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之极美“文正”9：（元）刘秉忠

刘秉忠生于金宣宗贞祐四年，即公元1216年。他初名刘侃，字仲晦，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祖籍瑞州，曾祖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遂定居邢州，即今河北邢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传。

刘秉忠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十三岁时，因父亲刘润在蒙古邢州都元帅府任职，他被送入帅府为质子。元帅见他骨相非凡，不让他列于质子班次，反而命僚佐教他文艺。

十七岁时，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每日处理文书杂务，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弃官而去，隐于武安山中。《元史》本传载此语。

隐居期间，刘秉忠先与全真道士修学。邢台天宁寺虚照禅师闻其才名，派弟子请他剃度。刘秉忠于是出家为僧，法名子聪。他随虚照禅师修持曹洞宗，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讲习天文、阴阳、卜筮之术。

南堂寺中，刘秉忠博览群书。他于《易》及邵雍《皇极经世》尤为精邃。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这段僧侣生涯，让他得以远离尘嚣，积蓄了日后经世致用的全部学问。

公元1242年，忽必烈在和林召请海云印简禅师问佛法大意。海云北上途经云中，见刘秉忠仪表不凡，才智博学，大为赏识。他请刘秉忠担任侍者，携同前往和林谒见忽必烈。忽必烈与刘秉忠对谈，极为投机。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藩邸，参与军政机要。

刘秉忠以僧人身份辅佐忽必烈，常劝他以天下为念。他曾上书数千百言，引汉初陆贾之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他劝忽必烈效法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忽必烈读后深为嘉纳。

刘秉忠指出，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汉兴以来一千三百余年，能由此道者，仅汉文帝、景帝、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他劝忽必烈行周公之道，千载一时，不可失也。此奏见《元史》本传。

刘秉忠又论用人任相之道。他说，君之所任，在内莫大乎相，相以领百官，化万民。在外莫大乎将，将以统三军，安四域。天下之大，非一人可及。当择开国功臣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此论奠定了元朝官制的基础。

刘秉忠还提出减轻差徭。他说天下户过百万，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招逃者复业。又请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禁治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

刘秉忠建议赦免囚犯，明施教令。他说天下之民未闻教化，见在囚人宜从赦免。教令既明，则犯者自少。这些主张，皆以安民为本。忽必烈一一采纳，元初政治因此渐有法度。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刘秉忠奏请建元纪岁，立中书省。他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曰“大元”。这是元朝国号的由来。从此蒙古政权正式采用中原王朝的称号，标志着从游牧帝国向中原王朝的转型。

刘秉忠又主持设计都城。他先建开平为上都，后建燕京为大都。大都的规划，以《周礼·考工记》为蓝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街道方正，坊巷井然。这座都城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本格局，至今仍可见其遗制。

刘秉忠还参与制定朝仪。蒙古旧俗，朝会无定制，诸王大臣喧哗无序。刘秉忠参照汉唐旧制，定朝会之礼，使君臣有序，尊卑有别。他又奏建礼乐，兴学校，荐良吏。元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

刘秉忠荐举人才不遗余力。他向忽必烈推荐了张文谦、王恂、郭守敬等数十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元朝的名臣和学者。郭守敬更成为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刘秉忠识人之明，为元初政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汉族士人力量。

刘秉忠虽位极人臣，生活却极为俭朴。他斋居蔬食，终日澹然。每以吟咏自适，自号藏春散人。有《藏春集》传世，诗文清逸。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僧人的淡泊与学者的宁静。

至元八年，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刘秉忠又请定都大都，并主持修建宗庙宫室。他事无巨细，皆亲加规划。大都城的每一座城门、每一条街道，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这座伟大的都城，是他留给后世最雄伟的纪念碑。

至元十一年，刘秉忠随忽必烈至上都。八月，端坐而逝，年五十九。他临终时神色不变，如入禅定。忽必烈闻讣震悼，遣官护丧还葬大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后改谥文正，又进封常山王。《元史》本传载其临终端坐之状。

刘秉忠谥号先为文贞，后改为文正。这一改动意味深长。文贞已是美谥，但文正更尊。元成宗时追赠太师，正式谥文正。元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一个汉人僧侣，在蒙古王朝中获得如此崇高的谥号，实属罕见。

刘秉忠一生，贯通儒释道三教。他出家为僧，却以儒术治天下。他精研佛理，却以道家的自然之道处世。他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在元初的政治舞台上，既超然物外，又深陷其中。

刘秉忠与耶律楚材，同为元初两大文正公。耶律楚材以止杀护民为功，刘秉忠以建制立国为业。耶律楚材保全了中原的百姓，刘秉忠奠定了元朝的制度。两人一前一后，共同完成了蒙古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的历史任务。

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朝，力图以儒治国，却屡遭阻挠。刘秉忠在忽必烈朝，终于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忽必烈对刘秉忠言听计从，远胜窝阔台对耶律楚材。这不仅因为忽必烈更开明，更因为刘秉忠以僧人的身份，避免了儒臣与蒙古贵族的直接冲突。

刘秉忠的智慧，在于他以柔克刚。他从不与蒙古旧俗正面冲突，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中原制度植入元朝肌体。他先取得忽必烈的绝对信任，再循序渐进地推行汉法。这种策略，比耶律楚材的刚直更为有效。

刘秉忠晚年对弟子说：“吾以世外之人，预世间事。功成而不居，名立而不有。此吾所以全也。”他以僧人的身份，避免了功高震主的猜忌。他以学者的淡泊，消解了权臣的锋芒。这是刘秉忠的生存智慧，也是他的道德境界。

刘秉忠去世后，忽必烈常对左右说：“秉忠在日，朕每有疑事，必问之。今不复有此人也。”这份追念，说明刘秉忠在忽必烈心中的分量。他不仅是一个谋臣，更是忽必烈精神上的导师。他让一个草原霸主，懂得了“治天下”的道理。

刘秉忠的墓地在大都。元代追封常山王，立碑纪念。明清两代，北京城屡经改建，但刘秉忠设计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今天北京的中轴线、棋盘式的街道，都可以追溯到刘秉忠的最初规划。他的影响，至今仍在这座城市中延续。

刘秉忠的诗文，清逸淡远。他有《读易》诗云：“先天本无物，后天亦何有。兀然坐虚室，万象自奔走。”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以僧人的眼光看世界，以儒者的心怀济天下。两种精神在他身上完美融合。

刘秉忠的谥号文正，与耶律楚材、许衡、吴澄一脉相承。这四位元代文正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华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延续做出了贡献。耶律楚材止杀，许衡传道，吴澄著书，刘秉忠建制。四人合力，让元朝在武力征服之后，最终接受了中原文明。

刘秉忠临终前，忽必烈亲自探望。刘秉忠说：“臣无他言，唯愿陛下敬天勤民，始终如一。”言毕端坐而逝。这个场景，与许衡临终劝世祖“省刑罚，薄税敛”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