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活重锤敲碎的时光之恋爱婚姻

作者：张爱民

军队生活结束了，我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活人怎不能叫尿憋死。“夜半浊酒慰寂寥，天明走马入红尘”。

我到市里，找到在市委工作的三表哥，他是市编办主任。我拿着在民政局报到的手续给他，想请他给我找个事情做。三表哥说，你回去找民政局，把你在部队开的那套手续再退回来。退回来？这咋退呀？人家能给我退吗？

我了解到大表姐和县民政局局长是同学，就找到大表姐，她答应帮忙。我马上就到供销社买了两瓶酒和两瓶罐头加两盒点心，晚上一起赶到县城局长家里。

在局长家吃晚饭，局长的大女儿认出了我，说：我们还是小学同学呀！我笑笑：“是啊！我们是同学。”但在心里想，同学是同学，可我们两人有着天壤之别呀。同学不尽同路，殊途未必同归。

大表姐给局长说，这是我表弟，刚当兵回来，希望能给他找个事做。局长说，他是农村户口的义务兵，不符合条件啊！军队回乡的军人要安排工作，必须要符合八个条件的其中之一。首先是军官。二是转志愿兵后，在军队干满十二年。三是要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勋章。四是十二岁以前父母双亡的孤儿……好像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其中还有一条是什么结婚一年以上，妻子是城市户口的，也可以考虑安排。这不是扯吗！义务兵就不容许谈恋爱，咋结婚啊？我唯唯诺诺不敢多说话。表姐给局长说，要不把他当兵回来时的手续退回来，叫他三哥再想想办法？局长扭头给我说，你这样啊，你去找你三哥，看看怎么操作？叫他直接和我联系。

我又到市里找三哥。三哥说，好了，你不管它，到时候再说吧！我回家等，没事情干，天天和战友晏军泡在电影院玩。当秘书的二表哥看我不做事，怕我学坏，就叫我到“房屋普查办”帮忙搞房屋普查。我就在房屋普查办画图、填表。

一天，二表哥兴奋地给我说：你三哥打电话，让你去市

里，马上就去！这样，我就打了一张条子，文书签字，二表哥批示，领了42元的工资。

到市里找到三表哥，他却说不巧，那个谁出差了，周末也没回来，还要等两天。我就去市农业银行找八表哥，他在市里读电大。八表哥住集体宿舍，但他搞了一个电炉丝炉子，自己做饭吃。我去那天炖的羊肉，两人还喝了一瓶“大中华特曲”。就在八哥宿舍吃住了两天。

星期二，我直接到三哥办公室，他带我找到区委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又让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带着我，坐212吉普车到了一个“纸袋厂”。办公室主任下车和厂长说了几句话，又带我去到一家“童鞋厂”，最后才去的“工农兵鞋厂”。办公室主任带我见了厂长，就给我说：“你跟着厂长好好学吧！他是待业青年起家，很能干，在街道上创办了这家鞋厂。”

厂长说：“目前厂里条件很差，没有食堂，在旁边单位搭伙。宿舍也没有床，城市里木头少，你自己用厂院的那些砖，码一张床吧！”我就在厂院里拣砖码床，码好后去八哥那里拿行李。

这样就算上班了。厂里给我定的月工资是37块5，按天算有提成。吃饭是从厂办旁边的铁丝网挖的一个圆洞，钻出去到另一家单位搭伙。

晚上下班，我到三哥家里给他汇报我的情况。三哥从他自己屋里拿了两瓶“绿豆大曲”和一壶食用油，带上我一起去看望街道书记。书记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人很随和。三哥说：“这给书记拜年有点早吧，只是来看看您，表示一下感谢。”

书记问我三哥：“领导在哪里高就，干什么工作呀？”

三哥说：“在市编办。”

“哦，编辑部呀？”

“呵呵，是！”

扯了几句闲话，三哥又去我住的地方看了看，说还很干净嘛，可以。

厂长给我安排的工作，首先是跟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跑业务。他比我小个两三岁的样子。他带我在厂里用一个稍大的黑色手提包，装了六七双样品鞋，我提着，然后去各个商场鞋子专卖柜，找服务员或者柜长推销鞋子。年轻小伙很能拉下脸，他谦卑地给那些女服务员不厌其烦地介绍样式和质量，还嬉皮笑脸地说：“好姐姐啊！你们吃干饭，也得给我们搞碗稀饭喝吧。”跑了半个月，根本没有商场愿意买我们的鞋子。只有几家商场鞋子专柜答应，留下20双、30双在柜台试卖。

我是穷得卑微酸臭，但心气高。总之，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再说，我天生就不喜欢卖东西，喜欢拿钱去买东西。我又算了一下帐，工资除去吃饭，每天还能剩下二毛六分钱，再买牙膏、香皂、洗衣粉，每月连五块钱也余不到。于是，我在心里斗争了好几天，还是给三哥说，我不想在厂里干了！

三哥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你可要想好哇，先咬紧牙关干着。生活费不够，你可以每月到我这里吃几顿。你八哥在市里读书还要一年，你也可以到八哥那里混几顿。等有机会的时候，从计委弄一个商品粮指标，老书记离我这么近，将来请她帮忙，给你在市里找个媳妇，安个家。”我还是不想干。三哥有些生气，肯定在心里想，费了这么多工夫，给你找个事，你干几天就不干了……但他也没办法，只好给我说，那你想好了就算了。

那天晚上下班，我借了三哥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从市里骑行35公里直接回到了家乡的镇砖窑厂。找到大舅的老二，我给他说，我想来砖窑厂上班。二表哥说，你去找你二舅，他和厂长关系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镇上找到二舅。二舅拿了一张信纸，用蓝色圆珠笔写了几个字。大意是：厂长，现有我外甥，复员军人，党员，想到你单位上班。烦请妥处安排。

我把自行车骑回市里还给三哥，在厂里结了20多元工资，带上行李就到砖窑厂上班了。我被安排在保卫科当科长，工资48元，2元医疗补助，5元科长职务津贴。保卫科加我一起共三个人。一个老人，是个党员，一个小孩儿，是会计的弟弟。都是厂长和会计的同村人。

有一次，我给姑妈说，我从三哥那里回来了，现在砖窑厂上班。姑妈叹了口气：“唉，我的侄儿一个也没安排好。你就应该赖在你三哥那里莫走唦！”我慌忙给姑妈解释，不是三哥要我走的，我自己要回来，三哥还劝了我很久。姑妈又叹了一口气：“唉呀，你呀！”姑妈这几句话的潜台词，是我过了多年以后才明白的。老人家是怪我“不上气”，没有韧劲，不能坚持，缺乏耐心。总之，怕吃苦吃亏，受不了罪，成不了事。

我又失去了这第二次的人生好机会。如果按照三哥给我安排的路走，也许我的生活会是另一番风采。人的认知、胸怀，确实是和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以及自身的修为，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是目光短浅，才命运多舛。

当时砖厂的生意十分红火，买砖要排队，打抢。很多拖拉机半夜都提前开到厂里，堵在窑门口占位置。有些拖拉机手，想早点买到砖，也和我套近乎。我们晚上值夜班，白天还要指挥拖拉机按次序停放。我就对三个人进行分工，采取“三班四上”。白天有个人在厂区晃荡就行了。

也就在这时，我恋爱了。我和晏军的姐姐晏林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晏林在镇电影院上班。我在家里没事，经常在电影院看免费电影，彼此产生了好感。那天，我回家吃饭，正在喝酒，她到我家去了，认真地和我说，院长今天问我了。我说，问你啥了？她墨迹了半天才说：“院长问我是不是在和你谈恋爱。”我说：“谈就谈呗，难道你怕了？”

她说：“我怕也不怕。要谈就应该真正的谈。”

当天晚饭后，我们就到街道边垭子口上面，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压马路恋爱聊天。

关系确立后，我又请了在小学教书的四表姐和电影院院长作媒人，给晏林的养母去说和。

他们两人去和我对象家一说，她养母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她说，这娃子没什么说的，但据说他送了一张照片给他在小学教书的同学，那女老师是不是在和他谈？还有就是，一个雀雀儿，也得有个窝呀！意思是我得先把自己住房的问题解决好。

紧接着，晏林养母的大儿子过十二岁生日筹客。晏林叫我一定去参加。我没有钱啊，真的。我硬着头皮拿了十二块钱去了。晏林养母很高兴。这样，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在她亲朋好友面前算是公开化了。

事后，晏林给我说，干脆我们结婚吧！我当时就认为不妥，这也太快了吧？她说：“你怕什么？我们也不用再通过两个媒人帮忙说和的，直接去我家给我养母说！”我是有点怕，但还是鼓足勇气，买了两瓶酒和其他的东西，就和她一起去了她家，给她养母说，我们想结婚。她养母拉长着脸，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当天晚上，我四姐又把我送给她养母的东西送到了我家。四姐给我说，晏林养母说，这叫什么事啊？两个娃子直接给我说要结婚。哪有这样的事！

我当时还有点慌，心想，玩了，这事搞砸了。晏林说，你莫怕，你到砖厂开个介绍信，我就在电影院开个介绍信。我们明天就把结婚证领了。我就按照她说的办了。

到镇里领结婚证时，买了一斤糖果，一包白鹤烟。我二哥不在，文书直接给我们写了结婚证。拿了结婚证，我们去了一趟市里，我想给她买点衣服，反正天气暖和了，也就给她买了一套花格裙子，一件真丝绸的红色半袖上衣，配了一个粉色的裙裤，共花费了70多元。我自己什么也没买。

从确定恋爱关系到领结婚证，这条路我们只走了23天。

“从此烟雨落金城,一人撑伞两人行”。晏林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才过几天，她又和我商量正式结婚的事。她说，这样不明不白地住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可结婚要钱啦，办酒席，买衣服……我哪来的钱？

当兵复员，前一年复员的，医疗费都还是480元，到了我复员这一年，医疗费就只有40到80元了！按最高给我算的，复员时也只带回来200多元。他妈的！人倒霉，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回家东跑西游地晃荡了几个月，战友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请人喝顿酒就要十几块，早花光了。人穷了借钱也借不到啊。走哪黑到哪歇吧！

在商量结婚的时候，计划请客。她说，我们亲戚朋友都不请，放场电影就好了。我说，还是要请供销社的我们两人的同学，两个单位的领导，还有我县里的几个同学和部分战友，她同意了。我们在政府招待所定了三桌酒席，排了十六个菜每桌十八元钱。

结婚日子定好，客人也都通知了。我在厂里就请一天假，早上她到县电影管理站拿电影片子。本来片子是最低租金每部8元，她说自己结婚，两部都没收钱。晚上开席时，我砖厂来了四个领导，送了两个水瓶、两盆塑料花、一面镜子。所有亲戚我都没请，妈妈、哥哥、弟弟，表哥表姐、包括我二舅都不知道。我只请了二表哥，他帮忙陪我的厂领导。电影院的人都回家了，一个人也没来。吃好晚饭，晏林只好自己亲自放电影。

我的结婚仪式就这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司仪，没有“知客”，也没人闹洞房。多年以后，我和晏林拌嘴，她还捡我的过错说：“老子这一辈子，真是划不着，连婚纱也没穿过。你算白捡一个媳妇！”

我结婚没多久，同村的一个退伍军人，他和镇委书记的儿子是沙洋农场的战友，也被安排来了砖厂保卫科，但科长的位置被我占了。他对我很不服气，我安排工作，他老是和我打蹩，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好，安排的不合适、不合理，还挑拨离间我和另外两个厂员的关系，甚至跑到厂长面前说我的坏话。刚开始我隐忍，后来我也生气，干脆不理他，逢他值班我就跑回家，我值班时他也回去。厂长看我们两人也是不好调和，就征求那两个队员意见，小孩子没有说什么，老党员给厂长说，比较起来还是科长好些，人品好。于是，厂长就决定，把他调到了405砖机车间当副主任。

我从砖厂每次下班后回电影院家里，要走五公里。晏林心疼，就用结婚时收的礼金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时候，她已经怀孕，还渐渐显怀，但还是要骑自行车下乡放电影。她老是埋怨我没时间陪她，我们两人为此争吵过几句嘴。

那天她突然说自己肚子疼，我要到砖厂上夜班，就叫妈妈到电影院陪她。夜里上厕所回来，她给我妈妈说：“孩子掉了……”妈妈早上到她上厕所的土堆旁去看，发现小孩子已经成型，还是个男孩。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命里不该来呀……”用铁掀就地挖了一个坑，把我那刚成型的孩子埋了。

晏林的养母也因肾盂肾炎住进了镇医院。我想着还是要缓和家庭关系，就买了麦乳精、藕粉、罐头、点心，一个人提着去看她。事情过去几个多月了，她心里还是过不去那道坎，看我来了，就愤愤地说：“你来做啥子？我还没死，你们没把我气死。拿走，放这里我给你甩出去！”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那时候就是赔礼、道歉，也只会加重她生气。就低着头，静静地坐在她病床旁，任她数落。一直陪养母打完针，然后又送她回家。把我买的东西放在家里，我说了句“莫生气，好好休息，我要回去上班”，就走了。还好，东西没被甩出来，我就在心里想：有门！

紧接着，镇经委通知我参加全镇集中整党学习。我们企业上几个党员报到后，又安排回各自的农村支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我认识了街道总支书记和蹬点的县妇联主席，她们都对我印象很好。期间，大队书记做我的工作，想叫我回大队任民兵连长兼企业主任。我不想干，回去和媳妇说了这事，她也不同意。谁知在学习结束，重新选举班子成员时，我竟然全票当选了。还未分工，我就以媳妇不同意、不支持，要是勉强干，将来工作也无法开展为由坚决推辞了。

在我学习的半个月里，厂里出了几起事：一件是被盗了两个双千斤板车轱辘，一件是小卖部被抢走了一个空的黑色皮包，还有一件是厂里失火，烧了一堆搭砖用的芦苇帘子。厂长对我很不满，认为是我不在岗才出的事。

当时砖厂在镇办企业中效益比较好，厂长也是退伍军人，但背后有人说他是被部队开除的。经委想叫他重新入党，派我到县里“外调”。我在县武装部、民政局、档案馆都没找到他的任何资料。他好像认为我没用心，所以对我更是不怎么感冒了。

正在这时，街道总支书记找到我媳妇，说想叫我到街道总支给他当文书。我媳妇一听比较高兴，街道总支对面过马路就是电影院，可以照顾家里。总支就是原来的小镇，也只管我们本大队和街道居委会。我认为这也是个机会，工资少点就少点，如果干得好，也许会像总支书记一样，搞个招聘干部。所以，我就从砖厂辞工，回到了总支上班。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一下子少了十二块五。

当时电影院已经不景气，工资发不出，媳妇又怀孕，而且检查有“静脉曲张”和滑胎的迹象，还要打“黄体酮”保胎。生活上难啊，难得很！难是难，但我必须咬牙坚持。

熬到媳妇快生产的时候，镇医院不敢接收，只有到县医院。没有钱，咋办？我找到二舅的老二，叫他帮我找信用社的主任，说我想养猪，要求贷二百块钱款。当时就在信用社桌上写了《贷款申请》，主任马上签字，从信用社贷了二百元钱。

怕出意外，比预产期提前了十天，我就带上妈妈和媳妇到县城住院。医院伙食不好，我就在县政府大院食堂打饭端回病房。十一天后，我的宝贝女儿来到了人间。出院时医疗费花了五十多元，还是我妻弟晏军结的帐。我们也就花了几十元的伙食费。

回到电影院办喜酒的时候，媳妇的养母也来了。还挑了一篮子油条、一篮子面条，还在上面铺了五十元钱。

女儿满月酒后，我正在凑钱，想把贷款还上，媳妇竟然在去县城取电影片子的时候，买了一个电饭煲回来了。真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费真是够超前的，很多干部和有钱的家庭都没有这东西，我这么穷的人家居然先用上了电饭煲。我抱怨她，还给她养母说了。她养母说了一句话：“那好费电啊，能用得起呀！真是皇帝佬卖马的钱都敢用！”往后和她生活的几十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她养母说的这句话，那真是准确，经典，一针见血！

在我女儿三个月时，镇委书记、镇长、常务副镇长，还有担任镇办公室主任的我二表哥，四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要将我媳妇从电影院调到砖厂去当“发砖员”。二表哥当时就给他们说：那是我表弟媳呀！镇长说，这是镇委的决定。

二表哥私下给我说了这事，我吃惊不小。二表哥在会上已经做了工作，遭到反对，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就找我二舅，给他说了这回事。可当时镇委书记和我二舅矛盾也很深，曾经想把我二舅调出镇委，去当财贸总支书记。我二舅找了县纪委才没被调整。不管怎么说，我是他亲外甥。他还是找到一把手镇长，给镇长说：这女孩是个孤儿，她来电影院上班是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要把她调走，还是要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后来我也找了组织委员和主管电影院的宣传委员，以博得他们的同情。我还找了在镇上“蹬点”的县妇联主席。

调动这事，始终就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媳妇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正式当面说过这事，包括电影院长和镇上领导。我也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事是镇长搞的鬼。他想叫经委干事的妹妹到电影院上班，人多养不了，就想把我媳妇调走让她来顶替。

反正没人通知，我和媳妇也假装不知道，就一直赖在电影院。镇长就批评院长，叫他把我媳妇赶走。院长连话都没敢和我媳妇说。镇长没辙，又想了一招，租赁。要院长租赁，自己组阁，不聘我媳妇，把那个女孩聘来上班。院长不敢，就请假回家了，大家都不上班。镇长还是不停地逼院长。

我是真生气了！守在政府大院门口，想找镇长理论理论。那天晚上，我看到镇长一个人在门口办公室，我就进去，开口就质问他：

“镇长，你为什么说，要把我媳妇调到砖厂去发砖？”

他说：“我没有说，是要实行租赁，院长聘谁就是谁。”

“那我们也可以租赁。”

“这还要镇党委决定。”

“这还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镇长办公会议决定的。”

“一会儿党委决定，一会儿又镇长办公会议决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你不要认为你是镇长，就能一手遮天！”

他说一句我怼两句，而且我越说越激动，镇长有点插不上嘴了，他就来了一句：“你他妈的还要不要我说话？”

我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用手指着他吼道：“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再骂一句试试！小心我对你不客气。不要认为你当镇长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当镇长了，你我都一样，都是普通公民。你不当镇长了，你也就是个普通党员，也和我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听到我说党员，马上就来了一句：“你一点组织原则都没有，你还是党员？”

我又拍了一下桌子说：“我不光是党员，还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

大院里住的干部和家属，街道上的居民都围来看热闹，门口和窗口都围满了人，但没有人敢进去劝。司法所长来了，吼了我两句，想震住我。我叫他滚一边去。总支书记和我媳妇的养母来了，书记不停地批评指责我，养母打我、捶我、拉我。我才闭了嘴，被她们拉回了家。

第二天，司法所长还到电影院给我赔礼道歉，解释了半天，说是哪个干部到家里喊的他，他不来又不好，叫我不要见怪。看来，还真是鬼都怕恶人！

以后的日子，总支书记大会小会地批我：“有些人没一点组织原则，你还跟人家一样，人家坐飞机，你咋不坐？人家出门就是吉普，你只能骑自行车！”在一次开总支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时，他也这样不点名地批我，街道的几个党员干部，那天晚上也在镇政府门口看热闹，也知道批的是我，所以都扭头看我。我满不在乎，有什么大不了的？心中一点也不为这次的抗争后悔。

当时，镇上所有的干部都已经人心惶惶，传言马上机构改革，要撤销三个小乡的党委、政府，设立临时机构“办事处”，街道撤销总支，只留一个人任办事处主任。

是话都有根儿，是萝卜都有茵儿。传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两个乡的原党委书记调任镇党委副书记，那个偏远乡的党委书记调任街道办事处主任，我的原总支书记调任镇农委主任，副书记调任经委副主任。有职务的是由县常委会直接下文件，没有职务的由县委组织部下的文件。一切似乎皆大欢喜。我是没人管的临聘人员，又一次失业，成了孤雁。

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又有话说，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今天，上帝又一次关上了我的门，但为我开的那扇窗，到底在哪里啊？我等待着，苦苦地寻找着……

——于2026年1月22日

2026年9月修改

【作者简介】张爱民，襄阳市作家协会，谷城作家协会会员、华文原创小说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