总张东轩，建立了湘鄂西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桑植起义的胜利和桑植革命政权的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举起了土地革命的大旗，拉开了武装割据的序幕。

桑植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蒋介石调集2万多军队“围剿”湘鄂边。在湘西北特委和前委领导下，贺龙审时度势，避敌锋芒，将起义部队隐蔽在桑、鹤边界的深山老林里坚持游击战争。由于敌强我弱，军无粮草，环境异常艰苦，到年底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91个人、72枝枪。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贺龙鼓励大家：“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他运用我党的统战政策，一边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一边收集失散部队，发展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工农革命军又很快恢复、壮大到1500多人，组成红四军。1929年1月攻占鹤峰县城，同年5月再次攻占桑植县城。7月经南岔、赤溪河大捷，红四军扩大到4000多人枪，开辟了以桑植、鹤峰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奉中央命令东下洪湖，在公安南平与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揭开了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四

桑植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环境最艰苦、道路最曲折、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组织发动湘西北地区数十万各族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持续两年之久。桑植起义的部队，经过三起三落的锤炼，成为一支坚强工农红军主力部队。……

第一，桑植起义借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把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长期积蓄革命力量做准备；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各族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创建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桑植起义走的是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桑植起义的历史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桑植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

第二，贺龙、周逸群等桑植起义的领导人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吸取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的教训，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实行革命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转移，改变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把工农革命和农民游击队、赤卫队结合起来，走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桑植起义的领导人在敌强我弱，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条件下，在人迹罕至的大山区，住岩洞、穿蓑衣、吃野菜、坚持斗争。他们艰苦卓绝，百折不挠，浴血奋战，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在湘鄂西广袤的土地上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第四，桑植起义是成功运用党的统一战线和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桑植起义后组建的红四军，其士兵大部分是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湘鄂西红军不像“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做基础”，“而是由群众斗争生长出来的”。湘鄂西红军的主要成分是本地各民族工农群众，因为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桑植起义的领导人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灵活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冒着生命危险，走乡串寨，深入虎穴，对土著武装首领实行统战政策，教育他们捐弃前嫌，弃暗投明，争取多数，使之成为工农革命军队伍中一支坚强的力量。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