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沈阳军区火箭布雷车生物试验失败，吴虹提出下次用真人试试

1974年8月，沈阳军区某训练基地草原上，吴虹盯着仪器读数，又看了一眼刚结束试验的羊和兔。火箭布雷车连续发射后，噪声达到154分贝，压力波为每平方厘米0.014公斤，数据均在规定范围内；可解剖结果却显示，一只羊肺部出现出血点，一只兔耳膜破裂。

问题一下变得棘手。仪器说可以，生物试验却留下了疑问。若人员不能留在驾驶室内发射，这辆车就必须停车、下车、远距离操纵，所谓快速机动便要打折扣。

吴虹后来回忆，研制人员开会分析后认为，羊和兔在试验前的身体状况并不清楚，解剖结果只能作为参考。经过请示，试验决定重做一次，重点复测噪声和压力。

第二次数据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吴虹据此提出：“既然仪器数据没问题，那下次就用真人试试吧！”这句话听起来冒险，实际背后却有严格的试验逻辑：先测参数，再复核数据，最后才安排人员登车，而且首次只上两个人。

这辆车并不是从成熟装备改进而来。1973年6月，沈阳军区工程兵人员在七二四工厂靶场观看火箭爆破器试验。火箭拖带爆破带升空、落地，给了吴虹一个启发：既然火箭能够把炸药送出去，能不能把防坦克地雷送到更远的位置？

七二四厂研究所副所长杜永刚很快拿出了方案。每发布雷弹装载10枚六九式防坦克地雷，先利用火箭爆破器发动机进行试验。这个想法并不复杂，难的是如何让地雷按要求打开、散布，并在落地后保持战斗状态。

1973年7月，工区用十多天加工出两发试验弹。由于农田里玉米正旺，试验地点选在辽宁东沟县海滩。第一发火箭布雷弹飞行距离达到1660米，却出现弹道摇摆、方向偏右、地雷和伞绞在一起等问题，10枚地雷集中落在不足10米的范围内。

第二次试验只调整了定时引信，结果仍不理想。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火箭发射能够解决“快”，却没有解决“准”；开仓时间过晚，地雷来不及形成有效散布。

沈阳军区随后派人学习广州军区的经验。回来后，研制方向被确定为“快”和“远”：发射车要有较强越野能力，布雷弹射程要达到3公里以上，还要减少进入阵地和撤离阵地所需的时间。

1973年11月，沈阳召开战术技术论证会，沈阳军区工程兵负责总体工作和战斗部布雷机构，七二四厂负责布雷弹，一二七厂负责发射车，三七五厂负责发动机推进剂。12月26日，方案通过审查，要求在次年“五一”前拿出样品。

一二七厂选用解放牌越野车作为底盘，采用笼式发射架，并把原本需要人工操作的固定装置改成气动插栓式自锁机构。发射车既可手动也可电动调节高低，进入阵地后能较快完成准备，发射后迅速撤离。

时间非常紧。工厂采取边设计、边审查、边投料、边加工的办法，关键丝杠还送到南京专业工厂赶制。经过连续奋战，1974年4月26日，第一台火箭发射车提前完成试制。

4月27日，综合摸底试验展开。发射车完成20发火箭布雷弹的单射、连射，并进行了258公里带弹行军。结果表明，车弹配套基本良好，发射和行军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但弹着精度和地雷散布仍需改进。

吴虹还从战术使用角度提出了新的设想。面对敌方装甲目标突然出现，车辆不能每次都长时间停车准备，于是研制人员在驾驶室内增设瞄准装置、角度表和点火装置，逐步形成“边行进、边瞄准、边发射”的快速布雷方式。

回到那场生物试验。经过复测，研制人员和工兵部队发射手争着登车。为降低风险，吴虹决定首次只安排一名司机和一名工程师。司机小吴来自雷锋连，驾驶技术熟练；一二七厂陈斌武工程师负责操作。

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后，车辆按程序行进、瞄准，到达位置停车，发射架升起。轰鸣声过后，小吴和陈斌武平安走出驾驶室。围观人员这才放下心来，车内发射由此获得了关键依据。

后续难题集中在射程、精度和地雷有效率上。七二四厂进行了30多批次内弹道试验，改进推进剂；又通过静抛试验调整抛射药量。为提高飞行稳定性，设计人员尝试让火箭旋转，却因转速过快导致伞雷缠绕、地雷破损。

失败并没有让方案终止。研制人员发现，火箭需要适度旋转以提高精度，但开仓抛雷时不能转得过快，随后提出增加助旋发动机。经过反复观察和试验，地雷从雷仓抛出时形成较理想的圆柱状散布，地雷进入战斗状态的有效率才得到改善。

定型前，发射车带弹行军300公里，共发射210发火箭布雷弹。试验基地认定装备达到要求。1979年2月，工程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沈阳召开定型会，批准其设计定型，正式命名为“1979年式火箭布雷车”。直到多年后，吴虹仍把这段研制经历视为参加众多工程装备项目中最难忘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