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支书把本村漂亮张寡妇当成了自己的情人,各方面都照顾她
我们村叫柳树屯,百十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土沟两边。沟不深,一下雨就积满了黄泥汤子,孩子们光着脚在里面踩,溅得满身都是。沟东头住着张寡妇,沟西头住着大队部。大队部的院子里有棵老榆树,榆树底下搁着块大青石,支书老赵天天坐在那块石头上,端着个搪瓷缸子喝茶,眼睛往沟东头瞟。
张寡妇叫什么,村里人都不怎么叫。年轻的喊她张姐,年长的喊她张家媳妇,再老点的干脆就叫“东头那个”。她男人走得早,八二年冬天,在公社砖窑上干活,窑塌了,人没跑出来。留下她和一个三岁的闺女,还有两间土坯房,一屁股饥荒。那年她二十六,正是好年纪。脸盘子白净,身段也周正,两条大辫子垂到腰窝,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晃得村里那些老爷们儿眼睛疼。
老赵那时候四十出头,当支书好几年了。这人长得不赖,高个子,宽肩膀,国字脸,说话声音洪亮,在社员大会上讲话,不用喇叭,后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婆娘是邻村的,老实巴交一个女人,给他生了俩儿子,整天围着锅台转,不怎么出门。老赵跟张寡妇的事,村里人背地里没少嚼舌头,可谁也不敢明着说。人家是支书,管着全大队的工分、口粮、宅基地,得罪了他,没你好果子吃。
说起来,老赵对张寡妇的照顾,那真是没得挑。春天播种的时候,别人家都是天不亮就下地,干到日头落山才回来。张寡妇不用。老赵给她安排的都是轻省活儿,看个场院,晒个粮食,有时候干脆让她去大队部帮着抄抄写写。她念过几年书,字写得周正,抄个花名册什么的正好。工分照记,满勤。秋收分粮的时候,她家那点工分,分不了多少。可每次分完,老赵都让人给她多扛两袋。有人嘀咕,老赵就瞪眼,说人家孤儿寡母的,你们好意思跟她计较?嘀咕的人就不敢吱声了。
八四年夏天,张寡妇的闺女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人都抽抽了。张寡妇抱着孩子跑到大队部,哭得话都说不利索。老赵二话没说,骑上大队那辆破自行车,后座上绑个筐,把孩子搁筐里,驮着就往公社卫生院跑。十几里土路,坑坑洼洼的,他愣是骑了不到半个钟头。到了卫生院,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孩子就悬了。打针吃药住了三天院,花了一百多块钱。张寡妇拿不出,老赵从兜里掏的。后来张寡妇要还,老赵摆手,说算了,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这事儿传出去,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有说老赵心善的,有说他别有用心。老赵的婆娘也听到了风声,在家里摔盆子砸碗,骂骂咧咧的。老赵也不跟她吵,闷头抽烟,抽完了说一句:“人家男人是给大队干活死的,咱不管谁管?”他婆娘说:“管可以,有你这么管的吗?又出钱又出力,你图什么?”老赵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说:“我图个良心。”然后就出去了,一宿没回来。
张寡妇心里明镜似的。她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她,也知道老赵对她好是为什么。可她没办法。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没劳力,没靠山,连口粮都挣不够。老赵是支书,是这柳树屯的天。天要下雨,你淋着;天要放晴,你晒着。你没得选。她也不是没想过跟老赵拉开距离。有一回,老赵又给她送粮,她堵在门口不让进,说:“赵支书,你别来了,外头人说闲话。”老赵站在门口,把粮袋子往地上一搁,说:“说闲话的让他们说去。你闺女不吃粮?你不吃粮?”张寡妇眼泪就下来了。她靠着门框,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出声。老赵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转身走了。粮袋子搁在门口,她到底还是拎进去了。
那年秋天,上面来了政策,说要给因公死亡社员的家属发抚恤金。张寡妇她男人是在公社砖窑上出的事,按理说该有她一份。可名单报上去,被卡了。说砖窑是公社的,不是大队的,让找公社去。张寡妇去了公社,人家又推回大队,说先让大队出证明。她跑了好几趟,腿都跑细了,事儿还是没办成。最后她去找老赵。老赵正坐在榆树底下那块青石上喝茶,听她说完,把茶缸子往石头上一墩,说:“走,我跟你去。”
老赵带着她,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又去了公社。这回他没求人,直接找了公社书记,把情况说了。书记说这事儿不好办,牵扯到好几个部门。老赵说:“人是在你们公社砖窑上死的,你们不能不管。”书记说:“老赵,你一个大队支书,管这么宽干什么?”老赵说:“我不是管得宽,我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欺负。”他声音不小,公社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书记脸上挂不住,打了个电话,这事儿就办了。张寡妇领到了八百块钱抚恤金,还有每月十块的补助。
回来的路上,张寡妇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没说话。到了村口,她从车上跳下来,站在路边,看着老赵。老赵推着车,也站住了。太阳快落山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张寡妇说:“赵支书,我请你吃顿饭吧。”老赵愣了一下,说:“吃什么饭,家里有。”张寡妇说:“就一顿。我烙饼,炒个鸡蛋。”老赵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天,说:“行。”
那天晚上,老赵去了张寡妇家。张寡妇烙了饼,炒了鸡蛋,还从坛子里捞了根咸菜。两个人坐在炕沿上,面对面吃。她闺女在里屋睡着了,外头蛐蛐叫得欢。老赵吃了两张饼,喝了碗水,说:“你手艺不错。”张寡妇笑了一下,没说话。那笑很浅,嘴角微微弯了弯,跟平时不一样。老赵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站起来,说:“我走了。”张寡妇没留他。她把老赵送到门口,站在门槛里头,说:“赵支书,往后……你别来了。”老赵站在院子里,背对着她,站了好一会儿,才说:“知道了。”然后他推着车走了,车轱辘碾在土路上,吱呀吱呀的,越来越远。
从那以后,老赵再没去过张寡妇家。分粮的时候,他还是让人多给她扛两袋,可自己不出面了。张寡妇也再没去过大队部。碰见了,点个头,各走各的。村里人渐渐也就不说了。风言风语这东西,没新的料,嚼着嚼着就淡了。
后来老赵不当支书了。年纪大了,退下来了。新支书是年轻人,有文化,有冲劲,可跟张寡妇没什么交情。张寡妇的日子又紧巴起来。她闺女上了中学,学费生活费,压得她喘不过气。她养了几只鸡,下了蛋不舍得吃,攒着卖钱。有一回老赵在集上碰见她,她正蹲在摊前卖鸡蛋,篮子里就剩几个了。老赵走过去,把剩下的全买了。张寡妇抬头看他,笑了笑。老赵说:“闺女学习怎么样?”张寡妇说:“还行,班上前几名。”老赵点点头,拎着鸡蛋走了。回到家,他婆娘问哪儿买的,他说集上。婆娘没再问,把鸡蛋搁进坛子里。
再后来,张寡妇的闺女考上了中专,走了。张寡妇一个人在家,种点地,养几只鸡,日子过得清净。老赵也老了,腰弯了,头发白了,天天坐在家门口晒太阳。俩人不怎么见面。偶尔在街上碰见了,一个叫“老赵”,一个叫“张家媳妇”,就过去了。
前年,张寡妇的闺女在城里安了家,回来接她去住。张寡妇收拾了两天,把该带的都带了。走的那天早上,她站在院子里,看了看那两间土坯房,看了看院子里的鸡窝,看了看墙角那棵老枣树。然后她锁了门,拎着包往外走。走到村口,看见老赵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晒太阳。她站住了,叫了声“老赵”。老赵抬起头,眯着眼看她。她说:“我走了,去城里。”老赵点了点头,说:“去吧,城里好。”张寡妇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个东西,搁在老赵旁边的石头上。是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几张票子,皱皱巴巴的,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毛票。她说:“当年你垫的医药费,我攒了好些年,一直没还。现在还你。”老赵看着那个布包,没动。张寡妇转身走了,背影像当年的两条大辫子一样,一晃一晃的,慢慢远了。
老赵坐在石头上,坐了很久。太阳快落山了,把天边染得通红。他拿起那个布包,攥在手里。布包很轻,可他觉得沉甸甸的。他叹了口气,把布包揣进兜里,拄着拐棍站起来,往家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村口。村口空荡荡的,只有那棵老榆树还在,树底下那块青石还在。可坐在青石上喝茶的人,没了。
这事儿过去好些年了。村里人偶尔提起,有人说老赵当年跟张寡妇肯定有点什么,有人说没有,老赵就是心善。说来说去,也没个定论。可有一回,老赵喝多了酒,跟他儿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就一件,我对不起你妈。”他儿子问什么事,他不说了,摇摇头,端着酒盅,看着窗外。
窗外头,风从沟东头吹过来,把院子里的榆树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老赵听着那风,听着听着,眼角湿了。他赶紧擦了,没人看见。
那年月的风,吹过去了就吹过去了。可有些事,风刮不走,埋在心里头,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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