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想拿一幅图当国旗，张治中却反对：摆根金箍棒干嘛？

1949年8月，北平，政协筹备会正在讨论国旗图案。面对两百多幅应征作品，毛泽东曾比较倾向一颗星加一条黄线的设计，黄线寓意黄河。张治中却当场提出异议：“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

他又补了一句：“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根金箍棒干嘛？”话说得直，甚至带着几分幽默，却不是故意唱反调。张治中考虑的是图案的政治含义，也考虑普通百姓看到之后会产生什么联想。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两人的相处方式。张治中不是逢迎者，毛泽东也并不把不同意见看成冒犯。经过重新讨论，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五颗星的排列，既有鲜明的象征意义，视觉上也更加简洁庄重。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早在这面国旗确定之前便已形成了特殊基础。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受命到延安迎接，负责把毛泽东一行接到重庆。

当时的张治中曾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真正了解。见面之后，他对毛泽东的学识、谈吐和处事气度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担心重庆之行存在风险，曾与张治中商谈住处问题。

张治中表示，可以把自己的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周恩来问他的家人怎么办，他笑着说：“重庆这么大，在哪找不到一处房子？”这句话不复杂，却表明他愿意用个人身份为谈判提供一层保障。

谈判期间，周恩来曾担心毛泽东提前返程的安全。张治中明确表示：“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张治中亲自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

毛泽东后来评价张治中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人，并提到两件往事：他曾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还撤销过康泽主持的集中营。这样的评价，并非因为张治中出身国民党高层而有所回避，而是看重他在关键位置上做过的具体选择。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参加国内和平谈判。毛泽东在香山设宴相待，还谈起重庆的酒席与延安的小米。会谈持续十多天，中共方面于4月13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表团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遗憾的是，南京政府最终拒绝签字，谈判破裂。张治中原本准备返回南京复命，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他若回去，处境可能十分危险，也难以再发挥作用。中共方面设法把他的家人接到北平，张治中经过权衡，决定留下，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去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应该从“大年初一”重新开始。张治中原想退出政治舞台，认为失败的旧政权既已成为过去，自己也应随之退场。毛泽东没有简单否定他的经历，而是把他的选择视为新的起点。

政协筹备期间，国号讨论也出现过不同意见。毛泽东一度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认为“共和”本身已经包含民主，不必重复，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意见被采纳，国号由此确定。

同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张治中曾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毛泽东请他向新疆军政人员说明形势，争取和平解决。9月25日，陶峙岳宣布起义；9月26日，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实现和平解放。张治中的特殊经历，在这里再次成为沟通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有人用“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等话讥讽民主人士。张治中向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回答，党内还在进行说服教育，不能由共产党包办一切，应当让大家合作。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劝毛泽东讲话。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国家主席不能只主持而不发言。毛泽东起初说，似乎只有张治中希望自己讲话。张治中答道：“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您讲话。”毛泽东最终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武汉等地。毛泽东下长江游泳，邀请他一起下水，张治中没有答应，毛泽东便笑称他做“观潮派”。在南京，毛泽东还当面问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早年向张治中借的三千元是否归还。那笔钱，是抗战时期张治中资助青年江渭清开展抗日活动的款项。

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带病登上天安门，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啊！”随后又谈到被打倒干部的数量问题。毛泽东没有当场争辩，但仍惦记他的病情。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终年79岁。毛泽东送了花圈，这段跨越两个政权的特殊交往，也随之留下了最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