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前，面色灰黄、嘴唇呈青紫色，曾对贴身护士说了八个字

1976年9月8日晚，中南海的病房里，毛泽东突然呼吸急促，贴身护士孟锦云立即呼叫医生。此时的他面色灰黄，嘴唇青紫，身体已经虚弱到难以完整说话。医护人员围拢过来时，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这八个字，后来被记录为毛泽东临终前留下的最后话语。语气很平实，没有长篇遗言，也没有刻意安排的场面，却准确反映出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身体状况。

早在1975年年底，毛泽东已经很难独自行走。从卧室到客厅这样不长的距离，也常常需要工作人员搀扶。心肺疾病、膝关节问题和长期劳累叠加在一起，使他的行动越来越困难。

可身体衰弱，并没有让他完全停止处理事务。1975年12月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面对对方询问身体情况，他指了指脑袋，又拍了拍腿，说自己的脑子还可以，腿脚却不太听使唤。

谈到生死时，他依旧带着惯有的幽默，称自己像摆在这里的一件展品，还说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基辛格劝他不要急着接受，毛泽东便在纸上写下：“我接受医生的命令。”这里的“医生”，既回应了基辛格的身份，也保留了他一贯的语言机锋。

会谈并不只是寒暄。毛泽东用拳头和大拇指代表美国，又伸出小拇指代表中国，形象说明双方力量差距。基辛格则表示，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仍有共同利益。毛泽东在纸上写了一个英文单词：“对。”

1976年2月，尼克松夫妇访华。尼克松已经卸任美国总统，身边人曾考虑是否还要让重病中的毛泽东会见他，但毛泽东仍然同意了。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很多话需要先写在纸上，再由工作人员辨认。

那次见面，毛泽东说话时常要停顿，手也明显颤抖。无法连续表达时，他就拿起笔。会谈结束前，他端起青瓷茶杯，示意尼克松碰杯，并说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老冤家”，不打不成交，应当为“冤家”干一杯。尼克松起初没有理解这一礼节，随后举杯回应。

几个月后，毛泽东的身体进一步恶化。1976年5月27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即将结束访华，提出希望再见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刚接受治疗不久，身体尚未恢复，却答应了这次会面。

两人见面时间很短。毛泽东询问布托的身体，听到对方回答健康后，又说自己已经“哪儿都不好了”。布托称赞他创造了伟大的历史，毛泽东只是平静地回应：“我没有做出多少成绩。”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客人。

身体上的衰退，还影响了他写字和进食。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看完电影《创业》后，曾亲自写信作批示。字迹因为手抖而歪斜，孟锦云劝他以后让别人代写，他却拒绝了：“还是我自己来，不能以嘴代劳。”

不愿轻易依赖药物，也是晚年毛泽东的一种坚持。他曾把打针吃药看作借助“外援”，认为治病也要依靠自身抵抗力。后来进食困难，孟锦云多次劝他使用鼻饲管，才得到同意。第二天身体稍有好转，他还对护士说：“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即使到了生命末期，读书和了解外部世界仍未中断。毛泽东一生藏书众多，菊香书屋后来整理出的书籍超过9万册，其中不少留下圈画和批注。他不只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读唯心主义作品，还读蒋介石的文章，认为了解对手，才能看清问题所在。

1976年9月8日，他已经全身连接着医疗管线，清醒与昏睡交替出现。每次醒来，仍会要求工作人员拿书或文件，有些内容看不清，就让人读给他听。那一天，他前后醒来11次，阅读或听读累计约2小时50分钟。

最后一次清醒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先用铅笔在纸上划了三道线。旁人没有看懂，他又抬手敲了三下床头。工作人员反复猜测后，才想到当时日本正在举行选举，首相是三木武夫，“敲三下木头”可能是在要求查看三木武夫的资料。

护士确认后，毛泽东点头。下午4时37分，他听取了有关三木武夫的消息。这成为他最后经手的一份文件。此后，他再次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当晚7时10分左右，毛泽东呼吸突然加快。孟锦云一面按摩他的胸部，一面呼叫医生。医护人员赶来后展开抢救，过程中，他说出了那八个字：“我很难受，叫医生来。”数小时后，抢救仍未能挽回病情。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当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发了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