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意的栖居”到生命的守望——西部生态文学的生命意识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态文学也紧跟时代步伐，思想内核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型。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到李娟《我的阿勒泰》《羊道》三部曲，再到杨志军《雪山大地》、阿舍《阿娜河畔》、索南才让《野色》等，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一个代表，西部生态文学佳作频频。不同于带有“问题意识”的生态文学创作，也不同于一般游记、科普类生态写作，西部作家常年扎根基层，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记述游牧之艰辛，以赤诚的心灵捕捉万物生灵之根，指向对生命的哲思与追问，创作出具有生命意识的生态文学作品，备受读者青睐，有力促进了生态文明大众传播。

西部生态文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当代生态文学命题“诗意的栖居”的构建。海德格尔认为，“栖居”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逗留”，而“诗意”则是栖居的本质，因人以天空所象征的神性来度量自身所产生。简言之，“诗意的栖居”即人本质的存在。“诗意”是人之神圣特征的流露，而“栖居”是人对大地的态度。“诗意的栖居”作为人之本真的存在方式，基于人对生命本质的了悟，更是生命之本能的渴望。无论是刘亮程、李娟对文学新疆的塑造，还是索南才让、杨志军对青藏高原的书写，无不蕴含着对“诗意的栖居”生存理想的营建，显示出多维的生命意识，构成西部生态文学重要的思想特征。

笔者在《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一书中曾指出，所谓“生命意识”指的是“具有意识能动性的生命体在身体、心理及灵魂层面对生命本身及其与外界关系的认识与反应”。身体指向外部世界，心理指向精神世界，而灵魂生命意识则指向人心灵深处的需要，代表生命本质的存在。西部生态文学多关注人心灵深处的渴求，指向灵魂生命意识的觉醒。刘亮程在《一切都没有过去》中说：“我渴望在一种人们过旧的年月里安置心灵和身体。”他之所以多年坚守对诗意乡村的描摹，就是要寻找心灵居所，不只为人类，也为万物。在他笔下，无论是驴、马、鹅还是坎土曼、古币乃至古城，都有“心灵”，都需要归宿。他在《龟兹驴志》中写道：“散乱的人群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灵居所，无论是上天的神圣呼唤，还是一头小黑毛驴的天真鸣叫，人听到了，都会前往，全身心地奔赴。”当灵魂生命意识被开启，心灵栖息地得以呈现，万物生灵皆愿前往。所以，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作家隔了遥远的时间距离在孤独中回望并执守他的乡村，那不仅是对乡土文明的守护，更是对心灵归宿的追寻。《大地落日》《冯四》《修门》等文均表达了这一追寻历程，它是一段漫长的熬炼。如《逃跑的马》中所说：“马老得走不动时，或许才会明白世上的许多事情，才会知道世上许多路该如何去走。”然而，它已经老得走不动了。这就是生命，有其与生俱来的缺失与遗憾、哀叹与悲恸，唯有寻到心灵居所，才能被抚慰并得以成熟。

如果说刘亮程在为万物找“魂”，李娟则是在为生命找“根”。她在《羊道·前山夏牧场》中提起牧民转场的艰辛时写道：“但又怎么能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根呢？它明明比世上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更为深入大地”。是的，李娟笔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其深入大地的明证：他们餐风露宿，顺时而迁徙，不正是“诗意的栖居”生动的呈现吗？无论是那个初为人母的病弱小母亲对命运的忍耐，还是弥留之际的大黑牛对死亡的接受，都是万物生灵对自然天命的认识与顺服。深谙大地，忍受苦难，节制悲伤，不惧死亡——敬畏自然的牧民正是在这种栖居的生活方式中发现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牧民艰辛的游牧生活不仅是对人类本真生存方式的践行，更是对自然天命的信仰与对生命本真的守望。当作家意识到此时，她“不知该站出来不顾一切地高声赞美，还是失声痛哭、满心悲凉”。原来，“诗意的栖居”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与生命需要，来自人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与觉醒。当这个生命需要被发现并被满足，“诗意的栖居”便得以实现，生态问题的根源也得以解决。由是观之，西部生态文学已然超越了外部生态书写，指向人类终极命运的探讨，以文学揭示并满足人类本真的生命需求，以其深厚的生命意识推动了西部生态文明的普及。

西部生态文学的发展并未止步，当它把“诗意的栖居”从“人与自然”拓展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把“生命意识”从个体生命认知升华到群体意识，便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了情感厚度。无论是刘亮程笔下的蒙古族，还是李娟文中的哈萨克族，索南才让、杨志军小说中的藏族，阿舍笔下的维吾尔族，都与其他民族和衷共济。在《雪山大地》中，汉藏两个家庭以生命为纽带，成为骨肉至亲。“父亲”与藏族头人角巴爷爷生死相交，“母亲”为救治藏民而牺牲，作为汉族人的“我”放弃城市回到草原承继父辈的梦想，三代人血脉交融的经历与奉献自我的行动，成为国家历史、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怀的构成部分。小说以诗意的语言开篇：“向上的路衔接着冰白与蔚蓝，生命的制高点如此地光亮啊，爱与太阳跟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这是“父亲”前往草原途中所见：冰白与蔚蓝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展开向上的路，飞奔于路上的父亲感受到生命制高点的光亮——它来自太阳一般热烈、无私的爱，充溢着理想主义基调。在小说中，作为汉族干部的父亲常年深入草原，与藏民同吃住，创办了沁多草原上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家贸易公司，并积极推动生态移民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竭力筹措资金在雪山深处修建第一个麻风病医疗所……父亲以其特有的远见卓识与舍我其谁的英雄胆气，守护着高原上的万物生灵，为我们呈现一幅汉藏共处、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图景；他对牧民现实生活的关切、对高原生命的敬畏，正是其生命意识的体现。可以说，“父亲”所代表的一辈人正是因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生发出对高原的热爱，而多民族共同生活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其献身高原的信念支撑。从“诗意的栖居”到生命的守望，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扬，西部生态文学以诗意的表达、深邃的哲思与纯粹的理想直抵人心深处，探索生态文明传播之路，呈现出生态文学发展的更多可能。

（作者张艳丽系应急管理大学应急文化传播与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