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1月，直隶大名城外，数万民工分批赶来。铁镐刨土，杠子撬砖，牲口拉车，三天三夜没有停歇。被拆掉的不是一座普通县城，而是一座做过国都、陪都和区域政治中心的古城。
这件事听起来很反常。历代统治者往往花费巨大力气修筑城池，大名府却在战事结束后被主动拆除。要理解这个选择，得先看清它所处的位置：漳河、卫河交汇附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却也长期受到洪水威胁。
大名一带最早的县治，并不叫大名县。西汉时，这里设置元城县；十六国前燕时期，又析置贵乡县。两个县后来长期并存，到了明清时期，元城县一直与大名府同城，大名县则屡次迁移，府、县之间并非始终“同城办公”。
真正改变当地地位的，是魏州的崛起。隋唐时期，魏州已经是河北地区的重要州郡。唐朝后期，魏博节度使控制河北腹地，魏州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黄河以北连接南北的交通节点。
建中三年，即782年，田悦自称魏王，将魏州改称大名府。这个名称后来几经变化，却始终保留下来。到了唐僖宗时期，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扩建城池，形成大城、罗城、牙城三重结构，规模极其庞大。
据史料记载，大城周长达到八十里，罗城约四十里，内有牙城。如此巨大的城郭，既是防御工程，也是权力展示。它不只是地方官署所在地，更像一座围绕军政机构运转的区域中心。
923年，后唐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魏州为兴唐府，并一度以此作为都城。后来国都迁往洛阳，但魏州的政治地位并未立即消失。后晋、后汉、后周时期，这里仍被作为陪都使用。
有意思的是，大名府的“国都经历”并没有带来长期稳定。五代政权更迭频繁，魏州夹在各方势力之间，既是争夺目标，也是兵锋反复经过的地方。城池越坚固，越容易成为攻守焦点，百姓承受的负担也越重。
北宋建立后，大名府迎来第二次高峰。宋仁宗庆历二年，即1042年，朝廷将大名府升为北京，用来拱卫东京开封府，防备契丹南下。宰相吕夷简主持修缮，外城周长约二十二公里，宫城布局参照东京汴梁。
这座北京大名府，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城堡。官署、仓储、学校和民居密布其间，控制范围涉及今天河北、河南、山东交界的多个县份。大名府之所以在后世广为人知，也与《水浒传》中“北京大名府”的文学书写有关。
但再大的城，也抵挡不住河流改道和洪水冲击。金兵南下时，大名府遭到攻破，宋军降将刘豫曾参与攻城。金朝扶植刘豫建立“大齐”，并以大名府作为都城。这个短暂政权很快覆灭，城池又经历战乱。
元代，大名路总管府设于此地；明初，大名府仍以旧城为治所。1401年，漳河、卫河同时泛滥，旧城受到严重破坏。水势冲毁的，不只是城墙，还有原有的街巷、官署和居民聚落。
明朝随后另择地点筑城。新城位于御河北岸，最初是土城，周长九里，设东、西、南、北四门，并配有护城河和瓮城。成化、弘治、嘉靖年间，城墙逐渐加砖，修建城楼、角楼和炮台，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又多次修补。
大名县的县治迁徙，也反映出水患对地方行政的影响。北宋政和六年，即1116年，大名县治迁往今旧治一带；元代又曾迁回府城，随后再度外迁。明代洪武年间，大名县一度并入魏县，后复置。1401年，县治随府治迁入新城，十年后又迁回旧治。
清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县城再次受到洪水影响，大名县治不得不迁回大名府城。此后，府城中形成大名府、元城县、大名县一府两县并设的格局。地方行政看似稳定，实际上仍受河道、堤防和城址安全牵制。
民国初年实行“废府存县”，存在五百多年的大名府建制被撤销。府城失去区域行政中心的身份，城墙的军事价值也随之下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古城又一次成为军事目标。
1945年5月，日军撤离大名城。为防止其重新据守，冀南地方决定拆除城墙。1946年1月，魏县、广平、馆陶等地组织民工支援，铁镐、扁担和大车同时上阵。城墙被拆成土丘，原因并非城市扩建，而是战争环境下的防御考虑。
大名府的反复兴废，表面看是城池屡修屡毁，背后却是三种力量轮番作用：交通带来的繁荣，军事地位带来的争夺，以及漳河、卫河带来的水患。它曾因位置成为国都，也因同一位置成为难以守住、难以安置的城池。能决定一座城命运的，从来不只是城墙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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