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宴请司徒美堂，事后周恩来追问：你究竟觉得毛主席怎么样？

1949年9月的一天，北平，司徒美堂参加了一场为民主人士准备的宴请。席间谈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新国家究竟该怎样建立。这个从海外归来的老人，已经81岁，却仍被毛泽东、周恩来视为必须认真倾听的长者。

司徒美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他出生于广东开平，幼年丧父，9岁左右便因家贫停学。1880年前后，他随乡人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做过杂工，也亲眼见过华侨在异国遭受的歧视和排斥。

美国排华政策持续多年，华侨既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也缺少能够互相扶持的组织。司徒美堂加入洪门致公堂后，逐渐从一个谋生者变成华侨社团的重要人物。安良堂等组织在他的经营下，不只是帮会性质的团体，也承担了救济乡亲、维护侨胞权益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他与中国近代革命的联系，并不是从国内官场开始的，而是在海外餐馆和会馆中建立起来的。1904年，孙中山到波士顿宣传革命，司徒美堂负责接待。孙中山认为革命经费来之不易，住店和饮食都不能铺张。司徒美堂由此更加敬重这位革命者。

辛亥革命前后，美洲华侨为革命筹集款项，司徒美堂是重要组织者。孙中山急需经费时，他曾提出抵押洪门产业筹款，以解燃眉之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邀请他回国任职，他却没有接受。

“不是为了做官。”这是司徒美堂一贯的态度。对他而言，支持革命是为了改变国家命运，而不是换取个人位置。这种选择，也使他后来不容易被任何一方简单收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纽约组织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募集资金和物资。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曾因捐款被截留而严厉交涉。抗战不是口号，钱款必须真正送到前线，这件事让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敷衍越来越失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司徒美堂被日军拘押。日方试图利用他的侨界威望，让他出任傀儡组织职务。他拒绝了，宁愿承受威胁，也不肯在晚年留下汉奸名声。后来，在宋庆龄、廖承志以及华侨人士等方面的营救下，他辗转抵达重庆。

重庆之行使他的判断更加明确。蒋介石夫妇对他礼遇有加，但现实中的消极抗日、扣留捐款以及对抗日力量的压制，无法靠几句客套话遮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司徒美堂便公开表示，所谓置身事外的“中间路线”很难存在，人民正在受苦，不能袖手旁观。

1948年10月，他写信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表示愿意回国。毛泽东的复信于1949年1月送达，邀请他到解放区参加建国讨论。司徒美堂随即启程，经香港、天津抵达北平。此时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交通并不便利，他的回国本身就带有明确的政治选择。

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山路崎岖，车辆难以直达。司徒美堂年事已高，警卫人员便用藤椅和木棍做成简易抬具，将他送上山。毛泽东在门口等候，并亲自搀扶老人。两人交谈时，司徒美堂说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随即纠正：“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句纠正并非故意挑剔，而是毛泽东对政治表达的严谨要求。中国有悠久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28年，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司徒美堂很快改口。细节虽小，却体现了双方谈话时的平等与坦率。

会面结束后，周恩来问他：“你觉得毛主席怎么样？”司徒美堂回答，毛主席没有架子，愿意平等交谈，民主协商不是做样子。过去他以为民主人士只是来“抬轿子”，见面之后才明白，参与新政权建设的人既是被尊重的合作者，也要承担实际责任。

政协会议讨论国号时，司徒美堂明确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他认为，国号应当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不能继续沿用已经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损毁的简称。这个意见得到许多与会者赞同，最终写入新中国的正式名称。

1949年10月1日，司徒美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此前有人担心他年老体弱，建议使用担架，他却提前练习行走，拒绝被抬上去。开国大典后，他原本准备回美国，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劝他留下，参与国家恢复和建设。

他最终留在北平，住在北池子一处四合院。由于回国仓促，冬衣准备不足，周恩来得知后安排人为他定制大衣。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逝世。周恩来从国外返京后直奔住处，5月10日主持公祭，遗体随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