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即将全线建成，周恩来陪同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客人来到桥头。江风很大，桥上的施工痕迹尚未完全褪去，这座连接铁路与公路的工程，承载着一个国家对自主建设的证明。
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12月29日正式建成通车，是新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长江大桥。它的建成，改变了南京长期依靠轮渡过江的交通格局，也让外界看到，中国工程人员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大型桥梁建设。
参观过程中，解说员准备得十分充分。她介绍了大桥的桥墩、钢梁、铁路桥面和公路桥面，语气熟练，内容也很有条理。客人听得认真，周恩来在一旁没有打断，只是偶尔点头。
讲到桥梁使用的材料时，解说员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全部材料，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
话音落下，周恩来眉头微微皱起。
这句话听起来很提气，却并不准确。周恩来没有当场纠正，仍然陪同客人完成参观。等外宾离开后，他专门找到了那位解说员，指出问题所在：“介绍得很好，但‘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这句话要改。”
解说员有些意外。周恩来接着解释，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期间，曾使用一部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后留下的材料，而其中有些材料是苏联援助的，钢轨上还留有俄文字母。这样的事实，不能因为宣传效果好听，就被一句“全部国产”遮过去。
“以后介绍时，要把情况说清楚。”
这件小事，表面上只是改动几个字，实际涉及历史叙述的边界。南京长江大桥体现的是中国工程力量的成长，但“自主设计、施工”与“所有材料全部国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可以准确说明建设能力，后者却容易把事实说满。
不得不说，周恩来的“较真”并非只针对重大文件和重要会议。一个解说词里的限定词，一段材料来源的说明，甚至钢轨上留下的文字，他都不愿轻易放过。对历史来说，少说一点并不可怕，说错了才会留下问题。
这种态度，在邓颖超处理周恩来身后纪念文章时同样表现得很明显。1976年底，《人民日报》准备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刊发纪念文章，稿件送到邓颖超手中，请她审阅。文章的基调没有问题，但一些细节被写得过于饱满。
有篇文章说，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工作时，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浇水、种菜，以此表现他的平易近人。邓颖超看后提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周恩来当时承担着大量统战、联络和谈判工作，确实做过浇水、种菜之类的事情，却不能把“偶尔”改成“经常”。
还有文章写到重庆谈判，说周恩来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与毛泽东“寸步不离”。邓颖超也不同意。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需要接触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工作安排，两人不可能始终形影不离。
措辞看似生动，事实却不能靠想象补足。
文章中关于1938年长沙大火的说法，也被邓颖超要求核实。她指出，长沙大火与国民党方面推行的“焦土抗战”有关，这一做法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不能简单写成“为了谋害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人在长沙，更不能因此把事件动机直接归结为针对个人。
邓颖超在审阅时强调，回忆历史要有严肃、科学的态度，事实必须确切、完整，不能只取前半段，舍弃后半段；不能为了吸引读者，添加“神奇”“传奇”之类的色彩，更不能把没有发生过的情节写进去。
这番话并不华丽，却把纪念文章最容易出现的问题点了出来。亲历者往往最清楚，一个人物被过度神化之后，真实经历反而会被遮住。周恩来确实有许多值得记述的事迹，但事迹越重要，越不能用夸张来替代证据。
南京长江大桥的材料来源如此，重庆岁月的生活细节如此，长沙大火的事件背景也是如此。历史叙述可以有温度，不能没有尺寸；可以突出意义，不能随意改变事实。对那一代人而言，实事求是不是文章结尾的套话，而是落在每一个字、每一处细节上的工作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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