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状元祁箫没去赚钱也没当官，从民勤考到北大又去英国读博，如今在南开教哲学

甘肃状元祁箫没去赚钱也没当官，从民勤考到北大又去英国读博，如今在南开教哲学

2013年6月，甘肃高考成绩出来那天，西北师大附中的祁箫查到了自己的分数：642分，语文126、数学145、英语141、文综230。这个分数让她成了甘肃省文科第一名。但真正让当时媒体多看了她一眼的，不是那个状元的头衔，而是一个细节：就在高考前一年，这个高三女生已经出版了一本诗歌散文集《且持菖蒲作剑舞》和一本长篇小说《迷城》。

别人在埋头刷题，她在写书。别人在背政治提纲，她在读《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

这事放到今天来看，依然让人觉得不太“正常”。一个能考642分的人，数学考了145分的人，按理说脑子好用得很，应该很懂得“计算”。但她做的选择，好像从来就没按大多数人理解的那种“划算”来。

祁箫是甘肃民勤人。民勤这个地方在河西走廊上，夹在沙漠中间，不是什么教育资源扎堆的地方。她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语文，母亲教政治。她从小学开始接触古诗词，初中开始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写成了自己的东西。2012年，也就是她高二升高三那一年，两本书先后出版发行。

一个高三学生出两本书，这在任何一所中学都算稀罕事。但更稀罕的是，她并没有因此耽误考试。2010年她拿下民勤县中考状元，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进西北师大附中。2013年高考又拿了全省文科第一。后来有报道说，她从来没上过辅导班，学习方法靠的是“小卡片”和归纳总结。

但这些都只是她人生前十八年的注脚。

高考之后，祁箫进了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读的是PPE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这个专业在北大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把你框死在一个学科里，让你同时接触三个领域的训练。本科四年读完，她做了一个选择：留在北大哲学系，读伦理学硕士。

一个省状元，从PPE出来，去读伦理学。这个方向在很多人眼里大概属于“不赚钱”那一类。

2020年硕士毕业，她又走了一步：去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读哲学博士。

圣安德鲁斯大学在哲学圈的分量很重，尤其是在早期近代哲学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这个领域。祁箫的导师是James A. Harris和Alexander X. Douglas，都是研究休谟的知名学者。

她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休谟的义务理论：自然与人为之间的道德》。答辩通过的时候，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结论是“仅需纯排版修正”。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没什么实质性问题需要改了，改改格式就行了。

2025年，她拿到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同一年，她的论文发表在《Hume Studies》上，这是一本专门研究休谟的学术期刊，在圈内是标杆性的存在。

然后，她回国了。2025年南开大学教职工公开招聘拟聘用人选公示里，哲学院伦理学教研室的名字写着“祁箫”。

从2013年到2025年，十二年。

一个甘肃民勤出来的女孩，从县城中考状元到省高考状元，从北大元培到北大哲学系，从圣安德鲁斯到南开哲学院。每一步都踩在“读书”这条线上，从来没拐过弯。

她研究的东西——休谟的道德哲学、十八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义务的概念、正义的自然与人为之分——这些东西跟热搜没什么关系。她发表的论文，读的人可能全中国加起来也就那么一小群人。她教的课，坐在下面的学生大概率也不是冲着“就业前景”来的。

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太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高考状元最后没有变成富豪，没有当上大官，没有出现在任何财富榜单或者权力序列里，那她算“成功”吗？

社会对高考状元的期待，骨子里是功利的。我们嘴上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真看到一个状元去研究休谟的义务理论了，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可惜了”。好像那么高的分数，那么好的脑子，不去换点“实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浪费。

祁箫没有按这个脚本走。她高中出书的时候没按“好学生只读书”的脚本走，高考完选PPE的时候没按“状元该读经管法”的脚本走，硕士读完去英国读哲学博士的时候，更没按“海归博士该转行金融”的脚本走。

她走的路，从头到尾只对一个问题负责：她自己想搞清楚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义务”。休谟讨论义务的时候，区分了“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讨论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为什么具有那种看起来像法律一样的强制性。这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哲学问题，跟日常生活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一个从甘肃小县城一路考出来的人，最后选择花五年时间去琢磨“义务”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本身就有一种奇妙的呼应。

当然，说这些不是在给祁箫的选择镀一层“清高”的金。高校教职也是一份工作，讲师也有考核压力，发论文、评职称、上课，一样都不少。她走的这条路在学术圈里也是标准的路径：好本科、好硕士、好博士、好教职。只是这个“好”的标准，跟大众理解的“好”不一样。

大众理解的“好”是：状元应该住大房子，开好车，上新闻，成为某种世俗意义上的“人生赢家”。但祁箫走的这条线，是学术圈内部认可的那条线：你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做出了别人做不出的贡献，你在一个具体的领域里比别人多懂了一点点东西。

这两种“好”，本质上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社会问的是：你这么聪明，怎么变现？祁箫回答的是：我想知道休谟对义务的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

这两个问题之间，隔着整个太平洋。

现在祁箫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研室做讲师，教西方哲学史相关的课程，继续做她的休谟和斯密研究。她的学术简历上列着发表的论文、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博士论文的DOI编号。这些东西加起来，构成了一个人从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全部轨迹。

没有暴富，没有出名，没有逆袭爽文。只有一个从民勤走出来的女孩，用十二年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跟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对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