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服的革命：美国后革命时代的政治论争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罗德岛州的宪法改革运动中，以托马斯·多尔为首的激进派绕开议会，自行立宪并组建政府，由此引发了一场武装反叛和政治辩论，这就是美国早期史中大名鼎鼎的“多尔战争”。上海师范大学的蔡萌教授的著作《多尔战争：美国政治变革与论争（1790—1840）》以美国多尔战争引发的政治辩论为切入点，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人民”“多数统治”“革命”等美国核心政治概念的内涵演变，以及十九世纪初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揭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理念是如何在美国政治框架内达成一种均衡，并深刻塑造了政治变革的道路。此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教授组织了该书的读书会，围绕选题缘起、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系研讨会内容精华，经发言人审定。

《多尔战争 : 美国政治变革与论争（1790—1840）》，蔡萌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核心议题：美国“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

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我最初是在阅读二手论著时注意到多尔战争，觉得这个事件有两个“反常”之处。第一，人们多以“不成气候”来评判多尔战争。作为一场叛乱，这个评价是合理的。因为它本身规模有限，组织混乱，军事行动也并未真正成势。但是，它却引发了一场范围很广的政治辩论，影响超出罗德岛，延伸到联邦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及周边地区。政治辩论的规模和关注程度，明显超过了叛乱本身的规模。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二，多尔派的行动最终失败，甚至自行解体，但他们提出的若干政治诉求，后来却以其他方式实现了，例如扩大选举权、调整议会席位分配等。也就是说，叛乱发动者的行动失败了，目标却部分达成了。

正是这两点使我意识到，这个小事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一方面，它影响范围广，能够从局部事件延伸到美国政治文化层面的讨论；另一方面，围绕它留下了较多文字材料和较完整的政治辩论记录。因此，我选择以多尔战争作为切入点。

从这个事件出发，我想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就是我概括的“后革命时代”， 美国人如何看待革命？更具体地说，他们如何看待“以暴力反抗政府”这一形式？在他们心中，什么样的革命是正当且可接受的，什么样的革命是不正当且不可接受的？二者的边界何在？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讨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若干核心理念。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如何界定革命的边界，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人民主权、多数统治、革命权利等关键政治理念，也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选举制度、法院等重要政治制度。书中各章正是围绕这些政治理念与制度展开。

同时，我还想将美国人对这些理念与制度的理解，置于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的半个多世纪中，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全书大致从两个方向展开分析：一是纵向考察，从革命前、革命中到革命后，观察相关理念如何形成并演变；二是横向考察，将罗德岛事件置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境中，比较其他州是否存在类似情况，以及这些争论如何在更广阔的政治文化中展开。

当年写作时，核心史料确实非常稀缺。这个事件规模小，且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之相关的核心材料多存于美国地方档案馆，既零碎又稀少。在写博士论文时，我把收集到的所有材料全部打印出来，发现与自己的期待相差太远，非常担心自己不能完成论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通过拉长时间跨度、扩大区域范围的方法，以加深对事件的分析。这些年国内的数据库资源越来越发达，我找到了一些当年没发现的材料。另外，十几年前的文字和判断也有粗糙之处，希望各位老师多提出批评意见。

托马斯·多尔

阅读回响：历史研究的“小”与“大”

郭巧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我阅读这本书最直接的感受是：这是一部能把“小众事件”讲出深层意义的作品。多尔战争并非广为人知的事件，本书通过微观案例讨论早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它不仅故事性强，也以多尔战争为透镜，透视美国政治文化的变革，展现地方层面围绕人民主权、革命权利、代表制等问题的激烈辩论。从具体历史语境到事件发展，再到理论分析和历史意义提升，全书形成了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是一部成功的微观史研究。

书中大量运用法律案件，讨论法律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部分。它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通过具体历史语境分析人民革命、多数统治等核心概念的运用，说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场域，其内涵在斗争中被不断定义和重塑。与此同时，书中也呈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民主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民主诉求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张力。美国最终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同时，逐步确立了通过制度与法律实现变革的渠道。

这部著作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美国例外论”。过去常有观点强调美国政府的平稳演进和制度优越性，而蔡萌老师通过多尔战争这一小事件，揭示美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争议性、暴力性与不确定性。这表明，美国政治制度并非建国时就已被完美设计，而是在矛盾冲突、论证、妥协和重构中逐渐形成的。

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将事件、过程、法律辩论与政治思想有机编织起来，是政治史、法律史、思想史的有机融合。蔡老师通过分析法院意见、政党宣言、报纸论战等不同性质的文本，揭示了它们如何共同参与一场宏大的政治对话。同时还关注到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等社会变迁，黑人、女性等弱势群体的诉求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史语境，打破了历史研究的藩篱。

李莉（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这本书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以多尔战争为个案，不仅将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学界，更直面了国内学界常常回避或较少触及的问题：美国州一级的民主如何演进，以及州与联邦、地方之间存在何种复杂关系？例如，在我所熟悉的美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一个颇具解释力且常被关注的议题，是联邦如何绕过州直接干预地方，地方又如何灵活地在联邦与州之间周旋。学界围绕联邦与地方关系的讨论已相当丰富，大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也多有涉及。然而，州一级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原因之一，正如蔡萌老师所指出的，在于史料获取困难。即便在数据库资料广泛应用的今天，仍有大量史料仅存于美国各州及地方档案馆内，实地搜集工作受限，电子版本亦难以获取。

阅读之初，我曾有疑问：若个案研究过分强调罗德岛的特殊性，如何实现“以小见大”？细读之后发现，此书并未停留于传统事件的叙述，也未简单地从爆发原因、过程和结果推演整体状况。罗德岛确实特殊，毕竟当时多数州较为保守，宪法改革并未激化到类似程度。但此书透过事件，深入挖掘出“人民主权”“革命权利”等普遍性理念的意涵，并通过分析激进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论辩，将个案的价值横向延伸，最终纳入杰克逊民主时代关于州权和民主的讨论之中。虽然蔡萌老师一直很谦虚，但这确实让我对个案研究的认识清晰了许多：研究个案不能只强调独特性，更要使个案具备在更宏大历史语境中被讨论的可能。

当然，这本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便始终强调罗德岛作为个案具有典型性，可以被纳入更广泛层面的讨论，但也没有回避罗德岛相较于当时其他州未出现的特定议题。例如“如何限制州议会权力”这一问题，书中专门说明其在罗德岛并未出现。也就是说，蔡萌老师没有因为要突出罗德岛的典型性，就刻意遮蔽其差异性。这体现了一位历史学者追求客观、真实、全面的学术修养。

书中对多尔命运的讨论激发了我新的思考。虽然有关多尔本人的史料难以获取，但蔡萌老师通过报纸、漫画等资料，梳理了多尔前往纽约、返回罗德岛、被逮捕及获释的过程，也呈现了他身上的多重争议：他因推动改革而受到尊敬，身陷囹圄时亦获同情；但在发动革命、诉诸暴力后，又陷入政治争议和孤立。在阅读蔡萌老师的精彩描写时，我时常想到一个问题：情感因素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革命的语境之中，“激情”（passion）很容易凝聚群体，让观念转变为行动。或许可以借助情感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多尔如何动员追随者，以及为何他离开后许多人选择退出。

王立新老师曾经说过，作为研究美国历史的域外学者，我们最大优势是身处美国之外，没有美国人在精神、文化、历史层面的包袱，不必刻意推崇或摒弃某类事物，也不会因某些事感到羞愧，或因另一些事产生绝对的自豪。由此，在面对美国历史时，我们可以比美国学者更加冷静、客观。王老师此言，我深为赞同。蔡萌老师的写作正体现出这种冷静与清晰，她从材料出发，跳出因“战争”（war）、“革命”（revolution）或“反叛”（rebellion）等词语带来的预设，更加客观地理解美国早期民主的演进历程。

读罢此书，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蔡萌老师在书中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民主演进历程中的族裔、女性权益、铁路公司等问题，也论及美国当代的民主危机。但可能是篇幅所限，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尚未充分展开便已收束。当然，这些并非此书的核心议题，只是由于当代美国政治现象中仍然存在的激进主义、民粹动员和多数民主等问题，与书中所讨论的现象颇为相似，引人深思，可留待日后追问。

王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初看这本书，似乎是以小见大——以“多尔战争”这样的小问题为切入点。但实际上，我更愿意用“以大见小”来形容它。书中涉及的时代与地域范围远不止罗德岛一个州：时代可追溯至核心事件发生前200年；地域上，诸多内容直接溯源至欧洲的政治思想。一般的博士论文都可以“以小见大”，有时却会陷入“盲人摸象”的窠臼，因为仅通过小问题观察大议题，难免只能看清部分真相。但蔡萌老师在书中选择了“人民主权”“革命”“美国民主”等多个核心大概念来观照一个历史事件，像将多盏探照灯聚光于同一个对象，这让多尔战争被解析得更清晰。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实现了大小议题间极具个人特色的平衡。表面上探讨的是多尔战争，事实上探讨的则是诸多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可称为“美国早期民主的兴起或成长史”，而“多尔战争”这个小问题则将这些大议题串联起来。尽管如此，此书在讨论大问题的同时又能迅速回归到多尔战争本身，构成别样的写作效果。

此书所讨论的时代大致是1790年代至1840年代，这一时期关联着三个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某种意义上美国本土的美国史研究也如此）较少涉及的政治史命题：其一，它既是对“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描述，也是对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中“三波民主论”中第一波的相关时期写照。如今，除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与肖恩·魏伦茨（Scan Wilentz）的著作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仍不多见。其二，它讲述的是美国民主形成期的故事，可看成将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的逻辑在美国的施用。其三，本书描写的时代正与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大略同时，因而也正巧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形成对话：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美国民主已近成型，并有深厚民情支撑，而蔡萌老师的研究则显示，那个时期的民主仍在发展和形塑之中。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我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是，这不仅是“以小见大”的研究，也在某种意义上践行了李剑鸣老师在《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及《学术的重和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所说的大与小的关系：以小见大、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关于“以小见大”，前面的老师已经提及。关于“以大观小”，王禹兄已经详细论述了，即从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变革与争论的整体历史语境出发，理解多尔战争与罗德岛问题。“小题大做”是指花大功夫研究相对微观的问题。从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以及书中大量的表格与地图来看，蔡老师确实在一个相对微观的问题上投入了大量功夫。

我不太认同书封上“一出政治反叛闹剧，一部美国早期微观史”的说法。首先，多尔战争不应简单被称为“闹剧”。从书中关于建国时期人民主权、民主与革命权利争论的论述看，它体现的是严肃的分歧与激烈争论。若争议双方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妥协，某种形式的冲突或许难以避免，这一点甚至可与美国内战前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相联系。其次，虽然多尔战争规模有限，但其起因和影响涉及州与联邦层面，牵动范围很广。总体来说，我认为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还是“以大观小”，多尔战争虽然规模很有限，但其起因和影响却涉及州乃至联邦层面，牵动范围极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本典型的微观史作品。

这本书也对我的移民史研究也很有启发。我此前的研究多从政策或城市层面展开，读了这本书后，我发现从州层面开展移民史研究，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以加州为例，在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出台前，美国总体上处于相对自由的移民时代；而这一政策转折与加州关系密切。加州早在1870年便通过州层面的排华法案，虽被巡回法院判定违宪，但此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持续推动相关话语和政策，联邦《排华法》的许多理念也源自加州经验。从这一角度看，罗德岛多尔战争与加州排华政策在影响联邦政策方面具有某些可比性：州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历史走向。加州相关讨论的基础上，通过联邦层面形成政策与法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移民史的走向。

一幅出版于1822年的罗德岛地图

这本书先论述了罗德岛在美国政治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殖民地时代，罗德岛自治程度较高；革命时期，它也是少数没有制定州宪法，而沿用特许状的地区之一。罗德岛政府较贴近民意，也更重视保护民众权利；特许状中还包含宗教自由条款。正因罗德岛长期享有较多自治与自由，反联邦主义也较为盛行，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它为何是第一个宣布独立，却最后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由此看，在罗德岛发生一场维护民主与自由的运动，似乎更易理解。但现在，在阅读后面的内容时，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多尔战争与美国民主整体若干根本原则的争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因果关系、互为因果关系，还是果因关系？从书中论述来看，二者似乎互为因果，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美国1840年之前关于人民主权、民主与革命权利的争论，尤其是美国建国时期的相关论述，给我的感觉是，多尔战争更像是这类争论的结果与表现；而多尔战争如何反过来影响这类争论，书中论述则不够突出。这也让我产生“以大观小”的感受，即美国人的这些争论如何影响了多尔战争。当然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只是我的模糊感受。因此，如果书中能更多论述多尔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民主、革命权利、人民主权等方面的争论，效果或许会更好。书中第二、三章大部分篇幅讨论的是建国之初到1840年之前联邦与各州层面的相关争论，第五章前两部分也大致如此，这也印证了王禹老师此前的感受——仿佛“多尔战争”成了副标题，副标题“美国的政治变革与论争”更像是主标题。

许镇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我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群体，与蔡老师对劳工史的关注一样，都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生产者的境遇。读完《多尔战争》后，我发现它对我长期关注的平民党运动和美国平民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帮助很大。

多尔战争与我关注的平民党运动，都以“人民”的名义行动：多尔派制定“人民宪法”、召开“人民议会”，而平民党的另一个名称也是“人民党”。书中对“人民”一词、人民话语和人民主权理论的分析，帮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书中关于“革命”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内涵和价值变迁的讨论，也与我正在梳理的populism词义转换和革命词汇演变高度相关，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第一，启发我思考“populism”的起源和内涵。我长期关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populism”，受当下特朗普现象的影响，这一传统被讨论得较多。以往研究多将“populism”的起源与十九世纪后期的平民党运动绑定，不会再往前追溯，毕竟这个词在那之前尚未出现。但读了蔡老师的书后我意识到，若要探讨美国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思想的源头，或许应进一步追溯到美国人对民主的激进主义解释，以及多尔战争这类带有激进倾向的民众运动。因此，我们不仅可从美国早期政治文化视角解读这本书，还可将其置于美国民粹主义政治文化的长谱系中审视。当然，“populism”一词的概念比较复杂。在美国学术界，常用首字母大小写区分“populism”。大写的“Populism”特指十九世纪后期的平民党运动；小写的“populism”则涵盖范围更广，多尔战争、特朗普现象，以及美国历史上的一无所知党、反共济会运动等，都可归入其中。小写“populism”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一批社会科学家反思麦卡锡现象（McCarthyism）时，从平民主义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概念，难以清晰定义，只能通过其对立面“精英主义”（elitism）来理解。这个概念在国内有多种译法，比如“民粹主义”“平民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等。其中“民粹主义”最普遍，但这个词带有“民众纳粹”的负面意味。蔡老师在书中将populism movement译为“民众运动”，更能体现其中立性。

第二，启发我思考平民主义研究的学术史。此前学界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平民主义是美国激进主义的一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改写了平民主义的学术史，将其界定为负面、保守、非理性且偏执的存在。我最近梳理学术史时，一直在思考：为何美国学者对平民主义的评价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反转？读蔡老师的著作，尤其是第三章第一节关于“人民的特性”和建国精英的人民观的讨论时，我似乎找到了线索。二十世纪中期的这批学者的人民观，与建国初期的精英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具体的“人民”缺乏信任。建国精英担心民众运动会以暴力形式带来严重破坏，而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科学家，不仅担心民众的暴力，还担心人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支持希特勒式的独裁者和麦卡锡式的煽动者；他们本质上不信任现实具体的“人民”，对全民公决式的直接民主怀有戒心。后来的新左派学者对霍夫施塔特等人提出了尖锐批判，认为他们带有精英式的傲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研究者。有趣的是，霍夫施塔特谈论“反智主义”时，也曾用类似词汇描述知识分子的傲慢态度。不过，结合当下的特朗普现象来看，无论是美国建国初期知识精英的人民观，还是霍夫施塔特等社会科学家对直接民主的戒心，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杜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这本书更像一部具有历史社会学气质的著作，体现出很强的结构化思考能力。在十九世纪美国史或者大西洋史中，“多尔战争”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它名义上是一场武装叛乱，但其实根本没有打起来。表面上看，蔡老师是要对这个小事进行微观研究；但实际上，她要通过这个事件，来研究美国早期政治以及整个民主制度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对历史学者而言，能够这样思考问题非常难得。

蔡萌老师说写作时一手文献不足，尤其是关于事件本身的材料较少。我想补充的是，材料越来越多，并不必然带来更好的研究。很多论文和著作材料非常丰富，却往往缺乏对材料的细读和深刻理解。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是材料太多，导致作者没有精力来细读；二是缺乏深刻理解材料的能力，只能尽可能多地铺陈材料。这一点或许更重要。

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能力，就是下判断的能力。很多论文看似是完美的，有前沿的理论、丰富的材料、与学界对话的意识，却很少能看到作者本人具有洞见性的判断和观点，难以给人以智识上的启发。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缺乏对材料的判断力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好的研究不仅需要材料，还需要判断材料重要性的能力：既要细读材料，也要了解文献产生的历史语境，并熟悉相关学术史。只有三者结合，才可能形成有洞见的判断。前辈学者说“好的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果从提出观点的角度理解，“致广大”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前后脉络和学术史解释有充分把握；“尽精微”则不是占有尽可能多的材料，而是对核心材料做深入而有思想穿透力的解读。蔡萌老师这本书正体现了这一点：它不是以史料堆砌为目的，而是常能抓住一小段核心材料，做出非常深刻的阐释。这种能力在史料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今天尤其重要。

从美国史和政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触及美国乃至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极具学术价值。第一个问题是“对革命的驯服”。美国是以革命立国的国家，但立国之后，革命是否仍具合法性？这对所有以革命立国的国家而言，都是重要的宪政难题。国家合法性建立在推翻旧政权的基础上，而旧政权往往通过暴力被推翻；但国家建立后，不可能不断诉诸革命。于是，政治精英必须把带有暴力倾向和革新冲动的革命精神，驯化为以程序正义和和平改进为核心的“和平革命”观念。蔡萌老师对此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在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精英通过选举、宪法修改程序、司法审查等措施，将带有暴力倾向、革新冲动强烈的革命精神，驯化成以程序正义和和平改进为核心的“和平革命”观念。革命的暴力性与革新冲动被掩盖，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化、可持续的合法性构建过程。

托马斯·潘恩

这种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革命时期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和激进变革主张，到革命后逐渐转向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对“革命狂热”的警惕，以及华盛顿告别演说中对守法的强调。“1800年革命”也很重要。杰斐逊将自己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理解为民主共和党人以更具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取代联邦党人带有君主制和集中化倾向的理念与制度。1800年之所以被视为革命，也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实现政党之间的和平权力转移。也就是说，美国的权力交接逐渐通过政党政治而非暴力实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美国经历了从共和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此前强调共和美德、公民平等和反腐败的政治文化，逐渐转向关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社会进步的理念。正如美国史名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所说，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将美国革命的革命精神转变成一种进步的政治习惯”，即追求进步，但不通过革命手段。

蔡萌老师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从美国立国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之一，是革命从带有暴力性的革新精神，转变为强调平等与制度化的和平演进精神。但这种驯服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多尔战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后来的奴隶制问题亦是如此。以民主立国的国家始终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如何在驯服革命精神与满足社会自我更新需求之间保持张力。

蔡萌老师还讨论了另一个根本问题：在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人民是否拥有发动革命的权利？既然国家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那么当被统治者不再同意统治时，是否有权重新制定宪法、发动革命？洛克和卢梭都讨论过这一问题，但抽象政治理念进入具体制度运行后，会遭遇复杂限制。这实际上是民主制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在不同国家有不同体现，也是现代政治最核心的命题之一。

蔡萌老师还谈到了民主主义与制度主义的冲突：我们不可能无限制追求民主扩张，否则可能导致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甚至无政府状态；但也不能完全向制度让步，让制度约束一切，否则就可能堕入“温和的专制”之中。如何在民主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达成平衡，这同样是现代政治的难题。

未尽的讨论：追问与回应

郭巧华：如果未来这本书再版，我建议可以补充多尔本人及主要参与者的材料。多尔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为何从辉格党转向民主党？哪些事件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动机、期望、组织方式和内心世界如何？他是否仅仅出于对人民主权的认同，还是也包含经济诉求和社会利益层面的不满？这些问题若能进一步展开，人物形象会更加丰满。另外，正如蔡老师刚才所说，这一行动本身不成气候，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那为什么多尔及其少数支持者会认为自己有可能成功？他们为何会抱有这样的期待，还将希望寄托于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国会，尤其是最高法院？若他们当中有精英阶层，理应清楚从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来看，他们的行动基本不会得到支持，可他们为何最终仍将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这一点我目前在书中还没找到答案，希望能补充相关分析。

此外，书中对杰克逊时期各州修宪运动已有横向比较，但如何从罗德岛个案推导出美国政治文化整体特质，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论证。罗德岛作为关键节点的独特性在哪里？它与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州的差异如何体现？南北方差异是否影响了各州政治变革的激烈程度？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展开。

最后，书名使用“多尔战争”。英文语境中既有war，也有revolution等表述，书中已经讨论二者差异。但从中文表达看，“战争”与“革命”的含义也有不同，若能进一步说明中文语境中的概念选择，也会有帮助。

王禹：我有几个感兴趣的延伸问题向蔡老师请教。首先，我最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按照书中的判断，多尔战争是杰克逊时期一种政治文化潮流的结果或案例，而杰克逊式民主涉及人民主权的分配与收回问题，那么南方在美国内战中的“脱离联邦”行为，是否可看作杰克逊式民主发展的一种结果？倘如此，我们对内战或南方“脱离”的认知会面临挑战。通常我们视南方为“反面角色”，但是南方的“脱离”倘系杰克逊式民主的逻辑结果之一，是否意味着作为美国式民主的主体性内容之一的杰克逊式民主，本身也存在争议？

安德鲁·杰克逊

其次，“民主”是本书关键词，但民主在本书的定义并未被清晰界定。亨廷顿将杰克逊民主视为“民主帝国”，理由之一是当时超过半数美国白人男性拥有选举权，在他看来这已具有民主性质。但书中相关群体都一致认为当时政府“不够民主”，因为如果当时政府已属民主政权，那么这些群体诉求的合法性空间就会受到压缩。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美国早期民主的核心究竟是选举、自治，还是人民主权？

再次，书中精彩地讨论了人民通过暴力更替政权、修改或重写宪法的条件，并引用“多尔战争赢得了改革，却输掉了革命思想”的判断。这里，“输掉革命思想”这一判定是否意味着，暴力应随革命结束而敛迹？是否如林肯等人所言，在民主建立后，任何诉求都应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若如此，书中的“革命思想”是否带有某种“守成”（conservative）倾向？这与杰斐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的相关论述似乎相反。杰斐逊曾说“自由之树需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暗示必要时可通过流血实现变革；汉娜·阿伦特则提到“革命珍宝”，认为其核心是民众主动改变命运、参与政治。关于“革命”的这些观点似乎与书中对“革命思想”的态度相反，值得进一步思考。

蔡萌：各位老师的讨论，让我联想到很多问题。大家提到的观点，无论是对这本书的立意进行拔高与提炼，还是对主题做多方面的延展，都很具启发意义。

郭老师从最高法院研究角度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要。书中涉及最高法院的内容还比较浅，只讨论了一些个案和司法审查，也提到司法审查具有“替代革命”的功能，即当时人们认为司法审查能够替代革命、实现纠错。但从最高法院和司法审查角度，还有很多继续深挖的空间。郭老师提到多尔本人及主要参与者的情况，我当时确实没有掌握更多材料。另有王心扬老师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文章，从阶级分析角度讨论多尔战争参与者，因此我在博士论文中没有再深入展开。

李莉老师提出的情感动员视角，也非常有价值。以我当时的能力，无法从这一角度展开，但多尔当时确实使用了许多情感动员策略，包括公开场合的符号运用、游行集会中的象征元素、标志性姿态，以及参与者佩戴统一饰品等细节。这些都可以从情感史角度继续分析，甚至能写出多篇论文。

王禹老师提出的问题也指向书中的一大缺憾。我原本是把多尔战争作为一个“以大观小”的切片，通过这个小事件观察美国自革命时代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正如杜华老师后来总结的，那些问题、张力并存而模糊的理念，并非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也没有因多尔战争而盖棺定论，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许镇梅老师提出将其纳入民众主义谱系考察，也正与我把多尔战争作为切片的初衷相通。

不过，王禹老师提到的南方脱离主义问题，我在书中没有充分讨论。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若讨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相关议题，州权主义和南方问题是绕不开的。我当时没有能力展开，本应单独辟章讨论。后来修订书稿时虽然补充了少量南方内容，但仍远远不够。

感谢大家的评议，让这本书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我近几年的研究有了一些转向，但大家的发言又把我拉回了这些思考中，我仍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的议题。未来若有机会，或许可以沿着各位老师提到的方向再做些拓展。

胡浩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