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那天下午，我在公司打印报销单，余光瞥见老孙站在身后。他没看机器里的内容，只盯着我填在纸上的一串数字。
我侧过身，他把手里的文件往胸前一收，笑得有些不自然。
“陈建平，你这张填错了。”
我低头一看，数字没错，是身份证号。报销单上本来不该出现这个，他却用笔在旁边轻轻划了一遍，像是怕漏掉哪一位。
老孙在行政部，平时管考勤、报销和证件复印。我们认识八年，他比我大八岁，平常见面总叫我小陈。
那一刻，我没问，只把单子抽回来，重新换了一张。
晚上回到家，林梅正在厨房切葱。她看我把手机、银行卡和存折一件件摆到桌上，刀背在案板上停了一下。
“出什么事了？”
“有人刚才抄了我的身份证号。”
她擦了擦手，走过来。听完后没有多问，只让我先把几张常用账户做临时冻结，又把银行回执一张张拍下来。
我盯着手机上的办理成功，心里并没有松快。那串号码只是报销单上的几行字，老孙为什么要记？
三天后，他在我工位前停下。
那时车间刚换完班，窗外全是柴油和热铁的味道。老孙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袋，脸色比平时沉，身后还站着两个看热闹的同事。
他从袋里抽出一张纸，压在我的键盘上。
“你养父陈国梁，三年前欠我四十万。现在人没了，账不能没。”
纸上写着陈国梁的名字，下面盖着一个模糊的手印。日期落在他去世前一周，右下角却另写着我的身份证号。
我看了很久，没碰那张纸。
老孙把另一份文件推过来，要求我签字确认。我拿出手机，把当晚冻结账户的回执放到桌面上。
“钱和房子的事，找律师。这个字，我不签。”
他的手停在半空，脸一下绿了。
01
陈国梁去世那年七十二岁。
我四十四岁，站在医院太平间外，听见冷柜门合上的声音。那声音不重，却像一块木板落下来，把我和他之间四十一年的日子分成了两边。
我六岁那年，被他从乡下接回来。
那时候他还是厂里的维修工，住在一间带小院的旧屋里。院墙不高，门口有棵石榴树，秋天果子裂开，红籽落在泥地上。他没有孩子，和家里人商量后办了手续，把我收养过来，给我改了姓。
我原来的姓，没人再提。陈国梁也从没把这件事挂在嘴边。
他教我系鞋带，教我把饭碗端稳。冬天屋里冷，煤炉烧得不旺，他就把唯一一条厚被子往我这边掖。第二天早上，他的脚常常露在被子外面，袜边沾着灰。
我小时候不懂，只觉得这个人脾气硬，话少，手上的老茧硌人。
等我进了厂，第一次发工资，买回一瓶廉价白酒。他坐在院门口，夹菜时只说了一句：“有饭吃就行，别乱花。”
后来我结婚，他把攒了几年的钱塞进林梅手里。林梅不肯收，他转身去修门锁，半天没再出来。
我做采购后，常年在外面跑。电话打过去，他有时接得很慢，听见是我，先问吃没吃饭，再问什么时候回去。问完就挂，好像多说一句也浪费电话费。
他七十岁以后，身体明显差了。腿脚不利索，仍不肯搬来和我们住。林梅去看他，回来总说屋里东西太多，工具、旧螺丝、拆下来的电机零件，摆得满墙满柜。
我也劝过几次。
“爸，跟我们住吧。”
他坐在藤椅上修一只手电筒，头也没抬。
“我住这儿习惯了。”
声音不大，态度却很稳。
那所旧宅是他一辈子留下的主要家当。手续办完后，纸面上写的是留给我。亲戚们当时都在场，没人提出异议。只是赵芳还住在里面，她是陈国梁哥哥的妻子，七十岁，腿脚不好，平时由儿子陈斌照看。
陈斌比我大两岁，做装修，手上常年带着水泥灰。他跟陈国梁是一个父亲的兄弟，逢年过节会过去坐坐。陈国梁去世后，赵芳便没有搬走。
我知道这件事，也默认了。
那段时间家里忙丧事，医院、殡仪馆、亲戚来往，像一锅滚开的水。旧宅里的东西没人完整清点，几只柜子和工具箱一直锁着。等葬礼办完，我去开过一次门，里面还是陈国梁生前的样子。
墙角靠着一把旧扳手，桌上压着几张买零件的票据，茶缸底留着一圈褐色的茶渍。
我站在那儿，没敢动太多。
他留下的衣服，我只拿走两件。其余东西由赵芳收着，说等以后慢慢整理。房子的过户手续也搁下了，不是办不了，是每次走到那一步，我就想起他临终前的样子。
那天他已经说不完整话，只伸手摸了摸床沿。
我以为他是在找水。
现在想起来，那个动作我始终没弄明白。可我不愿意反复琢磨，仿佛只要不去碰那些细节，他就还没有彻底离开。
老孙把那张四十万的欠条放到我面前时，我先想到的不是钱。
是陈国梁那双修了一辈子机器的手。
他挣的钱不算多，花钱却极有数。家里换个水龙头都要把旧件拆开看看，能修就不买新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笔账？
可我又不敢马上否定。
人到了晚年，有没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有没有什么难处独自扛着，我并不清楚。四十一年的相处，让我相信他；三年的空缺，又让我没法把每一处都说得明白。
林梅把晚饭端上桌，见我一直盯着手机里的回执，伸手把汤碗推近了些。
“先吃两口。”
我拿起勺子，汤面上浮着几片葱花。喝到嘴里，只有一点咸味，没什么香气。
“你觉得爸会欠这种账吗？”我问。
林梅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回答。她把盘边的一根葱叶夹走，放到小碟里。
“我不知道。但纸上的事，得按纸上的办法查。”
我没接话。
窗外有人收摊，铁架子拖过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旧宅那边的钥匙还在抽屉里，和陈国梁留下的一串小扳手挂在一起。
我忽然想起那个工具箱。
它一直锁在旧屋柜子下面，三年没人认真翻过。
02
老孙第一次问起旧宅，是在食堂排队的时候。
那天中午人多，窗口前挤成一团。我端着餐盘站在他后面，他忽然问，陈师傅那套房子是不是还没办手续。
我回头看他。
他把饭卡在手里转了转，像是随口一说。
“你怎么知道？”
“前阵子听人提过。老人去世，手续总要慢一点。”
我说还没办，吃完饭就端着盘子走了。那时我没有多想，单位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少，赵芳住在旧宅，亲戚也都见过。
后来他又问过一次，是在我递交采购报销的时候。
报销单有一处金额写得不清楚，他拿红笔给我圈出来，顺手问陈国梁是哪天走的。我说三年前，具体日期记不清，只记得是秋天。
老孙点了点头，把单子放进文件夹，没有再问。
他是行政专员，平时接触的东西杂，问这些也不算太突兀。我只觉得他最近话多了些，没往别处想。
真正让我不舒服，是他主动帮我复印证件那次。
公司要更新员工资料，我把身份证递给他，让他顺便复印。机器在墙边，玻璃盖合上的时候，他低头看得很认真，连证件背面的住址都停了一下。
“复印一份就行。”
“我知道。”
他说着按下按钮，纸张从出口吐出来。他把原件递给我，复印件却没有马上给我，只夹在几张表格中间。
我伸手要，他才抽出来。
“拿好，别和报销单混了。”
我接过来，折好放进钱包。当时只觉得他谨慎，甚至还觉得这人做事细。现在再回想，很多动作都像在纸面上留下了一个小缺口，不大，却让人总惦记着。
那几天，他对我格外客气。
以前见面，他会拍一下我的椅背，让我帮忙看采购价格。后来不拍了，说话也绕着走。午休时偶尔站在我桌旁，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问我房子是不是准备过户。
我说还没定。
他便笑笑，说老人留下的东西，早晚要理清。
这话听起来没错，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总带着一点催促的味道。
有一次下班前，他站在我工位旁，手指敲着桌面。
“陈师傅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外面的账？”
“什么账？”
“就是人情往来，买东西、修房子之类的。”
我把电脑里的表格保存好，问他为什么这样问。他没有回答，只说随便聊聊，随后转身去了楼道。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边，心里第一次冒出一点别扭。
陈国梁修了一辈子设备，认识的人确实多。厂里谁家水管坏了、门锁卡住了，都会找他。他有时收点材料钱，有时连材料钱也不要。可这些事大多发生在我小时候，我后来忙着上班成家，并没有一笔笔问过。
这份没问过，在欠条出现后，变成了沉甸甸的一块东西。
我开始回忆老孙说过的话。
他问旧宅是否过户，问陈国梁什么时候去世，问我有没有见过老人留下的账。每个问题单独看都能解释，连在一起，却像一条没有拉直的线，歪歪扭扭伸向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不愿意把他想得太坏。
毕竟我们在一个单位共事这么多年，平时也有过互相帮忙的时候。夏天我出差，他帮我代收过快递；他母亲住院，我还替他改过两次值班表。
这些小事不值钱，却足以让人放下戒心。
林梅听完我的回忆，把手里的抹布叠成四方块。
“你把证件给过他几次？”
“工作上，应该有几次。”
“几次是几次？”
我没答上来。
她也没逼我，只把桌上的材料按日期分开。报销单放一摞，银行回执放一摞，老孙留下的那张纸单独压在最下面。
“你先别跟他争。”她说，“问清楚他凭什么拿这张纸来。”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我在单位门口遇到老孙。他手里拎着一袋豆浆，见到我后停住脚，主动让到旁边。
“昨天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哪件事？”
他看着我，脸上的笑意很浅。
“你父亲的账。”
我说那不是我父亲，是养父。说完这句，自己先停了一下。这个称呼我用了四十一年，平时顺口得很，偏偏在他面前，说出来像需要重新证明。
老孙把豆浆袋换到另一只手。
“称呼不重要，事情总得有人接。”
“纸上没写我接。”
他没有接我的话，只说这事拖久了，对老人名声不好。欠债不还，别人会怎么说，他希望我自己掂量。
我看着袋口冒出的热气，没再争。
他始终不提钱是怎么交出去的，也不说当时有什么人在场，只反复讲陈国梁的名字和那笔数目。
那天进办公室后，我把抽屉里的文件重新翻了一遍。旧宅的材料、医院的票据、丧事清单，全都在，唯独没有见过那张欠条。
我又打开手机，查看三年前的照片。
其中一张拍的是陈国梁住院时的床头柜，旁边有药盒和水杯。照片角落里，露出他常用的黑色工具箱。那只箱子表面掉了漆，锁扣却还完好。
我把照片放大，盯着看了很久。
身后的打印机忽然启动，纸张一张张吐出来。有人走过来，脚步在我桌边停住。
我抬头，看见老孙伸手拿走了自己的文件。
他的目光在我手机上停了一瞬，很快又移开。
03
老孙把债务确认书放在我桌上时，正好是上午十点。
纸张很薄，标题却印得端正，下面列着陈国梁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四十万元数额。最后一栏空着，等我签字。
“签个字，事情好办。”他说。
我没有碰笔，只把那张纸往他面前推了推。
“先把钱是怎么给的说清楚。”
老孙眉头动了一下，说当年是现金交付，没有银行记录。我问有没有取款凭证、在场人和用途说明，他说年代久了，谁还留那些东西。
“你既然记得数额，怎么不记得交付细节？”
他脸上的客气淡了些，把确认书重新拿回去。
“老人家的事，别问得太细。陈师傅要是知道你这样拖，也不会高兴。”
我看着纸上的名字，胸口像压着一块没放稳的铁。那是陈国梁，不是一个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的称呼。
我把欠条拍照存档，问他能不能留下原件，让周敏看一眼。他立刻摇头，说原件不能离手，只能约时间当面看。
这句话让我更不踏实，却还不足以说明什么。
午休时，我去了医院调取陈国梁最后一次住院的资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翻了几页，告诉我，他在去世前两天做过检查，随后回家休养。
记录上写着血压偏高，心脏供血不足，医生交代少走动，按时服药。
我拿着那张复印件，在走廊长椅上坐了十几分钟。
欠条上的日期，离那次检查只隔两天。
陈国梁那时连楼梯都走得慢，晚上起夜要扶墙。他若真拿到四十万，为什么从没提过一句？钱放在哪里，拿去做什么，也该有一点痕迹。
可这些只是我的猜测。
我不愿凭几张纸，就把一个养了我四十一年的老人想成另一个人。
回到公司，老孙又来过一次。他站在隔壁工位旁，没有靠近，只隔着两张桌子看我。
“周五之前给个答复。”
“答复不是签字。”
“你先签了，后面慢慢核。”
我把医院资料压在文件夹下，抬眼问他，欠条上为什么写着旧宅可以用来清账。
老孙顿了一下。
“你们家就那套房，写上去方便。”
“谁让你写的？”
他没有回答，拿起桌角的订书机，在手里掂了掂，随后转身离开。
那天晚上，我把欠条上的每一行字重新看了一遍。没有担保人，没有用途，没有见证人，连交付方式也只剩下四个字，现金交付。
房屋那一栏，却写得比别处更重，墨色也更深。
我把照片发给林梅。她在超市后门给我回电话，背景里有推车滚动的声音。
“不能签。先把资金往来查出来。”
“万一真有这回事？”
“那也得有凭据。”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吭声。
她放低声音：“你不是不信陈叔，你是怕自己漏掉了什么。”
这句话落下来，我手里的笔停在纸边。那晚回家，我翻出陈国梁的旧存折，又去了银行打印近几年的流水。
没有四十万进账，也没有接近这个数目的支出。
柜员把最后一页递给我时，纸角被机器卷出一道浅痕。我捏着那道痕，忽然想起老孙问过的那些话。
旧宅什么时候办手续，陈国梁哪天走的，老人有没有留下外面的账。
每一件都像工作上的顺手一问，合在一起，却让我睡不安稳。
第二天，老孙拒绝交出欠条原件，只答应在律师见证下检验。
他还补了一句，钱是现金给的，找不到记录很正常。
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桌上的医院复印件慢慢滑了出来，露出陈国梁最后一次检查的日期。
周敏把放大图推到我面前时，窗外刚下过一阵雨。她用铅笔点着欠条右下角，那里写着我的身份证号，数字挤在纸边，像后来才补上去的。她又把另一张放大图压过来，指着陈国梁三个字的起笔和收锋，说这几个字看上去像是照着旧字描出来的，不能直接认定，但需要进一步检验。她戴上眼镜，把日期圈了起来。那一天，正是陈国梁去世前一周。林梅站在桌边，一直没说话，只把我带来的银行流水按住。上面没有四十万元进账，也没有能对应这张纸的大额取款。
周敏问我有没有陈国梁生前签过的文件，尤其是笔画清楚、时间能核对的材料。我说旧宅里可能还有，工具箱、维修单、收据，都锁在柜子下面。话说到这里，我突然不敢再往下想。那只箱子三年没人完整清点，里面究竟留下过什么，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周敏收起放大图，提醒我先别联系对方争吵，也不要在任何确认材料上签字。她说，眼下能做的，是保存原件、核对时间、把每一步留下凭证。手机就在这时震了一下。
我低头看见一封律师函，发件人是老孙委托的律师，要求我三天内确认四十万元债务，否则将申请保全陈国梁留下的旧宅。那几个字排得很整齐，落在屏幕上，却比雨后的冷风更硬。我抬头看向周敏，问她现在该先应诉，还是去找那个可能碰到陈国梁旧签名的人。
04
林梅下班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银行。
她把陈国梁去世前后的流水打印了两份，一份夹进文件袋，一份放在餐桌上。纸上只有几笔固定收入，买药、取生活费、缴水电，数额都不大。
四十万元没有出现。
我坐在桌边，用手指沿着日期一行行往下划。越看越安静，心里那点侥幸慢慢没了位置。
林梅把一碗面放到我面前。
“医院的记录也拿回来。”
我说已经拿了。
她看着我，问我还想查什么。我没有马上回答，只把欠条照片翻出来，放在两人中间。
陈斌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来的。
我按下接听，他没有问候，第一句便是：“老孙找过你了？”
“你知道这事？”
“他跟我提过，说陈叔以前有一笔钱没结。”
窗外的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嗡嗡响。我问他，陈国梁什么时候拿的钱，拿来做什么。
陈斌沉默了几秒。
“都是亲戚，没必要问得像审人。”
“那张纸写的是四十万。”
“数目大，才更要顾着老人脸面。”
我捏住手机，没再说话。
他劝我先把钱凑上，房子的事情以后再说。说到最后，又提起赵芳，说她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家里要是闹起来，对谁都不好。
我问他有没有见过欠条原件。
“没有。就是听老孙说过。”
这句话听着轻，却在我心里划了一下。
陈斌是陈国梁的侄子，旧宅里那些柜子、票据和工具，他比我熟。丧事那几天，他帮着跑过几趟，也替赵芳收过东西。我当时忙得脚不沾地，几乎没问他动过什么。
电话挂断后，林梅把面碗往我这边推。
“你现在还觉得，只是老孙一个人的事？”
我抬头看她。
“我没说是他们。”
“我也没说是他们。”
她把银行流水翻到最后一页，指着那几笔支出：“先查清楚，不是给谁定罪。”
我没有反驳。
第二天，我带着材料去见周敏。她五十岁，办公室不大，书柜里塞满卷宗，窗台上放着一盆快枯的绿萝。她看材料时很慢，欠条先看正面，再看背面，最后拿尺子量了纸张尺寸。
“原件现在在谁手里？”
“孙志强。”
“他为什么不给你？”
“不清楚。”
周敏把照片放大，告诉我，欠条上的内容太简单，除了姓名和金额，几乎没有可以核对的细节。没有担保人，没有写明用途，也没有任何交付说明。
她没有直接说真假，只让我要原件。
“只看照片，很多地方不能下结论。”
我点头，把律师函递给她。
周敏看完，问我有没有办理过户。我说一直没有，旧宅还由赵芳住着。
她说先别急着处理房屋，也别在对方要求的确认书上签名。若对方走正式程序，就按材料答复。
回公司后，老孙已经在等我。
他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那只牛皮纸袋。见我过去，他把袋口捏紧了。
“律师看过了？”
“看过照片。”
“那就签字。”
“把原件给周律师。”
老孙的嘴角压下来。
“你连自己父亲的账都不认？”
“我认事实，不认一句空话。”
他往前走了一步，压低声音，说陈国梁人都走了，何必让他背着一笔说不清的账。旁边有人经过，目光在我们之间停了停，很快又移开。
这句话让我第一次有了刺痛感。
不是因为他提钱，而是因为他把陈国梁的名字拿出来，像拿一件没人替他说话的旧物。
我告诉他，没见到原件之前，我不会签任何东西。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把纸袋夹在腋下。
“那就等着。”
那天下午，陈斌又发来消息，只有一句话，让我别把事情弄得太难看。
我删掉了这条消息，又从回收箱里恢复出来，截图保存。
晚上回到旧宅，赵芳正在门口择菜。她看见我，手上的豆角停了一下。
“建平，外面那笔账，能不能先商量着办？”
她声音很轻，像怕邻居听见。
我说没凭据，不能拿钱。
她低头把坏掉的一截掐掉，过了半晌才说：“人都不在了，名声比什么都要紧。”
我望着院里那棵石榴树，树枝被雨水压得很低。陈国梁以前总拿竹竿把枝条撑起来，怕果子挨着墙。
赵芳又问，能不能先把钱给了，房子以后再慢慢说。
我胸口发闷，问她是不是知道什么。
她摇头，说自己只听陈斌提过，没看过纸，也没见过钱。
屋里传来水壶沸开的声音，她急忙起身去关火。走到门边时，她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没有责怪，只有疲惫。
我站在旧宅院子里，没有进去。
陈国梁生前用过的木门已经掉漆，门把上还有他留下的油渍。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这所房子当作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却从没真正把里面的一切查明白。
有些事不是不去看，就不存在。
回家后，我把流水、医院记录、欠条照片和聊天截图全装进文件袋。林梅坐在旁边，帮我把每一页按日期排好。
“你准备怎么办？”
“先拿到原件。”
“拿不到呢？”
我看着那只透明文件袋，里面的纸张层层叠着，边角整齐，却没有一张能替我回答那四十万元从哪里来。
“那就按程序走。”
林梅没有再劝，只把订书钉拆开，重新换成文件夹。她的动作很轻，金属扣合上时，发出清脆的一声。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联系老孙，要求在周敏见证下查看欠条原件。
他回得很快，只说可以，但原件只能在他手里，不能拍照，不能带走，也不能做任何处理。
我把这句话转给周敏。
她只回了五个字，让他带原件来。
下午四点，老孙终于到了。
他坐在周敏办公室靠门的位置，双手压着牛皮纸袋。周敏让他打开，他先看了我一眼，才慢慢抽出那张纸。
纸面在灯下发黄，边缘有几处细小卷曲。
周敏戴上手套，把欠条放到白纸上。她没有急着判断，只先看纸张、墨迹和落款的位置，又用放大镜观察名字的起笔。
老孙坐在对面，手指不断敲着膝盖。
“周律师，大家都省点时间。”
周敏没有抬头。
“先看完。”
我盯着那三个字，喉咙发干。陈国梁签过很多单子，维修单上的字总是向右斜，最后一笔喜欢往上挑。
欠条上的名字，看起来也像。
可周敏看了很久，眉头一点点收紧。
她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陈国梁生前的维修单，放在欠条旁边。两张纸之间只隔着几厘米，我却觉得那段距离怎么也跨不过去。
周敏换了一盏侧灯，又把放大图传到电脑上。
办公室里只剩键盘轻响和空调出风声。
过了几分钟，她把打印出来的放大图推到我面前。
05
周敏把打印图一张张铺开，先看欠条正面，再看背面的折痕。
老孙坐在她对面，手掌压着膝盖，脸色沉得像没擦干的玻璃。
“只是看字，能看出什么？”他问。
“初步只能说，落笔习惯有差别。”
周敏拿出陈国梁生前留下的维修单，和欠条并排放在灯下。她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把几个相同的字圈出来，标注起笔、停顿和收尾。
我站在旁边，眼睛有些酸。
那几个字我看了四十一年。陈国梁写东西总是快，横画短，竖画直，最后一笔常常往上挑。欠条上的陈字也有那个挑，可挑到中间便停了，像有人知道方向，却没摸准他的习惯。
我不敢多想，只盯着周敏的笔尖。
她又检查了纸张边缘和签名周围的墨色，随后把欠条放到扫描灯下。右下角那串身份证号被放大，数字之间有轻微的深浅变化，和上面的姓名、金额不在一个状态。
“这个号码是什么时候写的，还得做进一步检验。”她说，“现在能确定的是，不能把它当成自然形成的原始内容。”
老孙立刻伸手去拿。
周敏按住纸角。
“先别动。”
“这东西是我的。”
“你拿走可以，先拍照留存。”
老孙的手收了回去，脸色更加难看。
周敏让我把银行流水和医院记录摆上来。她把欠条日期、陈国梁最后一次住院检查日期、去世日期分别写在纸上。
“日期靠得很近。”她说，“这笔钱如果确实交付过，通常应当留下取款、转账，或者至少有用途记录。没有记录，不代表绝对没有，但需要对方解释。”
我把陈国梁的存折递过去。周敏翻完后，将最后一页摊平。
上面没有四十万元进账，也没有接近这个数目的取款。去世前那段时间，他的支出很固定，药费、饭钱和水电费，一笔比一笔小。
老孙看了一眼，冷笑。
“现金交付，当然不会出现在流水里。”
“那请说明交付地点和在场人。”周敏抬头，“还有当时为何没有写用途。”
“老人之间的事，我没必要向你交代这么细。”
“现在你主张这笔债，就需要交代。”
老孙把欠条收回袋里，不再说话。
离开办公室时，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说三天内必须给答复，否则就申请保全旧宅。
我问他，为什么急着把房子写进那张纸。
他没有回头，只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句话像一根细刺，扎在耳朵里，拔不出来。
周敏没有劝我息事宁人。她说可以先作笔迹初检，费用不算高，结果只能作为后续判断的依据，但至少能把眼前这层雾拨开一点。
我签了委托手续。
初检员是周敏联系的同行，姓何，年纪不大，说话很少。他在办公室里看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直接触碰原件，只对着扫描图和参照材料反复比对。
我坐在窗边，听见楼下有人搬纸箱，胶带被扯开的声音一阵一阵传上来。
何先生终于抬起头。
“陈先生，初步结果有两个。”
我站起来。
他把两张放大图推过来，一张是签名，一张是右下角的身份证号。签名的笔画被他分成几个部分，标着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签名存在临摹特征。准确说，是照着已有字迹描摹，熟练程度不高。”
我低头看那几个标记，脑子里先是一片空，随后耳边的声音全都远了。
“能确定不是本人写的吗？”
“初检不能用绝对词，但相似处集中在外形，运笔速度和收笔习惯不一致。正式鉴定还要看原件状态。”
我没有说话。
何先生又把第二张图移到我面前。
“这里更明显。身份证号的墨迹和欠条主体不一致，写入时间应当晚于上面的主要文字。具体早多少，需要专业检测。”
那串数字挤在纸角，正是我的身份证号。
我想起三天前的办公室，想起老孙站在我身后，用笔尖在报销单旁边轻轻划过的动作。那时我只觉得奇怪，现在再回看，连纸张摩擦的声音都清楚起来。
“也就是说，号码是后来补的？”
“从现象上看，存在这个可能。”
何先生把图收回去，没有继续往下说。
我坐回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半天没有移动。陈国梁三个字仍在我眼前，和那串身份证号挨在一起，像有人硬把两个不该并排出现的东西缝在了一处。
我原先担心的是，陈国梁也许真的有事情没有告诉我。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眼前的笔迹和墨迹推回去了。可推回去之后，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留下一个更冷的空洞。
到底是谁拿着他的旧字，写上了这张纸？
周敏把检测说明装进文件袋，提醒我先不要把结果告诉老孙。
“结果还只是初步，原件必须保管好。你这边保存好所有往来信息，尤其是对方改变说法的部分。”
我点头，把欠条照片、流水、医院记录和那两张放大图分别备份。
下午五点多，手机忽然震了一下。
是一封律师函。
发件人是老孙委托的律师，内容很短，要求我在三天内确认四十万元债务，否则将申请保全陈国梁留下的旧宅。
我把那句话看了两遍，屏幕边缘映着办公室的白灯。窗外天已经黑了，玻璃上只剩我的脸，还有桌面上那只没有合上的文件袋。
周敏把放大图推到我面前时，窗外刚下过一阵雨。她用铅笔点着欠条右下角，那里写着我的身份证号，数字挤在纸边，像后来才补上去的。她又把另一张放大图压过来，指着陈国梁三个字的起笔和收锋，说这几个字看上去像是照着旧字描出来的，不能直接认定，但需要进一步检验。她戴上眼镜，把日期圈了起来。那一天，正是陈国梁去世前一周。林梅站在桌边，一直没说话，只把我带来的银行流水按住。上面没有四十万元进账，也没有能对应这张纸的大额取款。
周敏问我有没有陈国梁生前签过的文件，尤其是笔画清楚、时间能核对的材料。我说旧宅里可能还有，工具箱、维修单、收据，都锁在柜子下面。话说到这里，我突然不敢再往下想。那只箱子三年没人完整清点，里面究竟留下过什么，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周敏收起放大图，提醒我先别联系对方争吵，也不要在任何确认材料上签字。她说，眼下能做的，是保存原件、核对时间、把每一步留下凭证。手机就在这时震了一下。
我低头看见一封律师函，发件人是老孙委托的律师，要求我三天内确认四十万元债务，否则就申请保全陈国梁留下的旧宅。那几个字排得很整齐，落在屏幕上，却比雨后的冷风更硬。我抬头看向周敏，问她现在该先应诉，还是去找那个可能碰到陈国梁旧签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