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独子曾无恶不作，杀害共产党员，建国后他究竟被如何处置？

1949年9月8日，浙江江山县刘家山村，天还没亮，几名公安人员已经悄悄包围了一座仓库。仓库门口挂着“戴家仓库”的旧牌子，里面藏着的不是普通逃犯，而是戴笠之子戴藏宜。

抓捕不能硬闯。侦查人员等到深夜，派人走到门前敲了三下。屋里传出声音：“谁？”门外答道：“送早饭的。”戴藏宜放松警惕，刚把门打开，埋伏人员便一拥而上，将其当场制服。

这个曾经凭借父亲权势横行乡里的少爷，为何会落到这样的境地？事情还要从江山戴家在当地的影响说起。

戴藏宜出生于江山县，又名戴善武，是戴笠与毛秀丛的儿子。戴笠很早便离开家乡谋求发展，儿子主要由母亲和祖母抚养。由于父亲长期身居高位，戴藏宜从小便笼罩在特殊家庭背景之下。

熟悉戴笠的人曾说，戴藏宜不仅相貌酷似父亲，连脾气、做派甚至笔迹都很像。这样的评价，并非单纯指外貌。成年后，他不愿安心读书，上海求学期间中途返回江山，后来担任地方小学负责人，却利用身份欺压他人，生活放纵，乡里对他颇有怨言。

戴笠对这个儿子并不十分满意，却始终没有放弃庇护。依靠父亲的关系，戴藏宜获得了少将名义，还担任保安乡自卫队主任。一个没有真正功劳、却拥有武装和权力的人，做事自然更加肆无忌惮。

江山当地盛产毛竹，造纸业也较为集中。戴家势力坐大后，控制了不少竹山和纸槽，工人处境艰难。1939年前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戴家非但不愿妥协，戴春榜还曾指使人员殴打工人，矛盾由此激化。

地下党员华春荣在工人中很有威望。他早年担任广渡乡乡长时，常拿自家田产救济缺粮百姓，甚至被乡民称作“赔田乡长”。江山地下党组织成立后，华春荣被吸收参加革命工作，并利用地方身份掩护干部、传递消息。

罢工发生时，华春荣站在工人一边，最终迫使戴家接受部分要求。工人推选他担任纸业工会负责人，这让戴家视为眼中钉。更早以前，华春荣还曾当面管束过年轻时的戴笠，两层旧怨叠在一起，冲突已经难以调和。

戴笠得知华春荣是地下党员后，便发电报要求儿子处理此事。随后，戴藏宜派人于夜间杀害华春荣，并对其家人下毒手。华春荣之死，不只是私人报复，也与戴家压制工人、打击地方进步力量密切相关。

抗战胜利后，戴笠把儿子安排到京沪铁路警务系统任职。戴藏宜借工作便利从事军火倒卖，日子过得更加张狂。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机失事身亡，戴藏宜最大的靠山突然倒塌。

他急忙赶往南京，原以为还能继承父亲留下的人脉和财物，却发现局势早已不同。军统方面以保管遗物为名接收了戴笠的财产、武器和交通工具。失去父亲后，戴藏宜第一次清楚感到，所谓权势其实依附于具体的人和机构。

蒋介石后来设立“雨农中学”等纪念项目，戴藏宜又得到一份差事。他手里有“总裁手谕”，回到江山后仍旧借机敛财。1949年4月3日，其祖母蓝氏去世，戴家操办葬礼，场面十分铺张。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成为戴家在江山的最后一次显赫。

同年5月，解放军进驻江山。戴藏宜明白，自己既有戴笠之子的身份，又背负杀害地下党员的罪行，留下来必然接受审查。有人劝他南逃，他却舍不得家产。最终，他带着妻子郑锡英、子女和七只皮箱，向闽北浦城方向逃去。

一行人在浦城附近被水北乡民团截住，财物遭到扣押。民团内部因分赃不均发生争执，有人进城向解放军报告。驻浦城的解放军部队随后将戴藏宜一行带走。

被安置在旅店看管期间，戴藏宜趁人不备跳窗逃跑，这是第一次潜逃。他无处可去，只好返回江山一带藏匿。解放军搜捕时抓到其手下柴春林，并没有简单处置，而是向他说明政策，允许其回去传话。

几天后，柴春林再次出现，转达戴藏宜的条件：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担心子女受到牵连。同时，他供出了军统人员周浩然的活动地点及一处藏枪线索。解放军答应其子女不受牵连，并说明投诚后本人将接受政府管制。

1949年7月10日，戴藏宜到警卫连投诚，随后被送往县城。由于按投诚人员对待，他没有被戴上刑具，只拿到纸笔交代问题。遗憾的是，他很快又改变主意，利用看管上的宽松再次逃跑。

这一次，浙江省公安机关要求限期缉捕。戴藏宜独自躲进深山，借密令牌与旧部联络。公安人员曾试图冒充其手下，却始终没有见到本人。转机来自一名农民的细节：刘家山有个衣着破旧的“农民”，手里却拿着过期报纸。

当地农民大多不识字，这个反常之处引起侦查人员注意。1949年9月8日，公安人员赶到刘家山，以送饭为由诱开仓门，终于将戴藏宜抓获。

他被押往杭州小车桥省第一监狱，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1951年1月30日，江山保安乡召开公审大会，戴藏宜因杀害华春荣等罪行以及两次潜逃，被判处死刑，随后执行枪决。

戴藏宜死后，妻儿没有因亲属关系被一并惩处。家属后来分散生活，部分子女留在大陆，部分经改名换姓后前往台湾。戴眉曼与戴以宏长期不知道彼此下落，直到1991年5月，兄妹才有机会赴台与母亲及亲属团聚。戴家父子留下的，不再是权势，而是一份被案件、逃亡和分离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家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