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把自己当人，但一定要把别人当人

康德：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

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重视个体生命本身，若不懂得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与价值，那么就永远处在未启蒙状态，无法获得人的尊严。

这位教授23年未曾回家见过父母；从研究生阶段至2025年12月，每天只睡0至2小时，全年无休；一心扑在工作上，至今44岁依然单身。

看到这种“感人事迹”，笔者的第一感觉令人窒息。

这并非荣誉勋章，更不值得夸耀。

当然了，她如此选择是她的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只要不违法，不伤害他人，这是个人自由的边界。

但是，如果按照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课题组的硕博士，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选择不把自己当人，但你永远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

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会产生这种极端自我剥削的现象，甚至被当作要求向下传递？

莫非是“非升即走”把人逼到了绝境？

这位教授的自我描述听起来很极端，但如果结合当前高校“非升即走”的现状，或许会发现它并非个例，而是某种制度的产物。

“非升即走”源于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体系，初衷不是淘汰，而是通过阶段性考核识别人才，为通过考核者提供稳定的职业保障和学术自由。

但是，这一制度在中国高校中，貌似偏离了“培养和留用人才”的初衷，演变为有限岗位的“淘汰”制。据统计，有多所高校聘期淘汰率超过90%，甚至一个岗位招聘十多位博士“比赛”，难怪质疑为“割韭菜”。 甚至有的高校任意改变约定好的标准，教师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标。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教师面临的不再是“努力就有回报”的正常竞争，而是一场永远看不到终点的淘汰赛。为了在有的限时间内完成考核，他们不得不持续发表论文、申请项目，急功近利的研究行为不可避免——论文注水、数据造假。

当制度把“不达标就出局”设为默认规则，把论文数量、项目级别、经费额度作为唯一标准，必然产生这种极端的工作伦理——你必须把自己当作一台生产论文和项目的工具，否则就不配留下。

量化考核将“不把自己当人”合理化。

如果说“非升即走”提供了制度性压力，那么量化考核则成为把压力转化为自我剥削的引擎。

当前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高度依赖“以刊评文”“量化评价”，青年教师们对“缺乏弹性”和“指标简单量化”有苦难言。某些高校将发表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项目级别等指标量化并作为“硬性要求”。有学者指出，在“淘汰”模式下，青年教师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长期高强度地工作，丧失了对生活真实意义的追寻。

“脑子最灵光的时候没有精力出成果。”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这句话，道出了残酷的真相。

许多青年教师同时还要面对文山会海、表格报告，不得不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那些决定去留的量化指标。一位受访者说：“自己常做‘纸面科研’‘表格科研’，就是没精力做长期科研。”“指标太多，工作都可能保不住，还谈什么搞科研？”

如此环境下，那位教授“每天只睡0-2小时”的自述，显然不是孤立的极端案例，而是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当评价体系只认产出、不看过程，只看数字、不看质量，只问结果、不问代价时，最“合理”的生存策略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件极限运转的生产工具。

不把自己当人，代价巨大。

这种情况的后果，已经用最沉重的方式屡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2024年4月，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的副教授宋凯，在第一个聘期考核未通过后，被发现在家中自杀。2025年8月，浙江大学一名35岁的特聘副研究员坠楼身亡，他在2020至2025年间发表论文11篇，主持科研项目6项，学术成绩几乎可谓亮眼，但网络上被提到最多的死因仍然是“非升即走”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9月，当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不幸逝世。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被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加拿大学者吴志明的研究利用媒体报道建立了一个包含130多起学术界自杀事件的数据库，发现中国精英大学中自杀率不断攀升的现象“早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却讳莫如深的事实”。

虽然不能把每一起悲剧都简单归因于“非升即走”，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制度把人的价值简化为论文数量，把职业的长期稳定与短期产出直接挂钩，把“不达标”等同于“不配留下”时，它就是在系统性地制造焦虑、抑郁和绝望。

有评论指出，“非升即走”的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高校如何具体实施。一些高校把它作为产出更多学术成果的“工具”，教师则沦为“学术民工”，“两眼一睁开始竞争”。

从“不把自己当人”到“不把别人当人”

一个人可以选择“不把自己当人”，这是她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本身就值得追问，但是在一个只认产出的评价体系里，她真的有“选择不拼命”的自由吗？

这个问题，笔者没有答案。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她如何对待自己，而在于她如何要求别人。

当她把自己的极端工作模式作为加入课题组的前提条件时，她就把自己的选择转化为对他人的强制。之所以能够这样，恰恰是因为制度给了她权力——导师掌握着学生的毕业、论文、推荐和资源。

这和“非升即走”是一体两面。特聘教授面临制度施加的极端压力，她只能把压力传导给学生；制度用“不达标就出局”筛选教师，教师就用“不达标就不配进组”筛选学生。

就这样，极端的工作压力最终落在没有议价能力的学生身上。

文明社会的底线是“把别人当人”。

批评“非升即走”，并非否定竞争和激励。竞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竞争的方式和边界。有高校宣布不实行“非升即走”，有评论指出，这“未必能够消除‘内卷式’竞争，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和激励制度。”。

制度改革的方向不仅仅是调整考核指标。必须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制度设计，是否承认“人”本身的价值？

学术研究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需要宽松自由的探索空间，需要允许失败、允许慢下来的制度保障。

若一个制度把人逼到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全年无休，它生产不出创新，反而是对创新的系统性破坏。

教授可以选择23年不回家看父母，但她不能要求学生也这样；她可以每天只睡2小时，但不能要求学生也放弃正常生活。

这无关学术标准，是把人当人还是当工具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不把自己当人，但文明社会的制度绝对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不把自己当人。当一个制度事实上在要求所有人都不把自己当人时，问题就不是某个极端案例，而是那个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