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敌为清乡强令黄岩百姓拍照，地下党用计抓走摄影师敌阴谋落空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浙南党组织在黄岩西部地区先后恢复和建立了91个党支部（另有10多个党小组），共有党员660余人，分布在14个乡120多个村庄（保），

普遍建立了农民联合会，组织了群众武装——农民自卫队（即民兵），组建了众多由党支部、农联会、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基层村政权，与敌人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经费由农会筹集，课本由边区发给（以游击队的识字课本为主，也从城里买点课本做做样子），白天教小学生，晚上办农民夜校，以读书识字形式向学生宣传、灌输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配合地工人员教育、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经过党的多方面宣传教育，提高了觉悟的人民群众，和边区干部及游击队鱼水相依，亲如一家，他们竭力支援浙南部队。每逢过年过节或打了胜仗，老区的一些农会便杀猪宰羊，唱着《朱大嫂送鸡蛋》等歌曲慰劳子弟兵。

自1948年底至次年3月，老区各村的农联会、妇联会曾两次发动妇女做劳军鞋，仅据平田、天灯垟、官田、后呈、象岙、白沙园、山前、上垟、沈岙、上下吉、双溪堂、南洛坑和西溪岙里13个村不完全统计，就有1400余双。

因此她们有的在军鞋上绣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字句，以寄托心愿，表达深情，使战士们穿在脚上感到温暖，受到鼓励。

也有不少同志在支前工作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1949年3月11日夜，我边区干部和农会会员正在后呈收集各村劳军鞋时，黄岩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吴锦纶带领第二中队和便衣中队，突然包围后呈、蒋店、白沙园三村，被捕党员、群众24人（其中9人被关押在城里）。党员、农民自卫队长阮孟坤被从身上搜出各村交军鞋的数字，当场遭敌枪杀，另有2名群众在双方交战时也被敌人打死。

对浙南部队所需要的紧缺物资，许多党员和进步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尽力采办。宁童乡前王村肩贩杨绍禹（党员）、院桥街商贩王守炬等，以自己的职业为掩护，经常采购大批布匹、棉絮、药品、颜料、食ⴀ等急需物资，送到永嘉、乐清山区交给浙南部队。

一次我党托海门银行金家栋买了一台油印机，因国民党封锁很严，西溪岙里党员金家田让他母亲设法从海门挑了过来。

1948年上半年，叶小东委托在小坑开百货店的上垟商人卢书琰买了一批布匹、牙膏、力士鞋等物资，由在该店做临时工的吴庆喜带到上垟，再由郑和友送到上下吉卢思敬家。这批物资实际全由卢出钱买，他仅向我方要求了一张收据。

有时买到布匹需要做成衣服，农会、妇联会就发动妇女加工赶制，送到部队。

此外，为了壮大人民武装，争取全国早日解放，老区群众送子、送夫参军蔚然成风，仅沈岙一村就有19人相继参加人民军队。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括苍中心县委为了宣传我军胜利，扩大政治影响，鼓舞教育群众，分化瓦解敌人，于1948年6月创办了《浙南周报》（括苍版）和《工农报》（原名《时事简报》通俗版），并印发了大量传单、标语，分发各地。

对浙南党的报刊、传单，院桥等地支部多次组织人员暗暗张贴、散发，甚至有时从门缝里塞进地主和工商业者家中，或者作为邮件寄往区、乡公所。

一次，边区派人把大批宣传品送到大虫坑李小梅家。李小梅与沈家村的林普全，把宣传品捆在柴草里，躲过敌人盘查，带到沙埠，趁敌人不注意时散发在街上和敌军警驻地，还通过关系将几张贴到乡公所、警备班的宿舍。

有一次，在秀岭一带活动的鲍小玉，从边区带来宣传品，组织部分党员分组散发。一组从西溪散发到螺洋上倪殿，一组从院桥散发到万孝汇江。群众见了，很受鼓舞，纷纷议论说：“三五支队来了，老百姓快有出头的日子了！”

1949年初，院桥下抱余明德，从廿四横亲戚家拿来二张通告，在院桥市日前夜（十二月初四），他身上带着通告，手里拿着盛满饭粒的火柴盒，小心翼翼地来到院桥街上，窥视四下无人，一张贴在大桥头边墙上，另一张贴在下街闸头边的墙上。

翌日清晨，他到街上梁海福家碾米，海福娘拍着他的肩膀悄悄地说：“我在门口听过路人讲，昨夜三五支队来了无数人，碗筷叮当响，脚步很整齐，还贴了通告呢！”

自从党的宣传品在院桥地区多次散发以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国民党党、政、军、警及地主豪绅惊慌万状，吓得沙埠乡常备班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宿到高桥去了。

1948年5月29日，黄岩县政府为了对付我地下党和武装力量，成立了由县长任团长、警察局长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为副团长的绥靖工作团，并制定了“工作要领”，首先在“匪患严重”的柔极、宁溪、黄岩溪、联岭、双秀、秀川、青济、乌岩、茅畲、沙埠、院桥等乡搞“清乡”活动。

为了挫败敌人发身份证的诡计，官田、天灯垟、里龙、鸟山四个村的支部书记葛启德、倪昌标、徐德荣、牟二妹经过商议以后，于8月22日晚上组织了40多个自卫队员，去茅畲抓王国良。

葛启德、徐德荣带领部分队员封锁路口，监视驻在下街头坐堂的绥靖工作团和保警队；倪昌标、牟二妹带领部分队员包围王国良的住处——上街头上庄牟锡僧家。

当他们撤到西岙殿前时，突然发现后面有敌人追来。在这紧急关头，葛启德等回头打了几枪，迫使敌人慌忙退到山脚，占据广严寺前山岗，向我自卫队归去的方向用机枪和步枪“热烈欢送”了个把小时，消耗子弹约上千发。

第二天，葛启德和鲍小凤把王国良连同照相器材送交第一中队，经教育后于28日释放回家。从此，敌人发国民身份证的诡计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