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白公馆内，值班看守杨钦典抬脚在楼板上重重跺了三下。牢房里的罗广斌等人听到信号，立刻砸开脚镣，朝后山方向冲去。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谁也不知道这次逃亡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杨钦典并不是普通狱卒。河南农村出身的他，少年时期便因家境贫寒投身军伍。1940年春，他进入西安军校分校教导团受训，1942年被分配到骑兵部队。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重庆，后来成为白公馆看守班班长。
白公馆关押的，多是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要犯”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钦典负责开门、押解、巡逻，也因此长期接触狱中人员。宋绮云夫妇、他们的孩子宋振中，以及罗广斌等人，都曾与他有过接触。
狱卒和囚犯，本来隔着一道铁门。但白公馆的日常并非只有呵斥和命令。罗广斌在放风时常与杨钦典交谈，谈共产党的主张，也谈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和败局。
这些话未必立即改变一个人的立场，却会像钉子一样留在心里。杨钦典长期生活在军队和特务系统之中，对命令习以为常，可重庆战局的变化，让原本稳固的服从开始出现裂缝。
1949年9月6日，杨钦典奉命参与押送和处置杨虎城家属及随行人员。行动地点在重庆戴公祠，杨虎城之子杨拯中等人遇害，宋绮云夫妇和年幼的宋振中也未能幸免。杨钦典后来承认，自己参与了这次行动。
这是他一生中无法绕开的污点。尤其是宋振中年纪尚小，却同样死于那场暴行。遗体被处理、现场被清理，执行者以为只要不留下证据，事情就能从世上消失。可对亲历者而言，记忆并不会因此消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白公馆后，罗广斌再次劝说杨钦典：“局势已经变了，别再替他们卖命。”这句话并非一锤定音，却与外界不断逼近的解放军声响交织在一起，使杨钦典不得不面对选择。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政人员准备撤离重庆。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机关下达屠杀命令，渣滓洞先响起密集枪声，白公馆也被列入清理范围。遗憾的是，留给狱中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
当时白公馆看守力量相对薄弱，杨钦典掌握着牢房钥匙。他没有把钥匙交给上级，而是递给罗广斌等人，同时给了一把铁锤。罗广斌明白过来，带人砸开脚镣。
杨钦典走到外面观察动静，随后对警卫喊道：“解放军进城了！”警卫一阵慌乱，有人逃散，有人离开岗位。楼上的三次跺脚，成为约定信号。罗广斌等人打开牢门，分成小组从后山撤离，共有19人脱险。
屠杀队伍赶到白公馆时，牢房已经空了。由于现场没有发生预想中的抵抗，他们误以为任务完成，随后撤离。三天后，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杨钦典没有逃走。他留在原处，等候解放后的处理。罗广斌等人获救后返回白公馆，带着他到重庆市公安局自首。杨钦典把参与处置杨虎城家属、看守白公馆以及协助越狱的经过，全部作了交代。
那19名获救者也联名证明，杨钦典在关键时刻打开了牢门，直接帮助他们逃过一劫。经过审查，他没有被追究此前全部责任，获得了自由。按当时情况，他本可以留在重庆接受安排，却选择回到河南老家，做一名普通农民。
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1966年夏，杨钦典因国民党旧职经历被捕，随后被判刑，关押在四川省有关看守场所。家人受到牵连，妻子在申诉期间去世，儿子也承受了压力。狱中的杨钦典承认自己参加过早年的暴行，同时反复说明，自己确实放走过白公馆的19名人员。
文革结束后，家属持续申诉，当年获救者也出面作证。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复查，撤销原判，不再追究杨钦典的刑事责任，他重新回到河南生活。
此后，他仍以务农为生，生活并不宽裕，却多次前往重庆参加有关纪念活动，讲述白公馆屠杀的经过，也不回避自己曾经参与处置杨虎城家属的事实。2006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来到河南见他，询问当年经过。杨钦典如实讲述，杨瀚则表示，主要责任在作出决定的国民党当局，并向他道别。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因病在河南老家去世，葬于周庄。关于白公馆最后一夜的记载，后来被收入罗广斌等人的回忆材料。那三次跺脚，既是一个看守临阵改变立场的信号，也是19条生命从铁门后面逃出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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