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6年3月18日，塞尔维亚波扎雷瓦茨，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棺木被送进自家庭院。没有国葬，没有现任政府主持，送葬队伍却从贝尔格莱德延伸到这座小城，数万名民众冒雨相随。
这场葬礼看似是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事，实际上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社会的复杂心态：有人把他视为抵抗西方压力的民族领袖，也有人认为他应当为战争与灾难承担责任。
米洛舍维奇于2006年3月11日死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拘押中心，年仅64岁。当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审判尚未结束，他被控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及种族灭绝相关罪行。由于他的死亡，审判依法终止，法庭没有对其作出最终有罪判决。
死讯传回塞尔维亚后，争议并没有随之消失。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外，很快聚集起悼念者。有人献花，有人点燃蜡烛，也有人撑着雨伞沉默站立。一位老人对身边人说：“他有错，可他至少没有把科索沃交出去。”旁边有人回应：“战争留下的伤口，也不能因为他死了就消失。”
3月15日，米洛舍维奇的遗体从荷兰运抵贝尔格莱德。棺木覆盖着塞尔维亚国旗，随后被送往市博物馆供人瞻仰。前来悼念的人数不断增加，普通工人、退伍军人、社会党支持者，以及从其他地区赶来的塞族民众，都出现在队伍之中。
3月18日，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公开追悼活动，约有5万多名市民参加。仪式并非国家葬礼，而是由塞尔维亚社会党组织。政治上的冷处理与民间的高规格送别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反差本身就说明，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
仪式结束后，灵车驶向波扎雷瓦茨。沿途有人追随，有人站在道路两旁撒花。抵达米洛舍维奇家族住宅后，葬礼转为私人性质，参加者约百人。由于米洛舍维奇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和儿子马尔科仍在俄罗斯，未能回国参加葬礼，现场宣读了米拉写来的信。
遗体被安葬在住宅庭院的一棵老树附近。这个地点并非国家陵园，也不是专门修建的纪念墓地，而是他的私人家宅。对支持者来说，这是“回到家”；对反对者来说，则是一个未经国家认可的政治符号落幕。
理解这场葬礼，不能只看他去世后的街头人群，还要看到南斯拉夫原有的制度基础。铁托去世前，依靠个人威望、联邦制度和“兄弟团结”政策，暂时压住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之间的矛盾。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共同组成的国家，表面稳定，内部却存在不同历史记忆和宗教传统。
1980年铁托去世后，联邦权威逐渐削弱。科索沃问题在1981年爆发大规模抗议，民族关系持续紧张。到了1989年，米洛舍维奇推动强化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并借助群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他的做法赢得了不少塞尔维亚人的支持，却也让其他共和国更加警惕。
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解体进入公开阶段。随后，波黑战争在1992年爆发，克族、穆族和塞族武装长期交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难民。米洛舍维奇并非所有战场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但他对塞族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使其很难摆脱责任争议。
1995年《代顿协议》结束波黑战争后，米洛舍维奇一度被视为能够谈判的政治人物。遗憾的是，这种角色并没有改变他与西方国家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1999年科索沃危机升级，北约对南联盟实施持续78天的空袭，南联盟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平民伤亡和难民问题进一步扩大。
米洛舍维奇曾试图以强硬姿态维护国家统一，也曾在早期通过亲西方政治人物向美国示好。但在南斯拉夫分裂加速后，他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动员。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既能带来支持，也会锁死妥协空间。对手越多，政治语言就越强硬；语言越强硬，战争就越难避免。
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争议和大规模抗议中失去政权。2001年6月，他被塞尔维亚当局移交给海牙法庭。两年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黑山举行独立公投，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共同国家也随之终结。
因此，2006年的葬礼并不只是为一位已故总统送行。街头的5万多人，悼念的既有米洛舍维奇本人，也有那个已经瓦解的国家，以及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亲人。只是当棺木埋入波扎雷瓦茨的庭院后，关于功与罪的审判，仍留在幸存者、档案和法庭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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