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秋，重庆歌乐山一带阴云密布。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办公室里，徐远举手下的人正在反复追查一份秘密刊物。后来，这场侦破牵出了中共地下组织，也把江竹筠推到了敌特的审讯室里。
许多人通过影视剧认识徐远举，记住的往往是他的狠毒，却很少注意到沈醉留下的那张照片。照片中的徐远举并非影视作品里那种夸张的凶神恶煞，而是中等身材，脸色阴沉，鼻梁高突，眼神逼人。沈醉称其“鹰钩鼻”和“鹞子眼”，这种外貌描写，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象，却也折射出他在特务系统中的真实形象。
有意思的是，特务头目并不一定都长着一副凶相。徐远举有时反而刻意摆出斯文姿态，穿着整齐，说话慢条斯理。他很清楚，审讯不仅是施暴，也是一场心理较量。先让对方放松，再突然翻脸，是军统、保密局惯用的手段。
徐远举早年地位并不算高，后来得到毛人凤器重，逐步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并兼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周养浩则任副区长兼督察室主任。两人都掌握侦缉权，却彼此提防，尤其在破获地下组织、争夺功劳时，矛盾更加尖锐。
沈醉回忆，徐远举不愿把自己掌握的情报交给周养浩，周养浩也总想摸清徐远举的底细。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各有靠山，各有盘算。破获《挺进报》相关地下关系后，功劳归属更成了争执焦点。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地下人员的镇压，反而使手段更加急迫。
江竹筠被捕，与这张情报网的收紧直接相关。1948年6月，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牺牲后，她继续留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同年秋，她在万县被捕，随后被押往重庆。敌人把她视作突破地下组织的重要目标，试图从她口中获取人员、联络方式和组织线索。
审讯开始时，徐远举据说故意表现得颇为客气，询问姓名、职业等基本情况。江竹筠没有因为这种表面的礼貌而放松，她只回答可以公开说明的问题，其余一概沉默。办公室里的气氛很快发生变化，所谓“文明审讯”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
徐远举厉声威胁：“你到底说不说？”
江竹筠回答：“该说的已经说了，不该说的，问也没有用。”
这类对话的具体字句，后来在回忆录、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有不同版本，不能简单当作逐字实录。但江竹筠拒绝供出组织关系，是多种史料共同确认的事实。她面对的也不是普通讯问，而是保密局设计的一整套刑讯体系。
沈醉在回忆中提到，重庆特务机关备有多种刑具，拳打脚踢只是最粗浅的手段，更残酷的方式包括烙铁、杠子、电刑以及强迫吞食刺激性液体等。关于具体刑讯细节，后来的叙述常有文学化加工，必须与可靠史料相互核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说法，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江竹筠遭受了长期、严酷的折磨，却没有供出同志。
值得一提的是，沈醉本人也并非旁观者。他曾长期负责军统系统的后勤与行政工作，刑讯器械的配置，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回忆录中的一些细节，既是对旧日同僚的揭露，也带有晚年回忆的复杂色彩。不能因为他后来写下了忏悔式文字，就抹去他曾经参与特务活动的历史责任。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29岁。她没有等到重庆解放，也没有亲眼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化。她留下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不在于审讯室里某一句传说中的对白，而在于长时间高压之下始终没有改变立场。
徐远举后来被押送改造，1973年在北京病逝；周养浩则在1975年获得特赦。沈醉于1996年去世。三个人的人生结局不同，却都无法绕开重庆地下斗争留下的历史记录。沈醉回忆录中的照片，保存的是一个特务头目的面貌；而江竹筠的案卷，保存的则是那套特务统治如何运转，以及一个普通女性怎样在暴力面前守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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