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3月，黑龙江入海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雅科夫·特里亚皮琴率领的游击队逼近城外。当地华人称这座城市为庙街。冰雪尚未消融，俄国内战的余波、日军的扩张以及地方武装的失控，已经把这座港口城市推到了爆炸边缘。
尼古拉耶夫斯克并非普通的边远城镇。它扼守黑龙江出海通道，连接西伯利亚、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俄国革命后，白军、红军、外国干涉军和商人移民先后进入这里。日本军队自1918年登陆西伯利亚以来，便以保护侨民和援助白军为名，在远东扩大势力。
日本的算盘并不隐蔽。俄国正在内战，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无力稳定沿海地区。日本趁机控制港口、铁路和矿产资源，甚至试图把军事存在固定下来。高尔察克政权崩溃后，白军在远东的支撑迅速削弱，日军便成了当地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重要靠山。
特里亚皮琴并不是正规红军系统中声望很高的将领。他出身农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投身红军。1919年，他因不满上级要求停止某些军事行动，带领一批游击队脱离指挥体系。此后，各路溃兵、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加入，他的队伍迅速扩大。
问题也随之出现。
这支部队成分复杂，纪律并不稳固。有人相信革命，有人只想驱逐外国军队，也有人带着白军旧部甚至匪帮习气。特里亚皮琴拥有军事经验，却缺少约束部众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这样的队伍一旦进入城市，枪杆子很容易替代法律。
1920年初，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内约有数百名白军，日军也驻有一支部队，数量约三百五十人。城中还有日本侨民、俄国居民、中国居民和朝鲜居民。中国方面在附近设有舰船和人员，主要承担保护华侨、维持航运等事务。
游击队抵达后，曾试图与日方接触。两名前往谈判的使者被杀，究竟由谁下令，至今仍存在争议。但这起事件直接摧毁了双方最低限度的信任。白军很快失去抵抗能力，日军则宣布暂时中立，红军游击队因此进入城市。
特里亚皮琴曾向日方保证，不会侵犯日本侨民财产。可在逮捕白军、清算地方势力时，游击队的做法已经显露出强烈的报复色彩。日军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要求获得安全保障；游击队却要求日军解除武装。双方都认为对方正在拖延时间。
3月12日夜间，日军突然发动袭击。日本驻军不仅出动现役士兵，一部分日本侨民也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斗。游击队总部遭到攻击，城内多处起火，枪声持续了一整夜。特里亚皮琴负伤，游击队被切割成数段，无法及时联络。
“不能再等了，必须反击。”
在混乱中，这类命令不断传出。游击队人数占优，却没有统一指挥，最初伤亡十分惨重。随后，布德林接替部分指挥，调集力量展开反攻。战斗一直持续到3月14日，日军逐渐退守使馆及驻军周边区域。
日军投降后，局面并没有恢复平静。游击队员和城内居民将此前的伤亡归咎于日本驻军，报复迅速蔓延。日本军人、侨民以及被认定与日军合作的人员遭到杀害，房屋被焚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所谓“血腥一夜”并非一场单纯的战斗，而是突袭、反击、清算和失控报复连续叠加的结果。
关于死亡人数，不同档案和研究存在差异。日本军人、侨民及相关人员的死者达到数百人，白军和俄国居民也有大量伤亡。中国人和朝鲜人在这一阶段大多未被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一些与中国人通婚的日本妇女还得到转移。但这并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大量非战斗人员被卷入屠杀，地方武装已经突破了战争底线。
战事暂时结束后，特里亚皮琴在当地建立了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权，试图取消货币和旧式商业制度，并吸收中国人、朝鲜人参与管理。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地方权力重组；实际上，远东共和国与中央红军都很难控制这支武装。
更棘手的变化发生在4月。日本重新增兵，占领海参崴、伯力等远东要地，尼古拉耶夫斯克逐渐陷入孤立。游击队既无法得到稳定补给，也难以抵挡日军下一轮进攻。撤离前，城内建筑被焚毁，监狱中的日本俘虏也被杀害，事件由此造成更大规模的外交震动。
日本政府借此强化了国内对俄军事行动的支持，并以保护侨民为理由继续占据北库页岛。远东共和国承受着外交压力，也意识到特里亚皮琴已经从一名地方指挥员变成危险的政治负担。1920年夏，他被捕并经审判处死。
庙街惨案不是某一个夜晚突然发生的悲剧。日本的远东扩张、白军残部的求援、游击队的越权行动、日军的先发制人，以及战后无法遏制的报复，共同把一座港口城市推入深渊。对于身处其中的普通居民而言，国旗更换得很快，枪声却从未真正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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