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高官操着一口中文，说要以德服人，这句话他是对谁说的？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全程使用中文发表主旨讲话，并援引《孟子·公孙丑上》中的经典论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并未指涉任何具体国家，却将“战略耐心”这一理念阐释得极为具象——当外部压力袭来，切忌被即时情绪裹挟决策，而应锚定国家长远发展愿景，作出理性权衡。

话音落处，会场内多数听众已心领神会其意涵所向。

陈振声在北京所言何意？这番引经据典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外交考量？

他选用中文发言，并非临时起意。数据显示，新加坡华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4%，中文在当地公共治理、商业往来与基础教育体系中始终保有制度性地位与广泛社会基础。

黄循财就任总理后多次重申，要持续巩固中文在国家语言生态中的关键角色。对新加坡而言，中文不仅是一门沟通工具，更是深入理解中国政策逻辑、拓展对华合作纵深的重要媒介，亦是传递文化亲近感的无声语言。在北京主场引用儒家圣贤之言，本身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外交修辞——它不靠宣言表态，而借语境共鸣传递立场。

但此处需划出一条清晰界线：文化亲近绝不等同于政治依附。李显龙总理访华时曾明确指出，中新关系的根基在于共同利益的务实对接，而非基于族群渊源的情感联结。

此论断客观准确——国与国之间的纽带，本就不该维系于血缘或方言之上。然而现实中的新加坡，形成了一套高度情境化的策略节奏：需要拉近心理距离时，便强调共享的儒家价值、历史文脉与文明底色；需要厘清政策边界时，则迅速切换至主权独立、规则秩序与国家利益优先的表述框架。

该靠近时突出文化共情，该疏离时强调现实算计，这种动态调适本身无可厚非，却难掩其强烈的工具导向特征。

文化作为沟通桥梁，本无争议；可一旦文化表达沦为外交话语的装饰层，其意义便值得审慎推敲。

更值得深究的是：这句“以德服人”，究竟面向何方？陈振声虽未点名，但在北京举办的多边安全论坛上作此阐释，现场各国代表自然将其投射至东道主身上。

东南亚各国普遍忧虑的是，大国博弈正悄然重塑区域安全结构，将本可自主发展的空间拖入零和对抗轨道。新加坡身处中美战略交汇点，既要保障国家安全底线，也要维系经贸增长命脉；既不愿公开站队，又无法承受误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在此结构性位置上，呼吁中国保持战略耐心，逻辑上具备合理性。但倘若同样主张从未在华盛顿的场合被同等力度提出，那么这份“劝诫”便仅完成了一半使命——而且是成本更低、阻力更小的那一半。

陈振声此次发言，堪称新加坡典型外交风格的一次集中展演——在中国语境下侧重文化认同、行为克制与区域责任担当，在美国语境下则聚焦联合演训、防务协作与既有国际架构维护。

两套叙事并行不悖，这是中小国家在权力夹缝中求存的现实智慧，亦有其深厚的历史实践支撑。但若此类不对称表达日益常态化，外界便很难再将其视为一贯坚守的价值信条，而更倾向视作一种精算后的策略选择。

谁最该听见这句孟子箴言？答案其实早已浮现

新加坡此次引述的对象，或许存在方向性偏差。回溯中国近年外交实践可见，中方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面对南海、边境等敏感议题，反复倡导对话协商机制；主动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合作网络；在基础设施联通、产能合作、数字转型等领域持续投入实质性资源。

无论外界对中国某些政策细节如何评说，至少在官方话语体系与对外交往实践中，中国从未将“强者即真理”奉为公开信条。东盟国家得以在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中实现经济跃升，与中国长期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密不可分。

反观孟子所警示的“以力服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鲜明的映照，恰恰指向另一极——美国惯于凭借综合国力设定议程，再以国际法、多边机制或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其单边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

从经济制裁到长臂管辖，从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到前沿军事力量前推部署，再到拉拢盟伴构建排他性安全联盟……这套复合型施压手段，其作用对象不仅限于地缘对手，甚至波及传统盟友与中立伙伴。

特朗普执政时期，此种风格愈发直白，干脆将国家关系简化为交易筹码与利益交换清单，“规则”二字几近退场，赤裸的实力逻辑成为主导范式——这正是“以力服人”在21世纪最赤裸的现代表达。

新加坡对此并非视而不见。在美国加征关税、推行“友岸外包”战略、施压盟友在半导体与军备领域选边站队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同样深切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力量传导效应。但陈振声这番话，偏偏是在北京讲出，而非在华盛顿宣示。

问题症结正在于此：言语的分量，从来取决于它被交付给谁。新加坡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往往直截了当，对美方的关切则常以建设性措辞包裹，语气更为保留。

这并非源于美国更尊重国际规范，而是因为挑战美方红线可能引发更高昂的政治与经济代价；相较之下，中国更重视周边外交的可持续性，也更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由此催生出一种隐性不对称：向更有耐性的一方强调道义标准，向更强势的一方侧重现实权衡。

这种选择性表达，暴露出所谓“灵活外交”表象下的真实运行逻辑：若一项原则只在有利时机启用、只对特定对象适用，那它便不再是原则，而是可调节的政策变量。

“战略耐心”确为区域稳定所需，此点毋庸置疑；但若仅单向度地向中国提出，而不同步向华盛顿传递相同期待，这项原则便已悄然失衡。

笔者认为，陈振声的发言本身并无不当，孟子原典亦熠熠生辉。真正引发讨论的，并非引文内容，而是其使用场景的选择性。

倘若“以德服人”确为值得弘扬的治理智慧，那就应当面向所有在本地区运用实力逻辑的大国同时发声，而非仅在北京论坛上郑重其事地强调。若有魄力，不妨直面特朗普式话语体系，将这句话置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语境中试一试，方知其分量几何。

中国的克制有底线，新加坡须清醒认知

中国不会因陈振声一次演讲就改变对新政策基调，国家间互动讲究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基本判断准则。

新加坡依赖中国市场规模与供应链协同效应，也倚重中国参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中国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南亚环境，亦珍视与新加坡之间高效畅通的政策对话渠道。双方合作不会因一段讲话中断，分歧也不会因几句古语消弭。

但新加坡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克制，绝非无原则退让；所谓“战略耐心”，亦非无限期延宕。

一个拥有充分实力的大国选择协商路径，是主动为之的理性节制；若缺乏相应能力却被迫妥协，则属无奈之举。二者表面相似，本质迥异。

倘若将中国的包容姿态误解为可反复试探的弹性区间，把中方乐于倾听视为单方面输出观点的便利通道，终将导致严重误判。

“以德服人”与捍卫核心利益，本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命题。能在谈判桌上讲清道理，体现的是文明厚度与战略定力；当涉及主权、安全与发展红线时坚决亮明底线，则彰显国家责任与政治清醒。

真正成熟的大国，不是一味隐忍的大国，而是精准把握“谈”与“守”时机、尺度与方式的大国。

新加坡谋求中美之间动态平衡，这一出发点具有现实合理性，亦符合其地缘禀赋。但仅靠两套话语体系维持平衡，终究难以持久。

对中国强调文化纽带与行为自律，对美国侧重利益契合与安全协同，这类情境化外交短期内确有效果，但从长期看，必然侵蚀自身信誉积累。真正的战略平衡，要求在不同对象面前都能坚持同一套价值标尺，而非依据对方身份调整原则适用的强度与范围。

放大视野来看，此次香山论坛上的这段发言，实为整个东南亚在大国竞逐格局下集体困境的缩影。

没有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真心愿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真正期待的，是两大国均能自我约束，为区域留出自主发展与多元共生的空间。这一诉求合情合理，亦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区域外交中积极回应的方向。

但要使这一诉求产生实质效力，前提在于它被平等施予双方。倘若“战略耐心”的呼吁只单向流向东方，那么它便不再服务于区域平衡，反而可能无意中成为另一种力量运作逻辑的遮蔽幕布。

孟子之言穿越两千余年仍具穿透力，错不在原文，而在引用之前是否真正厘清：当下这片土地上，究竟是谁更多依靠强制力塑造秩序，又是谁持续通过共建共享赢得信任？唯有先回答这个问题，再决定将这句话赠予何方，才算真正践行了原则本身。

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