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个被骂作“猪将”，一个被讥为“常败将军”。偏偏到了国民党军战局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仍把几十万军队交到他们手里。
前一个是刘峙，后一个是胡宗南。
有意思的是，这两人都不是靠关系混进军界的无名之辈。刘峙早年有“福将”之称，胡宗南则是黄埔一期生中的头号红人。可当战场从军阀混战变成大兵团较量，他们身上的短板便遮不住了。
刘峙的起点并不低。
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后，他率部参加南昌、龙潭等战役。中原大战期间，刘峙又站在蒋介石一边，官职一路升高，成为国民党军嫡系将领中的重要人物。
那时的刘峙，甚至被称为“常胜将军”。
转折出现在抗日战争初期。
一九三七年，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刘峙负责指挥第一战区部分作战。保定等地接连失守，国民党军一路后撤。刘峙在早年战争中积攒的名声，很快被消耗干净。
“福将”变成了“长腿将军”。
此后，刘峙逐渐淡出一线指挥岗位。可到一九四八年六月，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徐州“剿总”总司令，辖区横跨苏、鲁、豫、皖，掌握着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大批主力。
这个任命一公布，连国民党军内部都不踏实。
刘峙资历够老，对蒋介石也足够服从，但他很难压住邱清泉、李弥、黄百韬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真正复杂的作战事务，往往还得依靠副总司令杜聿明。
问题已经摆在地图上。
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看似兵力庞大，实际分散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各兵团互相观望。蒋介石又不断从南京越级下令，前线将领既要听徐州，又要等南京，命令常常反复变化。
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拍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开始。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收缩时行动迟缓，渡河条件又没有安排妥当，很快在碾庄地区陷入华东野战军包围。
黄百韬急等援军，徐州方面却始终无法形成统一行动。等增援部队向东推进时，解放军的阻援阵地已经筑牢。
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覆灭。
这不是刘峙一个人的失误，但身为徐州“剿总”总司令，他无法回避指挥失灵的责任。随后，刘峙转往蚌埠，徐州部队的实际指挥落到杜聿明手中。
刘峙后来被人讥为“猪将”，正与这段经历有关。不过，把淮海战役失败全部推给他，也遮住了更深的问题：蒋介石越级干预、派系彼此提防、各兵团保存实力，早已让整个指挥体系难以运转。
胡宗南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长期追随蒋介石，升迁速度很快。到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所部驻守西北，兵力不断扩充，成为国民党军中势力最大的军事集团之一，时人称其为“西北王”。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集结重兵进攻陕北。
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军进入延安。胡宗南把这当成一场重要胜利，南京方面也大加宣传。
可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后，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采用“蘑菇战术”，牵着胡宗南部队在沟壑纵横的陕北来回奔走，再寻找其薄弱部队集中歼击。
胡宗南占了城，却找不到主力。
一九四七年三月，整编第三十一旅在青化砭遭到歼灭；四月，羊马河战斗中，整编第一三五旅又受到沉重打击；五月，蟠龙守军被歼，大批军用物资落入西北野战军手中。
短短四十多天，胡宗南连续遭受三次打击。
更棘手的是后勤。胡宗南的几十万部队深入陕北，粮食、弹药都依赖漫长运输线。西北野战军不与其硬拼，而是不断袭扰交通，迫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一九四八年春，宜川战役爆发。刘戡率部增援宜川，在瓦子街地区遭到包围，整编第二十九军受到毁灭性打击，刘戡身亡。
胡宗南的“西北王”招牌，裂开了。
人们后来称他为“常败将军”，并不意味着他从未打过胜仗。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指挥方式过分依赖优势兵力和据点，一旦遇上机动灵活、善于集中兵力的对手，庞大的部队反而成了沉重包袱。
刘峙守不住徐州，胡宗南困不住中共中央。一个压不住骄兵悍将，一个握着重兵却始终抓不到对手。
可蒋介石仍离不开他们。
他们是黄埔嫡系，是多年形成的军政网络中的关键人物，也是蒋介石认为足够可靠的人。对他而言，能不能控制部队，有时比能不能打胜仗更重要。
这才是最危险的一层。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精锐主力遭到重大损失；胡宗南集团后来也被迫退出西安，继续向西南收缩。刘峙与胡宗南没有扭转战局，他们自己也被溃败的部队和不断缩小的地图推到了角落。
蒋介石手里的棋子还在，棋盘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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