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需真切，边界未明——一个新兴行业的复杂图景

来源：央视网

孙婷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但她熟悉北京几家三甲医院的角角落落：哪个窗口早上人少，CT在几层，检查单先盖章还是先缴费。

她有一个新身份——陪诊师。

孙婷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客，再把客户引流到微信。一单现场陪诊加代问诊，收费300元。“代问诊很常见，能占我陪诊业务的三分之一。”她向记者介绍，很多客户来自云南、新疆，往返一趟成本太高；还有一些患者不方便来北京，家属便委托她代为问诊。她和客户从未签过协议，先服务后付费，“是有一些信任基础的”。

而在北京的一家陪诊机构，同样陪半天，明码标价298元。每次下单都签书面协议，还要为陪诊师和患者投保双向保险。

同样是陪诊，两种做法，像是一个行当的两副面孔。

这也是当下陪诊行业的缩影：一边是靠个人信用接单的个体从业者；一边是试图标准化的机构。

到目前为止，这个行业既没有职业资格评定，也没有统一的定价标准。

“84岁看病，全家陪不动”

陪诊之所以成为一门生意，一个现实原因是，“看病”这件事变难了。

郑州“伴小陪”团队创始人李宁告诉记者，做陪诊这两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12月的一单：陪一位84岁的大爷。大爷的小儿子在外地回不来，大儿子在郑州工作忙抽不出空，是网上找到他们团队请的陪诊。一家三口从河南焦作搭顺风车过来：患者84岁，老伴80岁，还有小舅子76岁。

“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这么多老人。”李宁说，他只好又喊团队其他人来搭手，前后忙了5个多小时，才把住院手续办完。每次碰到这样的老人，他都觉得心酸——他们年轻时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子女连陪看个病都得两头凑时间。“就觉得我做陪诊其实是对了。”

中间也有好几次差点干不下去。李宁说，刚入行摸索的头七个月，满打满算才挣了2000多元。“能坚持下来的执念，就是觉得这个行业未来一定会成为很多独居老人、外地患者看病的第一选择。”

“99元陪诊”，出事找谁？

需求真实存在，供给侧也鱼龙混杂。

孙婷代表了行业里最常见的一类：个体从业者，前期靠直播引流，后期靠老客户转介绍。一天大概跑2到3单，自己获客、积累半年后，月收入能到5000到8000元。“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陪诊行业，价格很卷。”她说。她的业务里，代问诊约占三分之一。这在行业里并不罕见，却一直游走在模糊地带。

另一位一线陪诊师张歌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不能代替患者去问诊。我是帮他搭好桥梁，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接着沟通。”很多陪诊服务容易延展到所谓“代问诊”，替患者陈述病情、把医生的话转达回去。

对患者来说，风险就藏在“转述”这两个字里：诊断要靠医生当面问细节，隔一个人转述，误诊风险会增加。

更现实的，是“出事后没人管”。老人就医途中摔倒或者发生突发状况，若全程只是微信上说两句、转个账，没有书面协议和保险，事后想维权，连对方真名都不知道，服务内容也拿不出证据。

图源：一线陪诊师张歌在培训新入行陪诊师 受访者供图

低价内卷也正成为行业的一种新趋势。在郑州做陪诊服务的李宁，对市面上99元的陪诊直言“是一个极其不负责的定价”：“99元甚至都满足不了陪诊师本身的投入成本。”他认为低价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不专业，“对医院不熟、对流程不熟，仅仅认为跑个腿就行”；二是自身没有获客能力，只能卷价格。

比低价更棘手的，是混杂其中的黄牛与医托。李宁说，行业里“黄牛、号贩子比较多”，“在医院也见过非常多医托假装陪诊师推荐院外医生”。陪诊有道创始人张志援也注意到，一些号贩子冒充当“陪诊师”，部分地方甚至将其定义为“二级黄牛”。他把行业问题概括为三个层面：

一是没规矩。国标发布之前，陪诊这个行当连个全国统一的“说法”都没有——陪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没有清晰界限。

二是平台不兜底。不少平台走的是“轻撮合”：自己不派人不服务，只把患者和陪诊师拉到一起，收一笔信息费就撤；服务好坏、出了问题谁担责，它们一概不管。

三是监管说不清。陪诊一头连着医疗，一头连着生活服务，事情办完之后，几乎没人再盯着。

“我们调研的35家机构里，七成是2023年以后才开的。一半多一单收费150元到250元，还有一成多连150元都不到，近一半机构把‘打价格战’当成最头疼的事。28.6%未签任何标准合同，54.3%年营收不足50万。这35家加起来，全职跑腿的两万，兼职的五万多，兼职比全职多一倍还不止。”张志援说。

推荐国标，谁买账？

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GB/T 47801-2026《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于2026年7月2日发布，将于11月1日正式实施。

这是一份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张志援是起草人之一。

如果只记标准里最管用的一条，张志援会说：“服务提供方要与患者或其监护人签订协议。”“因为患者投诉，99%的情况是从‘没签合同、没留证据’开始的。”11月1日之后，正规机构需要与患者签订书面协议。

北京一家陪诊机构——北京医好健康的负责人张皓向记者表示，他们每一次小程序下单都会签协议。看到国标发布后，正在对照修订现有协议。“书面协议对陪诊机构绝对是利好。”他说。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国标是“推荐”不是“强制”。它更像给行业画的一道标尺，让机构有了参照，但没法直接处罚谁。尤其是大量个体陪诊师靠微信私单接活，他们不挂平台，也不在名册，普遍对国标缺乏认知。

此外，“陪诊师”还没有被纳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标准里用的是“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和“服务提供人员”。

对从业者来说，很多人介绍自己时，不好意思说“我是陪诊师”。

张志援描述了他想象中三年后的场景：一位70岁的老人从县城到省城做膝关节置换手术，儿子在深圳提前三天在正规平台下单，上传病历和医保信息；一位经过培训、有骨科经验的陪诊员接单，电子签好协议，服务全程在平台留痕，儿子打开手机就能看到“父亲已完成术前检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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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