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50年3月的台北，保密局监狱里弥漫着血腥和霉味混杂的气味。审讯室的灯泡瓦数很低，光线昏黄，照在墙上留下一圈晃动的阴影。谷正文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厚厚一叠卷宗。他的手里攥着一块石头——一块田黄石，上面刻着一个“仓”字。桌子的另一边，还摆着一份他自己剪贴拼凑的“供词”，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陈宝仓已招供”几个字。
谷正文把这出戏排练了很多遍。他抓了陈宝仓，那个51岁、身体早就被多年征战掏空了的老将。他要的是让吴石看见这块石头，看见这份“供词”，然后像所有被拿住软肋的人一样，慌神，崩溃，开口。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谷正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每当午夜梦回，都会从床上坐起来，盯着黑暗发呆。
吴石看了一眼那块石头，又看了一眼那份假的供词。他没有否认，没有追问，没有讨价还价。他几乎是平静地，甚至带着一丝解脱地，开了口。他认了。所有的情报，所有的传递，所有他能说的事。他亲手写下供词，签了字，按了手印。整个过程利索得像是在签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
可当谷正文追问“还有谁”的时候，吴石像一堵墙一样挡了回来。所有事，他一个人扛。一个字都不多吐。
谷正文愣在原地。他审过的共产党不计其数，有硬扛到底的，有痛哭流涕求饶的，有装疯卖傻的，有开口咬人的。可他从没见过这种——招得比谁都快，可招完了一看，自己什么都没捞着。吴石把“招供”这件事，变成了一招绝杀。
这件事，谷正文想了一辈子，到死都没想明白。他晚年接受日本NHK采访时，别的案子都吹得天花乱坠，唯独提到“吴石案”，他总要卡壳，反复念叨同一句话：“我就是想不通，陈宝仓刚抓，吴石怎么就全招了？”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往回拨，拨到这场风暴开始的那一天。
一根导火索
1950年1月29日，台北泉州街26号。保密局的特务已经在这栋房子外面蹲守了将近两个月。他们要抓的人，代号“老郑”，真名叫蔡孝乾，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走过长征的老革命，也是当时中共在台湾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蔡孝乾被抓了。但这个人不简单。他靠着对地形的熟悉，趁着黑夜逃了出去。保密局的特务气得直跺脚，满台湾地找他。蔡孝乾躲进了嘉义县的农村，天天吃地瓜、啃咸菜，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可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日子。他想念台北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更要命的是，他想把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弄出台湾。
蔡孝乾找到了朱枫。朱枫是华东局派来的交通员，1949年11月刚到的台湾，负责联系吴石和蔡孝乾。情报工作的规矩是单线联系，吴石这条线和蔡孝乾那条线不能交叉。可蔡孝乾开了口，朱枫也只好拒绝。她去找了吴石，让吴石帮忙办一张出境证。吴石让副官聂曦去办，聂曦在申请表上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就这一张名片，要了所有人的命。
保密局从蔡孝乾遗留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