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9日,国务院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一场正在升温的讨论:如果两岸统一,台湾的选举、司法、财政、军队和社会生活,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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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的起点,是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其泽在2026年8月下旬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与许多停留在“支持统一”或“反对统一”的政治口号不同,他试图把问题拆成一项项具体制度:统一之后,普通人的日子怎么过,地方权力有多大,原有制度还能保留多少。
这也是这场争议真正受到关注的原因。它没有继续绕着立场打转,而是直接碰到了统一之后最现实、也最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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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泽提出的基本框架,被为“一国一主权、两制两法域”。
前半句的意思是,统一之后只能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台湾不能继续以主权国家名义参与国际活动,不能谋求联合国席位,不能接受外国驻军,也不能加入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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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句则强调,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在地方治理、司法、财政、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拥有较大自主空间。
围绕这个框架,他提出了几类具体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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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有的选举制度继续运行,地方行政负责人和立法机构由台湾居民选举产生,保留多党竞争;相对完整的司法体系继续存在,普通民事、刑事和商事案件原则上在台湾终审;台湾保有较完整的财政、税收、货币和经济管理权限,地方收入主要用于本地发展和民生改善。
他还提出,在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制造“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可以保留一定的对外经贸、文化和社会交往功能。统一过渡期内,大陆不驻军,台湾保留必要的地方防卫力量,但不能接受外国指挥,也不能与外国建立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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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主制度、司法权利和财政金融自治等核心安排,如果要作重大修改,还应设置较高门槛,不能由单方面决定随意改变。
这些内容当然不等于任何一方已经接受的正式方案。它们更多是台湾学者基于自身立场提出的设想,其中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地方关系的部分,必然存在重大争议。可讨论的意义,恰恰不在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而在于它把抽象的政治命题,变成了可以逐条讨论的制度问题。
争议很快集中到了一个关键点:台湾的高度自治权究竟从哪里来?
有大陆学者和读者提出,如果统一后的台湾被设计成“中央只能行使列举出来的权力,其余权力天然属于台湾”,那么台湾就可能被理解为一个原本拥有完整政治权力、只是把部分权力交给中央的实体。这种结构,显然与单一制国家的基本逻辑存在冲突,也可能在制度内部留下新的分裂风险。
在后续讨论中,李其泽调整了部分表述。他承认,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台湾的高度自治权应当由国家宪法和全国人大依法授予,而不是来自一个与中央并列的“原生性权力”。
他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也有所补充。制度保障不能只要求大陆作出承诺,台湾如果要求保留自身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地方自治,也需要对国家统一承担相应义务。
这说明,方案并非一份已经完成的“价目表”,而是在公开讨论中不断修正的思路。有人关心自治边界,有人关心安全安排,也有人更在意财产、就业、养老金、教育和生活方式能否得到保障。不同问题背后,是两岸社会对风险和未来的不同想象。
9月9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称统一后的台湾具体方案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国台办没有以“不许谈”回应这场讨论,而是表示欢迎建言献策。陈斌华还表示,统一对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这番表态释放出的信息很清楚: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可以谈,具体形式可以谈,台湾社会的利益和感受也可以谈,但“永远不统一”不能被视为一个无限期有效的选项。
可就在第二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应。
9月10日,梁文杰表示自己看过李其泽的文章,并评价文章“蛮有趣”。但谈到民选制度、司法终审、不驻军以及保留自卫军力等条件时,他直接判断,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
问题在于,这种回应并没有逐项讨论方案本身。哪些条件涉及主权和安全,哪些安排可以谈,哪些部分需要修改,梁文杰没有展开说明,而是在大陆尚未逐条回应之前,先替对方宣布了“全部拒绝”。
这正是整场争议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边是学者把问题具体化,讨论选举、司法、财政和军队;另一边却迅速把这些具体条件重新压回“对岸不可能同意”的判断。表面这是对方案的否定,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进入方案内部。
长期以来,两岸政治讨论很容易陷入口号:统一还是独立,接受还是拒绝,支持哪一边,反对哪一边。口号简单,立场鲜明,也最容易动员情绪。但普通人真正关心的,往往不是几个政治标签,而是房产是否受影响,收入和养老金如何保障,孩子接受什么教育,企业能否继续经营,司法是否可靠,生活方式会不会突然改变。
只要问题停留在立场上,很多人可以用结束讨论。一旦问题落到制度条文和个人生活,事情就复杂得多,也更难用“绝不可能”四个字带过。
李其泽提出的方案并不意味着台湾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也不意味着大陆会照单全收。围绕主权、安全、军队、司法终审和财政权力的分歧,都不可能靠几篇文章消失。台湾陆委会的担忧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没有道理,任何统一安排都需要面对权力边界、执行机制和长期稳定的问题。
但至少,这场讨论把一个长期被政治化、标签化的问题,推到了更具体的层面:如果未来真的要谈统一,不能只谈愿景,也不能只谈拒绝;既要谈原则,更要谈规则;既要谈国家层面的安排,也要回答普通人如何生活。
统一方案如果无法回应这些问题,就很难获得真实的信任。反过来,如果连问题本身都不允许被提出,公众也只能在口号和猜测之间作出判断。
截至目前,各方只是表达了不同立场,并没有形成可以执行的共同方案。争议还会继续,而真正有分量的答案,不在于谁先把门关上,而在于谁愿意把每一项具体问题摆到桌面上,接受持续、公开、谨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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