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的头巾，正把伊朗撕成两个世界

9月16日，是马赫萨·吉娜·阿米尼去世四周年。

四年前，22岁的伊朗女孩阿米尼因为头巾问题被道德警察带走，随后在拘禁期间去世。她的死亡引发了席卷伊朗多地的抗议，“女性、生命、自由”也成为那一年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四年后的9月16日，伊朗再次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在阿米尼的家乡库尔德斯坦省的萨盖兹以及萨南达季、马哈巴德、布坎、马里万等多个库尔德人聚居城市，一些商铺关门罢市。当地安全部署明显加强，通往阿米尼墓地的道路也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在德黑兰，政府在头巾问题上释放出的信号，却已经和四年前很不一样。

佩泽希齐扬政府的公开态度相对温和。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头巾问题不能简单依靠强制手段解决，也反对因为头巾问题扣押车辆。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消失，伊斯法罕等地最近仍然出现针对未戴头巾女性采取行动的报道。

所以，很难说四年前开始的这件事情已经“结束”。

只是有些东西，确实已经变了。

第一次不戴头巾，是什么感觉？

那天我在一家伊朗海外反政府媒体上看到一个问题。他们问伊朗女性：“你第一次不戴头巾走上街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有网民说是快乐和恐惧同时出现；有人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有人记得风吹过头发时的感觉；也有人说，最初几个月，每次不戴头巾走在街上都会紧张得心跳加快，后来才慢慢习惯。

我看到这个问题，也突然开始想：我第一次不戴头巾走上德黑兰街头，是什么时候？

想了一会儿，才发现竟然就是今年。

我在伊朗生活这么多年，当然早就看到越来越多伊朗女性不戴头巾。尤其2022年以后，在德黑兰的一些商场、咖啡馆和街道上，这已经越来越常见。但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是外国人，又是外国记者。我以前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伊朗女性不戴头巾，当局现在可能未必会管，可我不一样。一个外国记者明明知道当地法律，却公开不遵守，真要较起真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戴着。

直到今年战争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之后，第一次停火到来的那段时间，也许只是觉得压抑太久了，也许那一天突然不想再管那么多，我第一次没有戴头巾，就这么出了门。

走到大街上刚开始是有点担心，但看到来来往往的人都不戴头巾，我也就放松下来。最大的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畅快。我以前夏天不爱出门，就是因为要穿外套、戴头巾，觉得麻烦、出汗。但现在我穿着短袖长裙就上街，感觉心情也轻松起来。

但在政府部门，我们要戴头巾、遵守伊斯兰法律规定，因为不戴头巾根本就进不去。但平常我在街上不戴头巾。直到有一天我们去报道世界杯比赛，我还穿着T恤和大家一起看比赛做报道，摄影师穆森突然提醒我，你作为外国记者这样不戴头巾可能会招来麻烦。虽然周围大部分人都不戴头巾，但我作为外国记者就要小心应对，毕竟法律还在那里。这就像在政府部门和银行、国企的工作人员一样，她们必须要戴符合要求的头巾，甚至黑袍，此时的伊朗就像是两个世界，平行且互相无视。每晚，市中心广场上的人大多穿着黑袍摇旗支持体制，旁边经过的年轻女性大多都不戴头巾，大家就像没看见对方，各行其是。

后来我又把这个问题问了郑凯。他的“第一次穿衣自由”是在四年前。阿米尼事件以后，街上越来越多女性摘下头巾，他有一天也穿了一条短裤出门买东西。以前在伊朗，男人在公共场合穿短裤同样很少见。结果那天有一个伊朗男人看到他，冲他竖起了大拇指。他后来开玩笑说，女人开始“解放”了，男人也跟着“解放”一下。

不过四年前真正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这些。

我一直记得德黑兰市中心广场上的场景。当时正是最紧张的时候，广场上到处都是防暴警察和安全人员。一个年轻女孩没有戴头巾，就这么从他们面前走过去。走累了，她甚至直接在警察旁边不远处的一张石凳上坐下来。警察在那里，她也在那里。双方互相无视彼此的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今天。

“妈妈，你第一次不戴头巾是什么时候？”

9月16日晚上，我把同样的问题问了我的伊朗妈妈。

“你第一次不戴头巾出门，是什么时候？”

她几乎没有想。

“四年前，大概阿米尼去世二十多天以后。”

她甚至记得那一天自己走过的路。那天她去了德黑兰东部纳尔马克的阿亚特十字路口做指甲。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把指甲涂成黑色。”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哀悼。她穿着黑色外套，头发只在脑后很松地扎了一下。做完指甲出来，她把头巾摘下来，没有塞进包里，而是把它系在手提包的带子上，然后开始往家走。

“李睿，妈妈不骗你，我当时真的害怕。我身体里面其实一直在发抖。”

那时候的纳尔马克和今天很不一样。街道两边站着安全人员，还有骑摩托车的人。她能够感觉到周围投来的目光，可走着走着，她告诉我，自己好像突然看不见那些人了。

路边长椅上坐着几个女人。她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女人突然站起来，走过来抱住她、亲她。

“真的非常谢谢你。”

妈妈问她：“为什么要谢我？”

女人说：“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勇气。每次看到只有年轻人摘下头巾，我都会想，其实这些年轻人连我们的那一份也一起扛了。是我们害怕了，把本来应该承担的东西都留给了年轻人。可是今天看到你，看到你一头白发还敢这样做，我突然又对我们自己有了一点希望。”

妈妈问她：“那你也可以开始啊。”

女人摇摇头。

“我不敢。而且我的丈夫不允许，我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让我这么做。我自己做不了这个决定。”

妈妈继续往前走。到了第八区市政府附近，迎面走来四个年轻女孩。四个人看到她以后都停了下来，双手合在一起，对她说：“谢谢你。”

“那一幕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妈妈告诉我。

那一天她没有坐车，而是特意一路走回家。

“因为我想多走一些街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看见。”

那张小纸条

隔了一天，她又没有戴头巾出门。这一次是去附近的书店买书。书店旁边就是纳尔马克警察局，当时街上站着很多安全人员。

她从书店出来以后，一个没有戴头巾的年轻女孩走到她面前问：“我可以抱抱您吗？”

她抱了女孩，也亲了她。女孩递给她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

“谢谢你用漂亮的头发，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漂亮。”

她跟我说，那时候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不戴头巾走上街头的还很少。所以她听到的当然也不全是赞美。

有一天，一个比她年龄还大的、穿着恰多尔的女人在街上冲她喊：“那些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可你都已经是快死的人了，你还这样？你要敬畏真主！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会揪着你的头发，把你吊在地狱里！”

妈妈听完以后回答：“行，那等我们到了地狱再见面，到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

说完继续走自己的路。

她后来跟我说，那段时间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因为她年龄大，有些人似乎尤其不能接受：“年轻人这样也就算了，怎么这些老人也跟着掺和？”

但她想的恰恰相反。

“不能永远只是那些年轻孩子挨打。”

她有一个朋友，女儿也不戴头巾。妈妈经常问她：“你又不是特别宗教的人，为什么不陪着女儿一起？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头巾也摘下来？”

朋友总说：“算了，我们这个年龄已经过去了，让她们年轻人自己去做吧。”

结果女儿却对母亲说：“不是的，妈妈。我看到阿姨的时候，会更加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看到你的时候，我反而会怀疑，会想是不是自己走错了。”

妈妈讲到这里，对我说：

“我所谓的支持，不是嘴上说说。我没有站在那里给别人鼓掌。我是那个走出去以后，别人为我鼓掌的人。”

四十多年前，她第一次戴上头巾

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她很多年前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

那时候她才12岁。

伊朗刚刚经历革命，社会生活的很多规则正在改变。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去学校，到了校门口，老师突然告诉她们，从现在开始女生来学校要戴头巾。她和几个同学都没有戴，就站在校门口。老师最后让她们那天先进去，但是告诉她们，以后来学校必须戴。放学以后，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带着她去买了人生中第一条上学戴的头巾。四十多年过去，她连那条头巾的颜色都没有忘。

咖啡色。

她以前跟我讲起那一天时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感觉整个世界突然变了。”

四十多年以前，一个12岁的小女孩第一次戴上头巾；四十多年以后，同一个女人已经一头白发，把头巾摘下来，系在自己的手提包上，一个人走过纳尔马克的街道。

我突然觉得，这两个场景放在一起，已经不需要再解释太多了。

“1401年不是突然发生的”

可是当我问妈妈，这四年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李睿，你如果真的要谈变化，就不能只从四年前开始。”

她讲起1999年的德黑兰大学生抗议事件，讲2009年伊朗改革派因大选争议而发起的绿色运动，讲2017年底到2018年初对物价上涨的抗议，也讲2019年汽油涨价以后发生的抗议。

这些事件的起因和诉求当然并不相同。1999年与学生运动、新闻自由和改革派政治有关；2009年直接起因是总统选举结果争议；2017年底开始的抗议更多从物价、就业和经济困境开始；2019年则由汽油突然涨价引爆。到了2022年，阿米尼之死和强制头巾问题又成为新的导火索。

但伊朗妈妈没有这样把它们一件一件分开。

她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就像种了一棵树。”

她说，1999年把树种下去，后来不断浇水。2009年它继续长，2017年、2019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长时间，你看不见它究竟在地下长了多少。

“到了1401年，它突然一下子长了五米。”

1401年，就是伊朗历的2022年。

她甚至把自己的生活分成了“1401年以前”和“1401年以后”。

她引用伊朗诗人索拉布·塞佩赫里的一句话：“应该把眼睛洗一洗，换一种方式看世界。”

然后她告诉我：

“1401年，是伊朗人觉醒的一年。”

这当然只是一个普通伊朗女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二十多年历史的理解。1999年、2009年、2017年、2019年和2022年不是同一件事，也不能简单画成一条直线。

但我很喜欢她“种树”的比喻。

因为对一个真正生活在这些年份里的人来说，历史本来就不是书上几个彼此分开的年份。它是她什么时候第一次害怕，什么时候第一次怀疑，什么时候第一次觉得有些事情不应该再继续，又是什么时候终于把头巾从头上摘下来的标记。

“以前我们总是在等别人允许”

伊朗妈妈说，2022年以后，她真正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过去很多人太习惯于等待别人给予“许可”。

她说：“我们以前总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先有人允许。好像有一天，会有人来咚咚咚敲我们家的门，告诉女人：你现在可以不戴头巾了；然后再去敲另外一家的门，告诉男人：先生，你现在可以穿短裤出门了。”

“但是后来我们明白了，永远不会有人来敲这扇门。”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因为如果只是看今天德黑兰街头的头巾，很容易把这四年的变化理解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以前很多女人戴，现在很多女人不戴了。

但对妈妈来说，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一块布，而是她对于“谁来决定”的理解。

然后战争来了

其实在战争之前，这种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记得去年10月底去看德黑兰报道德黑兰艺术设计展。那天如果把我突然放进展厅，而不告诉我身在什么地方，我甚至可能一时意识不到这是伊朗，感觉就是在巴黎、意大利或者其他地方。前卫的设计，年轻女孩都没有戴头巾，男女年轻人手挽手一起看展、聊天。在德黑兰大学艺术学院的展览，看到年轻人聚在一起亮起手机唱歌、听音乐看展。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这些变化不是战争带来的。2022年以后，它们已经一点一点进入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然后战争来了。战争没有创造这种变化，却明显加快了它。

到了2026年，在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不戴头巾已经比几年前常见得多。政府并没有废除强制头巾的法律，官方内部也一直存在要求重新加强执法的声音。但现实中的执行力度明显不同于过去。

最近，伊朗强硬派政治人物、前议长哈达德·阿德尔在电视采访中谈到头巾问题时，甚至直接提到了“战争条件”。他的意思很明确：在目前的环境下，政府无法像过去那样全面处理这个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团结。这句话其实很值得琢磨。

因为战争改变的不只是前线。当一个国家同时面对战争、经济压力、能源问题、物价上涨以及社会稳定压力的时候，政府必须重新排列治理的优先顺序。一件过去投入大量警力、监控和行政资源处理的事情，现在还要不要用同样的力度去处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发现，战争不是这一切的起点。它更像一个加速器。它把原本已经出现的社会变化，又往前推了一段。

改变伊朗人的，真的只是头巾吗？

9月16日晚上，我和伊朗妈妈聊了很久。最后我说，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再争论头巾了。我感觉大部分人已经接受现状，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人站出来要求政府管制不戴头巾的人。

她说：“不是，还是有人管。”

她说你看总统说要取消网络限制，但现在也没有取消。虽然总统说戴头巾是一个文化问题，不应该用武力来强制。但是她又说：

“我们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我们有一个人在阳光下，还有一个人在阴影里。有时候，阴影里的那个人比阳光下的人力量还大。”

所以今天当然还不能说伊朗的头巾问题已经结束。

法律仍然在那里，争论仍然在那里，不同机构的态度也不一样。今天能够看到的社会空间，未来是不是还会收紧，也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可是再回头看妈妈讲的两个下午，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四十多年前，一个12岁女孩放学回家，母亲带她去买了一条咖啡色头巾。她第一次把它戴到头上，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变了”。

四年前，她已经一头白发。她穿着黑色衣服，涂着人生第一次的黑色指甲，把那条头巾从头上摘下来，系在包带上，一个人走过纳尔马克的街道。她害怕得身体发抖，却故意没有坐车，因为她想多走几条街。

而今天，她说不戴头巾已经变得很普通了。

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

改变伊朗人的，真的只是那块头巾吗？也许恰恰相反。不是头巾改变了伊朗人，而是伊朗人自己已经变了，那块头巾才跟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