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镇 | 轮台诏只是“罪己诏”吗？——汉武帝临终前的一盘大棋

提起汉武帝晚年，人们往往想到那道著名的“轮台诏”，以及史书中“深陈既往之悔”的沉痛表述。千古一帝在生命尽头幡然醒悟，全盘否定毕生征伐事业，似乎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定论。然而陈苏镇教授细读《汉书》、出土简牍等史料之后，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武帝所悔，只是征和三年之役的决策失误，而非数十年开边事业；停止远征、休养生息，也不等于放弃“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从停止求仙问药，到巫蛊之祸、更换政见相左的储君，再到安排霍光辅政、寄希望于“周公”式的托孤，武帝真正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未竟的事业延续下去。

武帝结束对匈奴的战争，采取的是发布轮台诏的形式。事见《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其要如下：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班固说武帝自贰师降匈奴后便“悔远征伐”了，发布轮台诏则是“深陈既往之悔”，公开承认错误，《传赞》称之为“仁圣之所悔”。《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好像武帝对数十年的出师征伐都感到后悔了。司马光也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原因之一是能“晚而改过”。其实，武帝真正后悔的只有一事。《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四年三月：

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车）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在现场群臣看来，武帝所说的“狂悖”之事显然指服食求仙，而不包括出师征伐。故车千秋当即请罢方士而获准，其后不久则与桑弘羊一道奏请屯田轮台以东。

车千秋、桑弘羊等人对武帝的这番话是否理解得不够全面呢？所谓“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是不是也包括出师征伐呢？我认为不是。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他后悔误信军候弘之言及“皆反缪”的群臣“计谋”与占筮“卦兆”，从而做出错误决策；更后悔在海内虚耗、百姓疲敝、政局动荡、不能再大举远征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转变政策，因而招致惨重损失，使已经相当严重的局面又雪上加霜。群臣，包括桑弘羊和车千秋，未察觉武帝思想的这一变化，仍沿旧的思路提出益民赋以助边用及增田卒、筑亭障以威西国等建议。武帝以诏书形式公开否定了这些建议，其用意是明显的，即停止远征及与远征相关的一切扰民劳民之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使国家得以恢复元气；而“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及“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云云，即使不是积蓄力量、日后再战之意，至少也包含维持既得战果的用意。总之，轮台之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

《汉书·西域传》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这是因为班固根本不赞成《公羊》家关于太平世“不外夷狄”的说法。《汉书》卷九四《匈奴传赞》末尾一段说得很清楚：

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照班固的理解，《春秋》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并非“升平”之世特有的政策，而是“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因此与“不外夷狄”说相应的“和亲”与“攻伐”都是错误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班固有意无意地将武帝“不复出军”解释为对“不外夷狄”说的抛弃，和向圣王“常道”的回归，从而使轮台诏成为支持其观点的有利佐证。然而在我们看来，班固的这一做法恰恰从反面映衬出《公羊》家之“不外夷狄”说对武帝开边事业的巨大影响。

与轮台诏意义相近的还有武帝的遗诏。《汉书》卷七《昭帝纪》：“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卷六八《霍光传》：“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是武帝临死曾留有遗诏。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了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 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现转录如下：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久（已？）。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据整理者考证，这篇诏书就是汉武帝的遗诏，是一个戍卒手抄的，可惜抄录不全，自“慎毋敢佞”以下，便改抄其他内容了。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后元年，侍中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是武帝遗诏中还应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这篇遗诏，语气消沉，反映出武帝临死时的心情。内容值得注意者，是“善遇百姓”至“终身毋已”一段。文中告诫昭帝要善待百姓，任用贤人，不要学秦二世的样子。“表教奉先”一句，整理者释其意为“以身奉行名教和祖宗法制”，未必贴切，但大意不错。武帝一生所为颇似秦始皇，临终以胡亥之例告诫太子，是不希望身后也出现一个败家子。我认为，从武帝为身后之事所做的精心安排来看，遗诏的基本思想，应当是要求昭帝及霍光等人继承他的事业，并继续执行他晚年定下的政策。

如前述，汉武帝曾因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材能少，不类己”，而动过改换继嗣的念头。后来他放弃了这一念头，主要是考虑到身后需要一个“守文之主”。《资治通鉴》卷二二描述其后武帝与戾太子的关系说：“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诫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武帝明明知道太子的性格、政见及统治作风都与自己不同，却不加斥责，反加以肯定，应是出于日后守成的需要。

按照武帝最初的构想，一旦事业成功，转入守成，父子俩的分歧便会消失。然而由于通西域一项任务的追加，武帝虽按时举行了封禅大典，却未按时实现政策的转折。政见分歧的武帝父子长期并处一朝，导致朝廷分裂，群臣围绕皇帝与太子逐渐形成对立的两派。上引《通鉴》之文接着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太子与皇帝对立，必然处于劣势，未必全是由于“邪臣多党与”。帝党大臣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日后遭受新君的打击，而要设法消灭太子党，也是情理中事。结果，政策转折的拖延，引起了激烈的朝廷党争，加上江充等侫臣小人作用其间，终于暴发了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狱，使太子一党包括卫氏宗族几乎被一网打尽。

不过，群臣“深酷用法者”要消灭太子党，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田余庆先生指出，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狱“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江充等人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汉书》卷九七《外戚传》：“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此事发生在巫蛊之狱前三四年，正是武帝与太子的矛盾日渐激化之时。在这一背景下，关于钩弋母子的种种奇闻，隐约显示出某种政治含义，似乎向世人暗示着什么。司马光点破了其中的秘密。《资治通鉴》卷二二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奇女”“尧母”云云，表明武帝有“奇爱少子，欲以为嗣”之心。江充之流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于公然陷害皇后、太子。

武帝晚年再次萌发更换继嗣的念头，不是由于太子刘据有什么变化，因而不再适于做日后的守文之主，也不是由于少子弗陵比刘据更适于“守文”，而是由于武帝自己对其事业发展过程的构想发生了变化，因而不再需要一个守文之主了。《汉书》卷九七《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显然，武帝此时需要的是一个“类我”的继承人。抛弃“不类己”的戾太子，代之以“类我”的钩弋子，是武帝晚年对身后安排所做的重大调整。这意味着武帝赋予继嗣的任务不再是“守文”，而是继续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西北形势有关。如前述，太初四年伐大宛胜利后，武帝“意欲遂困胡”，再次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但汉军经过数十年征战，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故一再失利。这使武帝逐渐意识到要在短期内征服匈奴是很难的，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战争可能要长期进行下去。而武帝此时已年过六旬，来日无多，为了使其毕生的事业不致功亏一篑，更换继嗣，使既定政策能继续下去，便有其必要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钩弋受宠，弗陵出生，武帝遂以“尧母”之命向世人透露了改换继嗣之意，其后又指使或纵容江充之流大兴针对太子的巫蛊之狱。

后来，武帝一一除掉迫害太子的人，为太子谋反罪名昭雪，做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思念，又发布轮台之诏，停止大规模出师征伐。然而，为太子昭雪并不意味着承认太子无“过”。《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宣帝即位后命群臣为太子议谥，有司根据谥法“谥者，行之迹也”的原则，认为太子应谥为“戾”，得到宣帝批准。案《逸周书·谥法解》：“不悔前过曰戾。”宣帝及有司为太子选定这一谥号，肯定是沿用武帝对他的评价。《武五子传》曰：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这段文字暗示太子在学术和政见上是有“过”的，很可能来自关于太子事件的官方结论。发布轮台之诏也不意味着武帝又改变了主张，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从此放弃了“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最终目标。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国力得以恢复，使对外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经过上述一系列铺垫，武帝临死命钩弋子继位，又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居“中朝”辅政，桑弘羊、车千秋执掌外朝事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个纯粹“守文”的班子。武帝寄于他们的希望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

昭帝“类”武帝，已如前述。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则是武帝身边的亲信。《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被霍去病任为郎，稍迁诸曹侍中，从此“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同卷《金日磾传》载：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昆邪王杀休屠王而降汉，日磾母子皆“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后拜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同书卷九七《外戚传》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三人对武帝忠心耿耿，长期侍奉左右而无过，对武帝晚年思想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安排与期待，必有深刻的了解。其中霍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以此风格执政，必会使武帝政策延续下去。

桑弘羊也是武帝亲信之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后因协助武帝进行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项改革而“贵幸”，成为武帝朝中开边、兴利之臣的代表。同书卷六六《田千秋传》：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所谓“一言寤意”指车千秋为戾太子鸣冤一事。本传载：“千秋为高寝郎。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敢言人所难言，武帝从中看到的又是耿耿忠心。征和四年，千秋与弘羊共同提出屯田轮台的建议，说明他们的政策主张大体一致。

对上述人事安排的用意，武帝曾对霍光做过明确解释。《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武帝欲以钩弋子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及武帝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我们知道，汉人普遍认为，周公对周王朝的贡献，不仅在于忠心辅佐幼主成王，更在于继承并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业，使周朝统治臻于鼎盛。武帝对霍光以周公相期，除要他辅佐昭帝外，应当也包含着继承并完成其未竟事业的意思。

本文节选自《〈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 著，中华书局，2023），原章节标题为《武帝晚年的政策和对身后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