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陪女厂长去深圳，只开了一间房，我想睡地铺，她把我拉回去

93年陪女厂长去深圳，只开了一间房，我想睡地铺，她把我拉回去

一九九三年农历三月十六，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傍晚，厂办秘书小周跑到车间找我，说林厂长让我明天跟她去深圳出差。我当时正蹲在地上修一台断经的织机，手上全是机油，抬头问她，去几天。小周说大概四五天，具体她也不清楚。

我那年二十四岁，在县纺织厂做机修工，进厂六年，从学徒干到技术骨干。林厂长叫林秀兰，三十四岁，是去年从市里调来的，听说丈夫在省城工作，两地分居。她个子不高，短发，走路带风，说话干脆利落，厂里几百号人都怕她，背后叫她铁娘子。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一个人造革提包到厂门口，林厂长已经在了。她穿一件米色风衣，脚下一双黑色半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看到我，她点了点头，说走吧。我们坐厂里的吉普车到市里，又转长途大巴到广州，再换中巴到深圳。一路上她话不多，大部分时间看着窗外，偶尔问我几句厂里设备的事。

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那是我第一次来深圳，满眼都是霓虹灯和高楼，街上的人走得飞快，说话声音也大，跟我老家那个小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林厂长带着我走了几家招待所，都说客满。最后在罗湖区一条巷子里找到一家，前台说只剩一间双人房。

林厂长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说，林厂长，我睡地上就行，您睡床。她没接话，掏出身份证登记，付了钱，拿了钥匙上楼。

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中间一个床头柜，靠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卫生间在走廊尽头，公用的。我把提包放在地上，站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林厂长把行李箱放好，脱了风衣挂在椅背上，说你先去洗漱。我应了一声，拿着毛巾出去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林厂长已经换了拖鞋，坐在床边看一份文件。我轻手轻脚走到自己那张床边，把被子抱下来铺在地上。她抬头看了一眼，没说话。我躺下去，把灯关了，说了句林厂长晚安。她嗯了一声。

地上硬，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听到她那边有动静。然后床头灯亮了，她坐起来，看着我。我赶紧闭上眼装睡。过了一会儿，听到她下床的声音，脚步很轻，走到我旁边停住了。

林厂长蹲下来，伸手拉了拉我的胳膊，说上床睡。我睁开眼，说不用不用，地上挺好。她没松手，又说了一遍，上床睡，地上凉。语气很平，但带着不容商量的意思。我还在犹豫，她加了一句，明天还要跑一天，冻感冒了谁干活。

我只好站起来，坐到床边。她回到自己床上躺下，把床头灯关了。黑暗中，我听到她翻了个身，然后是均匀的呼吸声。我躺在那儿，心跳得厉害，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洗漱完了，站在窗边看外面的街景。我赶紧起来叠被子。她回过头说，今天要去见几个客户，你跟着我，少说话，多看多听。我点头说好。

那天跑了三个地方，都是服装批发市场。林厂长跟人谈价钱、看样品、签合同，我在旁边帮着拎包、记数据。中午在路边摊吃了碗米粉，她付的钱。下午回到招待所，她又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盒饭和一瓶白酒。

她说今天累了，喝点酒解乏。我其实不太能喝，但没好意思拒绝。两个人坐在房间里，就着盒饭喝了半瓶。她脸有点红，话比平时多了一些，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父母都在乡下种地，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在读高中，妹妹读初中。她听了点点头，说负担不轻。

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丈夫调去省城两年了，一直说要把我调过去，但一直没办成。两地分居，感情也就那样了。我没接话，不知道该怎么接。她也没再往下说，收拾了饭盒，让我早点休息。

那一夜还是两张床，她没再让我睡地上。

接下来的三天，白天跑市场，晚上回招待所。有时候她出去办事，我就在房间里整理资料。有一天晚上她回来得晚，喝了酒，进门的时候脚步不太稳。我扶她坐到床上，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杯子，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小陈，你是个实在人。我想抽回手，但她握得紧。我站在那儿，心里翻江倒海。

最后还是抽出来了。我说林厂长，您喝多了，早点睡。她看了我一会儿，松开手，躺下去，把被子拉到头上。我关了灯，回到自己床上，一夜没睡踏实。

第四天下午，事情办完了。她买了第二天早上的车票。晚上回到招待所，两个人收拾东西，谁也没提那晚的事。她坐在床边，我坐在椅子上，电视开着，谁也没看。过了很久，她开口说，小陈，这几天辛苦你了。我摇头说不辛苦。

她顿了顿，又说，回去以后，今天这些话就烂在肚子里。我说我知道。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说不上来什么味道，有点苦，有点释然。她说你还年轻，以后路长着呢。

回程的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到了县城，她回厂里，我回家。第二天照常上班，在车间里碰到她，她跟平时一样，该说什么说什么，好像深圳那几天根本不存在。

三个月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谈了半年就结婚了。林厂长随了份子，人来喝了喜酒，坐在主桌，笑得很大方。后来她调去了省城，跟丈夫团聚。走之前，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陈，你技术好，人踏实，以后会有出息的。我说谢谢林厂长这些年照顾。

她摆摆手，说别叫厂长了，叫林姐吧。我张了张嘴，没叫出来。她也没勉强，笑了笑，说走吧。

从深圳回来之后的日子，表面上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我照旧每天七点半到车间，换上工作服，拎着工具箱挨个机台巡检。织机的声音轰隆隆的，说话得扯着嗓子喊，机油味混着棉絮味，呛得人嗓子发干。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在车间里碰到林厂长，她跟从前一样，背着手走过来，问这台机子怎么回事，那批纱什么时候能到。我该汇报汇报，该点头点头，眼睛不敢多看她。她也不多看我，问完了就走，步子还是那样，不急不缓，皮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嗒嗒嗒，越来越远。

有一回，车间的王主任跟我开玩笑，说小陈，你跟林厂长去了一趟深圳，回来怎么跟丢了魂似的。我笑笑说，跑得太累了，还没缓过来。王主任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林厂长看重你。我嘴上应着，心里不是滋味。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有天中午在食堂打饭，林厂长排在我后面。她端着搪瓷碗，看了看我盘子里的菜，说怎么光吃素的，年轻人要多吃点肉。说完把自己碗里的一块红烧肉夹到我盘子里。动作自然得很，周围几个工友都看着。我愣了一下，说了句谢谢林厂长。她已经端着碗走开了，坐到靠窗的老位置上。

旁边的小李凑过来，挤眉弄眼地说，陈哥，林厂长对你可真好啊。我瞪了他一眼，说少胡说八道，吃你的饭。小李嘿嘿笑了两声，没再说什么。可我知道，这种事在厂里传得快。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在我背后嘀咕，说我跟林厂长去深圳那一趟，不知道干了什么。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装作没听见。可心里堵得慌。我想找林厂长说清楚，又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呢，说什么都不对。

那段时间，我尽量避开跟林厂长单独相处。她好像也察觉到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有事没事叫我到办公室去。需要交代工作，就叫车间主任转达，或者写在黑板上的生产计划里。我们之间隔着车间里几十台机器，隔着几百号人的眼睛，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五月初的一天，下了班，我正推着自行车往厂门口走，听到后面有人喊。回头一看，是林厂长的丈夫，姓赵，在省城一个设计院工作，偶尔周末回来。他骑着摩托车，后座绑着一箱东西，看见我，停下车，说你是陈师傅吧。我说是，赵哥好。他笑了笑，说秀兰常提起你，说你技术好，人踏实。

我客气了两句，准备走。他又说，这次回来是帮她办调动的事，差不多定了，下个月她就调去省城。我说那好啊，夫妻团聚了。他点点头，说这些年两地分居，亏欠她太多。说完跨上摩托车走了。

我推着车走出厂门，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替她高兴，又有点失落。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妈问我怎么饭吃得少，我说天热，没胃口。躺在自己那间小屋里，听着窗外青蛙叫，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赵哥那句话，下个月她就调走了。

第二天上班，我比平时更早到车间，把几台老出毛病的织机挨个检查了一遍。干活的时候不想事，是最好的办法。中午吃饭的时候，远远看见林厂长从办公楼出来，往食堂走。她穿了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别在耳后，跟几个科室的人边走边说。我低下头，端着碗坐到角落里去了。

过了几天，厂办下发了调令通知，说林秀兰同志因家庭原因调往省城纺织工业公司工作，感谢她为厂里做出的贡献。车间里议论了几天，有人说舍不得，有人说早该调了，两口子总不能老分着。我听着，什么也没说。

她走的前一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刘找到我，说林厂长让你下班后去她办公室一趟。我说什么事，老刘说他也不知道，就传个话。我嗯了一声，心里七上八下。

那天下午过得特别慢。我蹲在一台织机下面换齿轮，手上的活没停，脑子里却乱七八糟的。我想起深圳那间招待所，想起那两张床，想起她蹲下来拉我胳膊的样子。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也想起她说，回去以后，今天这些话就烂在肚子里。

下了班，我洗了手，在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才往办公楼走。楼道里很安静，大部分科室的人都下班了。她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灯亮着。我敲了两下，里面说进来。

推门进去，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旁边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书和杂物。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来了，坐。我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往哪儿看。

她把手里那页纸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省城纺织工业公司的通讯地址，还有一封写好的推荐信，抬头是省城一家机械厂的设备科。信里写着我这几年的工作表现和技术能力，落款是她的签名，日期是前天。

她说，省城那边有几家厂子设备比咱们先进，你技术底子好，去了能学到东西。这封信你收着，什么时候想去了，拿着去找这个人。我捏着信封，喉咙有点紧，说林厂长，我……

她摆摆手，打断我。说别叫厂长了，明天我就不是了。叫林姐吧。我张了张嘴，还是没叫出来。她笑了笑，也不勉强，说行了，你回去吧，明天不用来送我，我不喜欢那个场面。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她坐在那儿，台灯照着她的侧脸，短发别在耳后，跟深圳那个晚上在窗边站着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张了张嘴，终于叫了一声林姐。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跟平时不一样，眼睛弯弯的，像春天刚化开的河面，亮了一下，又收回去了。她挥挥手说，走吧，好好干。

我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厂区里空荡荡的，只有门卫室的灯亮着。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三楼最右边那扇窗，灯还亮着。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晚风吹在脸上，带着麦田的气息。我想着她说的话，想着那封信，想着她最后那个笑容。心里有什么东西涨得满满的，说不出来，也压不下去。

第二天，我没去送她。车间里照常干活，机器照常响。只是经过办公楼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关着，窗帘拉着。

日子一天天过。我把那封信收在老家柜子最里面，用一块旧布包着。偶尔拿出来看看，又放回去。我没去省城，没去找那个人。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去了意味着什么。人这一辈子，有些路能走，有些路不能走。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秋天的时候，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春梅。她是隔壁村的，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比我小两岁。人长得不算漂亮，但笑起来实在，说话做事都爽利。第一次见面是在镇上的小饭馆，她点了两个菜，一个炒肉片，一个青菜豆腐汤。吃饭的时候她问我，听说你在纺织厂当机修工？我说是。她说那活儿累吧，整天跟机器打交道。我说还行，习惯了。

第二次见面是半个月后，她到厂里来找我，说给我带了双布鞋，她妈纳的，说机修工站得多，穿布鞋养脚。我接过来，心里暖了一下。那双鞋我穿了两年，鞋底磨穿了才舍得扔。

第三次见面，她直接问我，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说那咱们就定下来吧，都老大不小了，别耽误工夫。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突然笑了。她说你笑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她说谁。我说没谁。

那年冬天，我跟春梅结了婚。婚礼在老家办的，摆了十几桌，厂里来了不少人。林厂长从省城托人带了份子钱，还有一对枕巾，大红的，上面绣着鸳鸯。春梅问我是谁送的，我说以前厂里的领导。她说这枕巾真好看，舍不得用，收着吧。

我把那对枕巾和那封信放在一起，锁在老家的柜子里。春梅从来没问过那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也没主动说。有些事，不说破，对谁都好。

婚后第二年，春梅生了个儿子，胖乎乎的，哭起来嗓门大得很。我妈从乡下来城里帮我们带孩子，一间小屋子挤得转不开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热热闹闹的。我每天在厂里干完活，回到家能闻见饭菜香，能听见儿子咿咿呀呀地叫，就觉得踏实。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深圳那个春天。想起林姐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样子，想起她站在窗边看街景的背影，想起她最后那个笑容。那些记忆像褪了色的老照片，模模糊糊的，但一直在那儿，不近不远。

有一年春节，我带着春梅和儿子回老家过年。大年初三那天，我去镇上赶集，在邮局门口碰见了原来厂办的小周。他老了不少，头发稀了，肚子也起来了。两个人站在路边抽烟，聊了几句厂里的旧事。他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还在老本行，修机器。他说挺好挺好。

抽完一根烟，他像是想起什么，说哎你还记得林厂长吗。我说记得。他说去年调回市里了，她丈夫退了休，两个人搬回来住了。我哦了一声，没接话。他又说，她身体不太好，听说做了个手术。我问什么手术，他说具体不清楚，就听人提了一嘴。

那天赶完集回家，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晚上躺在老家的炕上，春梅和儿子都睡了，我睁着眼看房顶。想问问小周林姐具体什么情况，又觉得不合适。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我找了个借口去镇上，在邮局往林姐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苍老了不少，我听了半天才认出是赵哥。我说赵哥好，我是陈建国，以前纺织厂的。他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说哦哦小陈啊，你怎么打电话来了。

我问他林姐身体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不太好，肝上长了个东西，做了手术，在家养着。我说那我能去看看吗。他犹豫了一下，说你来吧，她念叨过你们这些老同事。

我挂了电话，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买了一兜子水果，又觉得不合适，又买了一箱牛奶。骑着自行车往市里赶，三十多里路，骑了一个多钟头。

到了他家楼下，我站在那儿缓了缓气，才上去敲门。开门的是赵哥，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跟当年骑着摩托车在厂门口碰见时判若两人。他把我让进屋，喊了一声秀兰，小陈来看你了。

我从客厅往里走，看见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腿上搭着一条毯子。阳光照在她身上，头发比从前白了不少，脸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看见我，弯了一下，说来了。声音轻了，但语气没变。

我把东西放下，坐到她旁边的凳子上，说林姐，身体怎么样。她说还行，死不了。还是那个脾气，说话不绕弯子。我笑了一下，鼻子有点酸。

她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老家开了个农机维修铺，日子过得去。她点点头，说挺好，你手巧，干什么都行。又问春梅和孩子，我说都好，儿子上初中了，学习还行。她说那就好。

两个人在阳台上坐着，说了些闲话。赵哥在屋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阳台上摆了几盆花，有一盆茉莉开得正好，香味淡淡的。

临走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手还是温的，但比以前瘦了，骨头硌人。她说小陈，当年那封信你用了没有。我说没有，收着呢。她叹了口气，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我笑了一下，说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

她松开手，说走吧，好好过日子。我说林姐你保重。她说嗯，你也保重。

走出那栋楼，外面阳光很好。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风吹在脸上，带着春天的味道。我想起九三年在深圳，她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那个晚上。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想起那间小小的招待所，两张床，一盏台灯。想起她站在窗边看街景的样子，短发，米色风衣，背影挺直。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还是那个二十四岁的机修工，她还是那个三十四岁的厂长。我们之间隔着十岁，隔着上下级，隔着两个家庭。可那个晚上，在深圳，在罗湖区的巷子里，那些东西好像都不存在了。

现在她老了，我也老了。她身体不好，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有些人，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有些东西，它一直在那儿，不增不减，不浓不淡，像一杯温水，放在那儿，不烫手，也不凉心。

回到家，春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回来，说怎么去了这么久。我说去看了个老朋友。她说男的女的。我说以前的厂长，女的。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过了一会儿说，饭在锅里温着，快去吃吧。

我坐到灶台前，掀开锅盖，是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我埋头吃面，春梅进来收碗筷，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说了一句，以后去看老朋友，带上我。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她。她没看我，端着碗走了。

我坐在那儿，面汤的热气扑在脸上，眼睛有点模糊。突然觉得，这辈子能遇上春梅，是我的福气。她不问，是因为信。她说带上我，是因为在乎。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我把柜子最里面那个旧布包拿出来了。里面是那张省城纺织工业公司的通讯地址和那封推荐信，还有那对大红枕巾。我把枕巾拿出来，递给春梅，说这个是当年林姐送的，一直收着没用。春梅接过来看了看，说这么好的东西收着多可惜。当天晚上她就换上了，红彤彤的，铺在床头，喜气得很。

那封信我重新包好，放回柜子里。不是舍不得，是觉得没必要动了。人这辈子，有些东西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记住的。记住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记住有人为自己着想过，记住那个春天，在深圳，有一个晚上，有人怕自己冻着。

春梅铺好枕巾，拍了拍，说过来看看，好不好看。我走过去，站在床边，看着那对红枕巾，想起三十年前林姐在深圳招待所里说，回去以后，今天这些话就烂在肚子里。我确实烂在肚子里了。可心里头那块地方，一直干干净净地留着。不为什么，就为了对得起那个春天，对得起那个晚上，对得起那个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女人。

春梅关了灯，说睡吧，明天还得早起。我躺下来，枕着新枕巾，闻着上面新布的味道。窗外月亮很亮，照得屋里白蒙蒙的。我闭上眼睛，看见深圳的霓虹灯，看见罗湖区的巷子，看见招待所那扇窗。她站在窗边，短发，米色风衣，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那个笑容越来越淡，越来越远，最后融进月光里，不见了。

我翻了个身，握住春梅的手。她的手粗糙，但暖和。她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没醒。我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那以后的日子过得快。农机维修铺从镇上搬到了县城边上，租了个临街的门面，前面修车后面住人。春梅从供销社下了岗，索性跟我一起干，她管账收钱，我管修机器。儿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住校，一个月回来一趟。日子比从前宽裕了些，但也没攒下什么钱，都在铺子里转着。

那几年里，我没有再见过林姐，也没有打听过她的消息。有些事情想明白了，就放在那儿了。你知道它在，就够了，不必翻来覆去地看。就像地里的庄稼，种下去了，该浇水浇水，该施肥施肥，剩下的交给老天爷。

零三年的秋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天正下着雨，铺子里没什么生意，我蹲在地上拆一台柴油机的油泵。春梅喊我，说有人找你。我擦了擦手，接过话筒，里面是个男人的声音，说他是省城纺织工业公司人事处的，姓孙。他说林秀兰同志上个月因病去世了，追悼会定在后天，她生前交代过，要把这个消息通知几个老同事。他报了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我。

我拿着话筒，半天没说出话。那边喂了两声，我才说，知道了，谢谢。挂了电话，春梅问我谁啊，我说以前厂里的老领导，走了。她哦了一声，没多问。

那天下午我干活老是走神，把一个螺丝拧滑了丝。春梅看了我几回，最后说，你要去就去吧，铺子我看着。我抬头看她，她一边拨算盘一边说，别耽误了，后天是吧，明天走来得及。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车窗外下着小雨，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黄了一半，落在地上，被车轮碾成泥。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一遍。

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按照那个孙干事给的地址，我找到殡仪馆。灵堂布置得简单，正中挂着林姐的黑白照片，短发，微微笑着，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照片下面摆着花圈，有几个我认识的名字，都是当年厂里的老同事。

赵哥站在旁边，头发全白了，背也更弯了。看见我，点了点头，说来了。我走过去，在灵前鞠了三个躬。直起身来的时候，看见赵哥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眉眼像林姐，瘦瘦高高的。赵哥说，这是我家小军。我说都这么大了。小军叫了我一声陈叔，声音低低的。

那天来的人不多，除了几个亲戚，就是厂里的老同事。大家坐在休息室里，说了些林姐生前的事。有人说她工作能力强，有人说她为人正派，也有人说她这辈子不容易，两地分居那么多年，刚团聚没几年又病了。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没怎么说话。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九三年深圳那个晚上，她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样子。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想起她站在窗边看街景的背影。想起她最后那个笑容。

追悼会结束以后，赵哥叫住我，说秀兰给你留了样东西。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陈建国收。字迹我认得，是林姐的，笔画有点抖，但骨架还在。

我接过来，说赵哥，你留着吧。他摆摆手，说专门给你的，拿着吧。说完转身去招呼其他人了。

我站在殡仪馆门口的台阶上，把信封揣进兜里，没当场打开。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把远处的楼房都罩在雾气里。我走到公交站，坐上车，到了长途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回去的票。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把信封拿出来。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页信纸。照片是九三年在深圳拍的，背景是一片工地，远处有正在盖的高楼。她站在前面，米色风衣，短发，微微笑着。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九三年春，深圳。

信纸上的字不多，只写了几行。她说，小陈，这辈子能认识你，是我的福气。你是个实在人，会有好报的。那年在深圳，谢谢你没有嫌弃我。人这一辈子，有些事说不清对错，但求问心无愧。你做到了。好好过日子，别惦记我。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车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天阴着，看不见太阳。我把头靠在玻璃上，闭上眼睛。眼眶有点热，但没哭出来。有些东西堵在胸口，说不清是什么，就是堵着。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春梅在铺子里等我，看见我进门，说饿了吧，饭在锅里。我嗯了一声，坐到桌前。她端来饭菜，坐在对面看着我吃。吃了几口，她说，你那个老领导，是个好人吧。

我说是。

她说，那就好好送送她。

我说送了。

她没再问。我吃完饭，帮着收了碗筷。春梅在里屋铺床，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外面的街。路灯亮着，有几个骑自行车的经过，铃铛响了两声，走远了。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信封，抽出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九三年的深圳，她站在工地上，背后是脚手架和塔吊，前面是一片荒草地。她笑着，短发被风吹起来，眼睛亮亮的。那一年她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的字。然后把照片和信纸一起放回信封，走进里屋，打开柜子，放在最里面。春梅已经躺下了，背对着我。我躺下来，关了灯。

黑暗里，春梅翻了个身，把手搭在我胳膊上。没说话，就搭着。我睁着眼，看着房顶。什么也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很久，睡着了。

那以后，我没有再打开过那个信封。它在柜子最里面，跟那对大红枕巾放在一起。春梅换洗枕巾的时候拿出来过一次，问这个信封是什么。我说以前的东西，没什么用。她就放回去了，再没动过。

日子照常过。儿子考上了大学，学机械，跟我当年一样。他说爸，你这手艺不能丢，以后我毕业了跟你一起干。我说好。春梅在旁边笑，说你们爷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知道修机器。

零八年，我们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两室一厅，总算有了自己的窝。搬家的时候，春梅收拾柜子，把那个旧布包拿出来了。她看了看里面的东西，问我，这个还留着吗。

我说留着吧。

她没再说什么，把布包放进新柜子里，跟别的东西搁在一起。那对大红枕巾还新着，她拿出来铺在床上，说搬新家了，用新的。我站在床边看着那对枕巾，红彤彤的，跟三十年前林姐送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一年我四十一岁，林姐要是活着，该五十一了。

日子过得快，一转眼又是十几年。儿子结了婚，有了孩子。我跟春梅把铺子交给了徒弟，自己退下来带孙子。每天早起买菜，下午接孩子放学，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

有时候孙子翻我的东西，翻出那个旧布包，问我里面是什么。我说是老照片。他说给我看看。我说没什么好看的。他就不翻了，跑出去玩了。

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家，把那个信封又打开了。照片还是那张照片，信纸还是那页信纸。字迹有点模糊了，但还能看清。我看了很久，然后收好，放回柜子里。

那对大红枕巾还在，春梅一直用着，洗了无数次，颜色淡了些，但还是红的。铺在床上，喜庆得很。

我今年五十八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不如从前了。春梅也老了，头发也白了，走路没以前利索了。可她还是那个脾气，说话爽利，做事干脆。早上喊我起床，晚上催我睡觉。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没什么波澜。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深圳，想起罗湖区的巷子，想起那家招待所。想起林姐站在窗边的样子，想起她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那个晚上。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想起她最后那封信，想起那张照片上她笑着的样子。

那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又好像隔了一辈子。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把远的拉近，把近的推远。有些记忆，你以为忘了，其实一直都在。有些事，你以为过不去，其实早就过去了。

林姐走了快二十年了。春梅不知道那些事，也不需要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地方，是自己一个人的。那块地方不大，但够放一个人，一段事，一个春天。

我把孙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他趴在桌上画画，画了一个房子，一个太阳，两个人。他说这是爷爷，这是奶奶。我说画得真好。他说爷爷你年轻时候什么样。我说跟现在差不多。他说骗人，你年轻时候肯定不这么老。我笑了，说对，年轻时候不这么老。

晚上春梅做好了饭，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吃。儿子打电话来，说周末带媳妇回来。春梅说好好好，我多买点菜。挂了电话，她说你看你儿子，就知道吃。我说随你。她瞪我一眼，说随你。两个人都笑了。

吃完饭，我站在阳台上抽烟。楼下有小孩在跑，有狗在叫，有老头在遛弯。路灯亮着，把树影子照在地上，摇摇晃晃的。我把烟掐灭，回屋。春梅在看电视，孙子在写作业。我坐到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一个字没看进去。

脑子里是九三年的深圳，那间招待所，两张床，一盏台灯。她站在窗边，回头看着我，笑了笑。那个笑容越来越淡，越来越远，最后融进灯光里，不见了。

我放下报纸，看了看春梅。她靠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嘴角微微翘着。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没挣，反手扣住我的手指，说了句，手凉，我给你焐焐。

她的手还是那样，粗糙，暖和。我靠过去，把头搁在她肩膀上。她推了我一下，说老不正经的。我没动，就那么靠着。电视里在演什么，不知道。孙子在里屋喊奶奶这道题怎么做，她应了一声，松开我的手进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听着里屋春梅给孙子讲题的声音，听着楼下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日子就这样，平平常常的，实实在在的。心里头那块地方，还留着，不大，够放一个人。不拿出来看，也不让它空着。就这么搁着，挺好。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阳台上，白白的。我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把那个旧布包拿出来。没打开，就那么放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回去，关上柜门。

春梅从里屋出来，问我在干嘛。我说找东西。她说找什么，我帮你找。我说不用，找到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转身去厨房倒水了。

我坐回沙发上，拿起报纸，这回真看进去了。上面说今年冬天会比往年冷，让市民注意保暖。我想着该把厚被子拿出来晒晒了。又想着周末儿子回来，得买条鱼。还想着明天早上送完孙子，去趟邮局，把电话费交了。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实实在在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记的人记着。不用说出来，也不用给人看。放在心里，自己知道就行了。

电视里开始播天气预报了，春梅端着水杯出来，说早点睡吧。我说好。她关了电视，关了灯。屋里暗下来，只有阳台的月光照进来，白蒙蒙的一片。

我躺到床上，盖好被子。春梅在旁边翻了个身，呼吸慢慢匀了。我睁着眼，看着房顶，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想，慢慢睡着了。

二零一五年秋天，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搬去了省城，说那边机会多，孩子上学也好。我跟春梅没拦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路。送走他们的那天，春梅站在楼下看着车走远了，回头跟我说，又剩咱俩了。我说可不是嘛，转了一圈，又回到从前了。

铺子早就不开了，租给了别人卖五金。我闲不住，在小区里帮人修修小家电，不收钱，就图个有事干。春梅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教人跳广场舞，整天忙忙叨叨的，比我还来劲。日子过得安静，也过得快。

那年入冬的时候，赵哥给我打了个电话。号码是老家的区号，我接起来，那边声音苍老得很，报了半天名字我才听出来。他说小军要结婚了，在老家办，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一定去。他说好，到时候把地址发给你。

挂了电话，我跟春梅说要去趟老家喝喜酒。她问谁家的，我说以前林厂长的儿子。她想了想，说就是那个送你枕巾的。我说是。她说那你去吧，带个红包。

小军结婚那天，天气挺好，太阳暖洋洋的。婚礼在镇上一个小饭店办的，摆了十来桌，来的大多是亲戚和几个老同事。赵哥坐在主位上，穿了一身新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精神头比前些年好多了。看见我来了，站起来迎了两步，握着手说，来了好来了好。

我把红包递过去，说恭喜恭喜。他接过去，拉着我坐到他那桌。桌上几个老同事，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寒暄了几句，说些这些年的变化。有人问我还在不在纺织厂，我说早出来了，自己开了个维修铺。有人说你那个手艺好，到哪儿都饿不着。

小军带着新娘子来敬酒，走到我跟前，赵哥说这就是陈叔，你妈以前厂里的。小军端着酒杯说，陈叔，我妈跟我说过你。我愣了一下，说说什么了。他说我妈说你实在，技术好，是个好人。我笑了笑，端起酒杯喝了。

那顿饭吃到下午两点多才散。赵哥喝了不少，脸通红，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小陈啊，秀兰走了这些年，我有时候还梦见她。梦见她在厂里的时候，回家来就跟我念叨，说车间里有个小陈，手艺好，人踏实。我说赵哥，您喝多了。他说我没多，我心里清楚。秀兰这辈子不容易，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我说她是个能干人。他说是，就是太能干了，什么都自己扛。

我把他扶到车上，小军说陈叔我送你。我说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他说那不行，我爸说了，今天得把你送到。我上了车，小军开着，新娘子坐在副驾。路上小军说，陈叔，我妈走之前那段时间，老翻一本相册。有一张照片是在深圳拍的，她站在工地上，穿个米色风衣。我问她在哪儿拍的，她说是九三年出差，跟一个同事去的。她说那会儿深圳到处是工地，什么都还没建起来。

我说是，那会儿深圳还小。他说我妈说那是她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出差。我说怎么难忘。他说她没说，就说了一句，那回见着好人了。

我看着车窗外，路两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叶子落了一地。车子开过纺织厂旧址，老厂房早拆了，盖成了商品房小区。门口那个大铁门也没了，换成了一排店面。我指给小军看，说以前你妈就在这儿上班。他看了一眼，说变化真大。我说是啊，三十年了。

回到县里已经是傍晚了。春梅在楼下等我，看见我下车，走过来说喝了多少。我说没多少。她闻了闻，说还没多少，一身酒气。我笑了笑，跟着她上楼。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春梅说你是不是喝多了难受。我说不是，就是睡不着。她开了灯，看着我，说想什么呢。我说想起一些以前的事。她说那个林厂长的事。我说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说就说吧，我听着。

我看着房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了。从九三年那个春天说起，说厂里让我跟她去深圳，说招待所只剩一间房，说我想睡地铺她不让，说第二天她拉我胳膊让我上床睡。说那几天她喝了酒跟我说了些话。说回来后那些风言风语。说她走之前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封推荐信。说后来我结了婚，再没见过她。说她病了，我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她走了，赵哥给我一封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和一页信纸。

春梅听着，没插话。我说完了，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她翻了个身，面朝着我，说那封信呢。我说在柜子里。她说拿来我看看。我起身，打开柜子，把那个旧布包拿出来，递给她。

她打开来，先看那张照片，看了半天，说长得挺好看。又拿起那页信纸，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看完折好，放回信封里。把布包重新包上，递给我。说收好吧。

我接过来，放回柜子里。躺回床上，春梅关了灯。黑暗里，她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你这辈子，心里有个人，我不怪你。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说过去的事也是事。又说，她能让你记这么多年，说明她是个好人。我说是。她说，我也是个好人。我笑了，说是，你也是。

她也笑了，松开手，翻过身去。说睡吧，明天还得早起。我嗯了一声，闭上眼睛。那晚睡得很沉，一个梦也没做。

转过年来，我六十了。生日那天，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了，春梅做了一桌子菜。孙子给我画了张画，上面一个老头，头发白白的，手里拿着扳手，旁边写着爷爷生日快乐。我笑了，说画得真像。孙子说爷爷你许个愿吧。我闭上眼睛，想了想，许了个愿。吹了蜡烛，孙子问我许的什么。我说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其实我许的愿很简单。希望春梅身体好，希望儿子一家顺顺当当的，希望孙子快快乐乐长大。也希望林姐在那边过得好。这些愿望都许在一个生日蛋糕里，蜡烛一吹，飘散了，不知道能不能收到。但许了，心里就踏实了。

那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平淡了。早上送孙子上学，下午接回来。周末儿子一家回来，热热闹闹吃顿饭。平时我跟春梅两个人，她跳她的广场舞，我修我的小家电。晚上看看电视，早早就睡了。

有一天收拾柜子，春梅把那个旧布包拿出来了，放在我面前。说这个你还留着吗。我说留着。她说这么多年了，你打开看看。我打开来，照片还在，信纸还在。照片上的她还在笑，短发，米色风衣，背后是深圳的工地。

我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九三年那个春天。想起她蹲在地上拉我胳膊的晚上。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想起她站在窗边看街景的背影。想起她最后那个笑容。想起赵哥给我信封的那天，殡仪馆门口的雨。想起小军结婚那天说，我妈说那回见着好人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的字还在。九三年春，深圳。字迹淡了，但还能看清。

春梅说，你想她吗。我说想。她说那就去看看她吧。我说去哪儿看。她说墓地，你知道在哪儿吗。我说知道，赵哥跟我说过。

第二天，我买了束花，坐车去了省城。墓地在城郊，一个小山坡上。林姐的墓不大，一块普通的石碑，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放着一束菊花，已经干了。我把花放上去，蹲下来，用手擦了擦碑面上的灰。

坐在碑前，看着远处的山和天。秋天的风很轻，吹得旁边的柏树沙沙响。我没说话，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林姐，我走了。下回再来看你。

转身往下走的时候，风突然大了，把碑前那束干菊花吹倒了。我回头看，那束花滚到一边，露出碑前一小片空地。空地上不知道谁放了一颗小石头，圆圆的，白白的，像一颗扣子。

我没捡，就那么走了。下了山坡，坐上车，往回走。车窗外是秋天的田野，收割后的稻茬一片一片的，黄澄澄的。远处有人在烧秸秆，烟升起来，在风里散开，一会儿就没了。

回到家，春梅问我去了哪儿。我说去看林姐了。她说好看吗。我说就一块碑。她说那也好看。我说嗯，好看。

晚上躺在床上，想着白天的墓地。想着那块碑，那颗小石头。想着林姐在那边，有人给她送花，有人给她放石头。她不孤单。我这边也有春梅，有儿子孙子，有修不完的小家电。都不孤单。

日子还在过，一天一天，平平常常的。柜子里那个旧布包，还放着。有时候春梅拿出来看看，又放回去。那张照片，那页信纸，那对大红枕巾。都好好的，搁在那儿。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年轻时候碰上一件说不清的事，记了一辈子。中年时候娶了个好媳妇，过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心里头清清爽爽的，没什么放不下的。

那杯温水，还搁在那儿。不烫手，也不凉心。端起来喝一口，淡淡的。可你知道，它一直在。

那颗小石头我一直记着。从省城回来以后，有时候半夜醒了，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颗石头的模样，圆圆的，白白的，像一颗扣子，搁在碑前的空地上。不知道是谁放的，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也许是赵哥，也许是小军，也许是哪个老同事路过随手搁的。可我心里总觉得，那颗石头不像是随便放的。那个位置太正了，不偏不倚，刚好在碑的正前方。像是有人特意蹲下来，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那儿。

这个念头搁在心里，时不时翻上来。我没跟春梅说，说了她也不会在意。她这些天忙着社区活动中心的事，说要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天天在家练歌，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嗓子不如从前了，但劲头足得很。

转过年的春天，赵哥又打了个电话来。这回是问我有没有空，说小军媳妇怀上了，他想把老房子收拾收拾，有些东西不知道该留还是该扔，让我过去帮着看看。我说行，哪天去。他说周末吧，你来了住一宿，咱哥俩说说话。

挂了电话，我跟春梅说要去趟老家。她说去吧，带点咱这儿的特产。我装了一兜子核桃和红枣，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到了镇上。赵哥家在镇东头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气喘吁吁的，赵哥开了门，笑着说老了吧。我说你不老，你爬爬试试。他嘿嘿笑，说我也爬不动了，所以想搬到一楼去，小军给找了个带院子的小房子。

屋里堆了不少东西，纸箱子摞得老高，有的封着胶带，有的敞着口。赵哥说这些年攒的，扔了可惜，留着没用。我说慢慢收拾吧。两个人坐下来喝了杯茶，就开始翻箱子。

大多数都是些旧衣服、旧书、旧账本。赵哥翻着翻着，从箱底掏出一个铁皮盒子，生了锈，盖子扣得挺紧。他撬了半天撬不开，递给我说你来。我拿螺丝刀别了两下，盖子啪地弹开了。里面是一沓子照片和几封信，还有一个小布包。赵哥凑过来看，说这些我都没见过，可能是秀兰收的。

我先把那沓照片拿出来。大多是黑白的，边角发黄了。有林姐年轻时候的，扎两条辫子，站在工厂门口，笑得腼腆。有她跟赵哥的合影，两个人穿着的确良衬衫，背景是一个公园的假山。还有几张是厂里的合影，我一张一张看过去，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场景。那是九三年在深圳拍的，好几个人的合影，背景是一个批发市场的大门口。我认出其中有林姐，旁边站着几个不认识的人，再往边上看，竟然看到了我自己，穿着白衬衫，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提包，站在队伍最边上，表情有点拘谨。

赵哥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这张是哪儿的。我说深圳，九三年。他说哦，那会儿秀兰去深圳出差，回来还跟我说那边热得很。我没接话，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写，空白的。

我又翻了翻那几封信，都是些工作上的来往，没什么特别的。最后拿起那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颗石头。圆圆的，白白的，跟我在墓前看到的那颗一模一样。

我拿着石头，愣在那儿。赵哥看了一眼，说这个啊，秀兰从深圳带回来的，说是那边的石头，好看，就一直收着。我说她从深圳带回来的？他说是啊，回来的时候行李里搁着，我问她带块石头干嘛，她说看着好看，留个念想。

我把石头放在手心，掂了掂，不重，温温的。石头表面很光滑，像是被水冲了很久，棱角都磨圆了。我翻来覆去地看，发现石头底部有一道浅浅的纹路，弯弯的，像个月牙。

赵哥说，你要是喜欢就拿着吧。我说这是林姐的东西。他说东西搁着也是搁着，你拿回去，也算有个念想。我犹豫了一下，揣进了兜里。

那天下午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该留的留，该扔的扔。晚上赵哥炒了两个菜，两个人喝了点酒。他话不多，我也没多问。有些事不需要说得太明白，都在心里搁着。

第二天早上我坐车回来，一路上手插在兜里，攥着那颗石头。石头被我的体温焐热了，握在手里踏踏实实的。到家的时候春梅在门口择菜，看见我回来，说怎么不多住两天。我说赵哥忙，不打扰了。她说东西收拾好了？我说好了。她说给你带什么了？我说就一颗石头。

我把石头掏出来给她看。她接过去看了看，说这不就是河边那种白石头嘛，有什么稀罕的。我说林姐从深圳带回来的。她哦了一声，还给我，说那你就收着吧。没再多问。

我把石头搁在床头柜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看到。有时候夜里醒了，月光照进来，石头泛着淡淡的白，像一颗小月亮搁在柜子上。我看着它，想起九三年在深圳，林姐站在窗边看街景的样子。想起她说，上床睡，地上凉。想起那些天她跟我说的那些话。想起她走之前那封信。想起她最后那个笑容。

那颗石头是不是她从招待所门口捡的，还是从工地上捡的，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捡的，我不知道。她带回来搁在铁皮盒子里，搁了这么多年。赵哥没见过，小军没见过，谁也没见过。就她一个人知道，那是她从深圳带回来的，那趟出差，那个春天，那些天。

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那年在深圳，有天下午她从外面回来，手里除了盒饭和酒，还有一个小塑料袋。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那个袋子里装的会不会就是这颗石头。她出去那一趟，路过什么地方，蹲下来捡了这颗石头，放在袋子里带回来。她说看着好看，留个念想。念想什么呢，她没说。

我没法问她了。可我觉得我知道了。

那颗石头我一直收着，搁在床头柜上，每天擦一擦，不让落灰。春梅有时候拿起来看看，说这石头有什么好的。我说就是块石头。她说那你天天擦。我说习惯了。

日子还是照常过。社区合唱团正式成立了，春梅当团长，天天带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唱歌。我有时候去接她，站在活动中心门口，听里面传出来的歌声。唱的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调子起高了，唱到一半有人跟不上，乱了，春梅就喊停，重来。我站在门口笑，想起她年轻时候在供销社站柜台的样子，也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秋天的时候，小军带着媳妇来县里办事，顺道来看我。媳妇肚子已经显怀了，走路慢慢的，小军扶着她，小心翼翼的。春梅留他们吃饭，做了好几个菜。吃饭的时候小军说，陈叔，我爸让我谢谢你，说那天你去帮忙收拾东西，他心里踏实多了。我说谢什么，应该的。

吃完饭小军要走，我送到楼下。他从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说这个是在我爸那儿找到的，我爸说给你。我接过来一看，是个旧信封，没封口，上面什么也没写。我打开来，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行字，是林姐的笔迹，写着：深圳罗湖，九三年三月十七日，晴。

就这么一行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日期是我们在深圳的第二天，就是她拉我胳膊让我上床睡的那天晚上之后的那个白天。那天她站在窗边看街景，我起来叠被子。她说今天要去见几个客户，你跟着我，少说话，多看多听。我记得那天确实是个大晴天。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小军说，我爸说这是他在那本相册里找到的，夹在那张深圳照片后面，可能是当书签用的。我说谢谢你，回去跟你爸说，我收下了。

上了楼，春梅问小军给了你什么。我说一张纸条，林姐写的。她说写什么了。我说就写了个日期和天气。她说那有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随手记的。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把纸条和那颗石头放在一起，搁在床头柜上。月光照进来，石头泛着白，纸条上的字迹看不太清。我躺在床上，想着那行字。深圳罗湖，九三年三月十七日，晴。就这么几个字，连个完整的句子都不算。可她写了，留在那儿了。也许那天她有什么事想记下来，也许只是随手写的，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可它留下来了，搁了这么多年，最后到了我手里。

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事是说得清的，又有多少事是说不清的。那些说得清的，写在纸上的，过些年字迹就淡了，纸也黄了，可它还在那儿。那些说不清的，搁在心里的，没人知道，也不用跟人说。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想一想，像看一盏远远的灯，不刺眼，但一直亮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春梅已经把饭做好了。她端粥上来的时候说，昨晚梦见你年轻时候了。我说梦见什么了。她说梦见你穿着白衬衫，拎着个黑包，站在一个市场门口。我说那有什么稀奇的。她说你旁边站了个女的，穿风衣，短头发。

我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她没看我，坐下来说，快吃吧，粥凉了。我嗯了一声，低头喝粥。粥还是热的，喝下去胃里暖烘烘的。

吃完饭我去阳台浇花，春梅跟过来说，你那个石头和纸条，我帮你收起来了。我说放哪儿了。她说柜子里，跟那个布包放一起了。我说好。她说这些东西搁外头容易落灰，搁柜子里踏实。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跟我说什么。我说我知道。她说那就这样吧。我说好。

两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院子里几个小孩在跑，一个皮球滚到草丛里，有个小男孩钻进去捡，出来的时候头上沾着草叶子，笑得咯咯响。春梅说，你看那个小孩，像不像咱儿子小时候。我说像。她说时间真快。我说是啊，真快。

她站了一会儿，回屋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想起九三年在深圳，那天也是大晴天。她站在窗边看街景，我起来叠被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短发上，照着那件米色风衣。她回过头说，今天要去见几个客户，你跟着我，少说话，多看多听。

我点头说好。那是我这辈子说得最对的一个好字。

那颗石头和纸条搁在柜子里，跟那个旧布包放在一起。照片、信纸、枕巾、石头、纸条。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女人的半辈子，也是一个男人的半辈子。不多不少，刚好够放满一个旧布包。

春梅后来没再提过这些事。我也没有。日子照常过，平平淡淡的，一天一天。合唱团越办越热闹，春梅带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去市里参加比赛，得了三等奖，回来高兴了好几天。我给她做了个木头奖框，把她那张奖状挂在了客厅墙上。

有时候孙子从省城打电话来，问爷爷你在干嘛。我说没干嘛，坐着呢。他说坐着干嘛。我说看月亮。他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月亮好看。他说那我看看。我说你在那边看，我在这边看，咱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他笑了，说爷爷你真逗。我也笑了，说挂了吧，电话费贵。他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我说那也挂了吧，你奶奶喊我吃饭了。他说好吧，爷爷再见。我说再见，好好学习。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月亮确实好看，白白的，圆圆的，像那颗石头。我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把那个旧布包拿出来。照片、信纸、枕巾、石头、纸条。一样一样看过去，然后又一样一样放回去。包好，搁回柜子里。

春梅从厨房出来，说吃饭了。我说来了。她问你在干嘛。我说没干嘛，看看东西。她说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就是看看。她说那吃饭吧。我说好。

坐到桌前，春梅给我盛饭，我接过碗，吃了一口。她说咸淡怎么样。我说正好。她说那就多吃点。我说好。

日子就这样。平平常常的，实实在在的。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记的人记着。心里头那块地方，一直留着。不大，但够放一个人，一段事，一个春天。不拿出来看，也不让它空着。搁在那儿，挺好。

那颗石头在柜子里搁着，白白的，圆圆的，像一个月亮。月亮在天上挂着，白天看不见，晚上就出来了。石头在柜子里搁着，平时看不见，打开柜子就看见了。看见了就想起来，想起来就搁回去。搁回去了，心里就踏实了。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我坐在沙发上，春梅在旁边织毛衣。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孙子在省城，儿子在省城，赵哥在老家，小军也在老家。林姐在省城郊外那个小山坡上，碑前也许又有人搁了颗新石头。

都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春梅也好好的。这就行了。

那颗石头明天还在柜子里。后天也在。明年也在。后年也在。它在，我就知道，九三年那个春天是真的。深圳那个晚上是真的。她拉我胳膊让我上床睡是真的。她说地上凉是真的。她站在窗边看街景是真的。她最后那个笑容是真的。都是真的。

真的就好。真的就够了。

春梅抬起头说，你笑什么。我说没笑什么。她说你笑了。我说就是想起点事。她说好事坏事。我说好事。她说那就行。低头继续织毛衣。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脑子里是深圳的霓虹灯，罗湖区的巷子，那家招待所，两张床，一盏台灯。她站在窗边，回头看着我，笑了笑。那个笑容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最后定格在那儿，不走了。

我睁开眼，春梅还在织毛衣。电视里在播新闻，说今年冬天来得早，让市民注意添衣。我想着明天把厚被子拿出来晒晒。又想着周末儿子回来，得买条鱼。还想着下个月是林姐的忌日，该去省城看看了。

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实实在在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记的人记着。不用说出来，也不用给人看。放在心里，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那颗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揣进去的，温温的，光滑的。我攥着它，坐在沙发上，听着春梅织毛衣的沙沙声，听着电视里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日子就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